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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县城读高中，第一次进县城，看什么都新鲜，最令我开心的地儿是新华书店。星期天上街买生活用品，一定要到新华书店盘桓良久。那时候新华书店日子红火，营业员牛哄哄，你喊她们拿书架上的书看，她们也爱搭不理。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自然怯懦。看见店员本来漂亮的脸蛋上了一层霜，就打怵。有一回，惊见书架上有老师推荐的小说《围城》，急迫却又小声地叫店员拿来看。那店员正跟同伴聊得热火朝天，见我要看书，就懒洋洋地踱过来，盯着我问：“哪本？”我有点慌，一指书架上的《围城》，她一伸手把旁边的一本书拿过来，“啪”的一声扔到柜台上。我一看——《绿色黑暗》。心里惴惴，该不该跟她说拿错书了？她看我磨磨蹭蹭地翻书，就砸过来一句：“买不买？”我慌忙掏钱，买下了这本吉洪诺夫主编的《绿色黑暗》。 《绿色黑暗》是一本苏联作家获奖文集，作者除了诺夫（懦夫）就是斯基（司机），我现在还想，那时我是不是个懦夫？对那个脸如同茄子挂霜的售货员是不是该生些怨恨？七年之后，我回县城教书，还总去那个新华书店，只是它搬离了镇中心，偏于一隅了。书架变成开放式的，没了柜台的阻隔。售货员也比较热情了 ——冷冷清清的店面，偶尔进来的几个顾客，证明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违心而购的一本书，花了我两块多钱。要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块多钱对于尚在求学的我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虽然并不喜欢那些斯基们的作品，但是心疼钱，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谁知道从此认识了更多的“斯基”，如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瓦西里耶夫、肖洛霍夫等等，继而扩大到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作家，诸如狄更斯、毛姆、莫泊桑、大仲马、巴尔扎克、雨果、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 对于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来说，读这些作家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那本来就是他们的功课。然而在高中就接触这些，却是难能可贵的，而有这样的机会，我似乎该感谢新华书店那个店员了。
我读《围城》的时间因此被推迟了三年，直到读师范，在学校旁边一个小书亭里，买了一本盗版的《围城》。黑心的盗版书商，胡乱排版，错讹百出，看得人十分吃力。我只好边看边更改那些错字、标点符号，苦思冥想那脱漏的地方该是怎样的话语。至于一段一段的乱码，更是让人七窍生烟，那时候网络还没有这么发达，没有资料可查，只能靠自己胡猜乱蒙了。就这样，一本《围城》看了一个多月。等到看完，这盗版书籍上也密密麻麻地多了蓝色的笔迹——那是我想当然的校正。后来上班，偶然逛书店，看到了正版的《围城》，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回家和盗版的一比对，竟然有些小小的骄傲——我的校正大多跟正版相符合。 其实最近正在读梁文道的《我读》，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读书笔记。内容多是梁文道在凤凰卫视中文台读书栏目介绍的一些新书、奇书。在我看来，读《我读》是一条读书的捷径。不知为什么，读它我就忽然想起自己读书的经历，进而推想大多数人的读书经历。感慨现在的读书人真幸福，有梁文道这样的大家推介好书。买书也不困难，实体书店大到好几层楼，可比县城的小书店大多了；网购就更方便了，去当当或者亚马逊随便挑选，还不用看脸色，支付书款，快递到家。可是，我在写此文的时候，翻检新近买的书，竟然发现，才看了不足五分之一。于是就非常怀念无书读、淘书读、甚至是读盗版书的日子。 载《松原日报》2019.5.22 读书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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