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两行之道。 《道德经》开口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即是“言”，有“言”就有“名”。可见《庄》《老》的看法是一致的，而《道德经》以“常道”“常名”作全书的骨干，这样有组织的表现法，决不能出现于《庄子》以前则“道”与“名”并举，显见其依据《庄子》“道”与“言”并举的思想路径。“言”是相对的，“名”也是相对的。庄子说齐物，物如何能齐呢？只有一个方法，便是排遣名言区别，便是“不言则齐”。 《寓言》篇说：“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要齐只好不言，只好不开口，一开口就是相对的，就是不齐。庄子以为“言”是表示意见的，说明事物的，结果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已，所以说“言者有言”；却不能表明事物的真相，所以说“夫言吹”。“吹”是表示万物自然之声的，万物自然之声，自生自灭，不像“言”充满着个人主观的意见。所以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吹”可以喻“道”，“道”不是由“言”可以左右的，这即是说“道”不是由主观的意见可以左右的。“言”只管有“言”，而“道”仍还是“消”。 所以住子提出这样一段话：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饿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齐物论》）意思就是说，可言说性非“有”，离言说性非“无”。“道”还是那么样，不因“言”多而“道”增，亦不因“言”少而“道”损。《庄子》主张“道”在不言,《道德经》便主张“道”常无名。于“道”与“言”的关系，庄子发挥得很多。 譬如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这段话是说什么地方都有“道”，什么言论都可以成立。浅见之人在小成处见“道”，在荣华处见“言”，好像拿住一点道理，便当作全部真理看，大发其议论，弄得全世界成为是非黑白之林。 其实“道”并不给我们一口说尽，它还是另有它的所在。我们所把握的、所论证的，只不过代表“道”的一小部分而已。真理的本身并不全部跑进人类的头脑，仅只部分地跃人，因为这缘故，概念或知识永远不能全然与现实相吻合，总不过是现实的一小片。每一个思想，必须认识出思想都是现实和真理的一部分，然后能区别思想的真伪。真伪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真伪总包含在自然界之中，包含在整一的自然界之中。 “以明”便是听其自明的意思，庄子重“以明”，《道德经》重“袭明”，是同一的看法。庄子除“以明”之外还提出一个“因是”。如上面所说的“无适焉，因是已”。又如所谓“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夭，亦因是也”。这些都是庄子不可知论之最赤裸的表白。 关于两行之道，到了《道德经》书里面，就这样地表现出来：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一章))“无”是“无名”，“有”是“有名”。“无”就本体说，“有”就现象说;“无”就一说，“有”就多说；“无”就虚说，“有”就实说；“无”就同说,“有”就异说;“无”就说，“有”就明说。世间一切道理，总不外有无二面。换句话说，总不外有名无名二面。由有名可以表明一种要求,由无名可以显出一种妙用。《易经》说：“妙万物而为言。”“妙”即“妙万物”之妙，谓贯通天地万物的妙用。“徼”含“份徼”“际限”“界别”之意。谓万物的际限或界别。 就个人言，眼有眼的际限，眼只能视，而不能听；耳有耳的际限，耳只能听，而不能视。推而至于百骸九窍六藏，莫不皆然。各有各的际限，不能相乱。这便是有名之徼。可是在这时，如果遇着一个敌人加以某种危害之际，眼所见的，耳所闻的，乃至百骸九窍六藏所起的动作，都趋于同一的目的——抗拒敌人，这是什么东西在主宰呢？这便是无名之妙。又就宇宙言：天地万物有天地万物的际限，水流径，火就燥，水火不能相乱；四时运用有四时的际限，冬不能行夏令，秋不能行春令。这便是有名之徽。可是天地万物的发生与四时的推移，都能消息盈虚，达到参天地、赞化育的目的，这是什么东西在主宰呢？这便是无名之妙。有名之徽，重分析，为科学之事；无名之妙，重综合，为玄学之事。有名之徼，肯定世间一切的名相；无名之妙，否定世间一切的名第四讲道家的宇宙观|相。有名之徼，发生区别，遂有物；无名之妙，本无区别，遂有道。有名就“学”言，无名就“道”言。可是有名无名，表虽是二，而里实是一。 无中含有“有”的要求，有中含有“无”的妙用。所以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这便是《道德经》书中所表现的两行之道。这样看来，《道德经》的说明比《庄子》又充分多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