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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在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的部队反攻南昌的同时，位于江北的第五战区燃起了烽火。徐州会战结束后，第五战区经河南、安徽转移到湖北。武汉会战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了枣阳，然后又迁到了樊城，其战区部队撤到了平汉线以西的湖北西部、北部和河南南部，跟日军对峙于随县、枣阳、襄樊一线，而平汉线以东则只剩下在大别山一带打游击的廖磊第21集团军了。现在第五战区的任务最为重要：巩固鄂北，屏护重庆。  我们之前的文章说到第九战区的部队反攻南昌，其实当时不只是第九战区，其他战区的部队也都在出击，这就是蒋介石所说的“四月攻势”，而反攻南昌就是“四月攻势”的一部分。日本人被打了，那肯定会采取报复行动。于是，日军将报复对象选在了江北的第五战区，随枣会战随之爆发。 其实，早在“四月攻势”前，武汉周边的日军就已经开始频繁调动，这让李宗仁警惕了起来，而且在随枣会战爆发前，第五战区就通过他们潜伏在南京的情报人员何益之把情报传向了樊城。所以在随枣会战爆发的时候，李宗仁是有准备的。果不其然，进入五月后，冈村宁次集结了第3、13、16师团等部队，开始对随县、枣阳等地区展开攻击。  按照冈村宁次的部署，日军以藤田进第3师团在中路，负责中央突破，沿襄花公路攻击；荻洲立兵第13师团位于右翼，向襄花公路北侧迂回；藤江惠辅第16师团位于左翼，向汉水东岸攻击。得知日军的部署后，李宗仁也进行了相应的布置。为了保证面对日军“两翼包抄、中央突破”的战术发起攻势时不是很被动，李宗仁让汤恩伯率部出桐柏山，切断襄花公路，然后与友军合击随枣地区的日军。谁知，汤恩伯不听，还告诉李宗仁：“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李宗仁就很好奇，汤恩伯的背后有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好担心的？然而，汤恩伯又一次抗命了，头也不回地跑了，所以后来汤恩伯在李宗仁的心里从来就没留下过好印象。 汤恩伯走后，藤田进第3师团主攻正面的随县，与日军交火的是桂军第84军张光玮第174师。这个师的师长张光玮很会利用地形，在短短一公里的纵深中，第174师组织了四道阵地，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其惨烈程度极为罕见。于此同时，正面的塔儿湾一线战斗也异常激烈，守在那里的是第84军第173师的一个旅，旅长梁津于战斗开始前在阵地上修建了大量的伪造工事，用来迷惑日军，结果日军还真就上了当。按照日军的惯例，进攻一处阵地先用重炮轰，这次他们也不例外，第3师团每天超过六千多发炮弹砸在中国军队阵地上，但打中的都是伪造工事。日军看中国军队的战斗工事被打没了后就开始放松警惕冲锋，这时候梁津集中所有的机枪火力把日军压制在了阵地前，日军伤亡开始增加。  藤田进第3师团受阻后，日军开始无赖地用上毒气，中国军队的阵地逐渐丢失，随县随之失守。随县丢了之后，枣阳也沦陷了，李宗仁紧急命令汤恩伯和孙连仲的两个集团军南下堵截向北迂回的荻洲立兵第13师团。这一仗确实把第13师团给堵住了，但忽略了藤江惠辅的第16师团，这支日军在左翼包抄给中国军队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威胁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樊城，李宗仁也被迫将司令部迁往鄂西北的老河口。后来，中国军队反攻枣阳，使枣阳失而复得，这时候三路日军全部退守随县，随枣会战结束。  这次会战在正面战场有一个特殊性，也就是39年春开始，在非特殊情况下，日军每发起一次会战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半个月，一旦超过了半个月，日军的粮食弹药补给就会出现问题，等会战结束后，日军都会撤回原驻地，然后中日两军恢复以前的对峙。 关注我，带你走进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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