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刘平礼（于天津大学知好乐斋） 编者注：本文为刘平礼同志的《为《中华通韵》即将诞生鼓与呼》、《关于传统诗词的断想》两篇文章的摘录组合编辑。 一、欢呼《中华通韵》 毛泽东同志早在1957年1月就明确要求：“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令人欣慰的是，201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了《中华通韵》（征求意见稿）。这是向着新的“官韵”正式诞生前进了一大步，是中华诗词界的大事，功德无量，可喜可贺。 《中华通韵》的制定，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汉语拼音方案》《通用规范汉字表》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为依据，以音韵学理论和诗词创作实践为基础的。其韵部是依据汉语拼音韵母表来划分，并将零韵母的“er”单列为“儿部”，共16部。每个韵部的汉字发音标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发音为阴平、阳平的字即为平声字；发音为上声、去声的字即为仄声字。轻声字列入阴平。多音字音随意定，韵依音归，根据其不同读音分别归于相应的韵部。这样，不仅大幅度缩减了旧韵的韵部，而且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古入声字的问题。 在《中华通韵》发布前后，由专项课题组进行了实验教学，由教育部语言司组织了《中华通韵》诗词创作。上述实践表明，教师教学、学生接受、诗词界创作都无障碍，他们对《中华通韵》感情上认同，创作上应用自如，作品质量也较高。这说明了《中华通韵》是科学可行的。因此，我们认为应当抓紧《中华通韵》的试行，进一步加以完善，并且早日正式颁布施行，使之成为新时代具有国家层面权威性的新韵书。 由国家层面颁行新韵，本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好事。可是《关于制定〈中华通韵>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一方面在前两部分说，“历朝历代都曾修订韵书，并多由国家层面颁行”，“《中华通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国家制定的新韵规范”，“具有权威性”“通用性”。一方面却又在第三部分说，“制定新韵书的目的不是取代旧韵书，而是将新韵的使用规范化”，并且要“以知古倡今、双轨并行为原则”。否定了自己亲口所说《中华通韵》的“权威性”“通用性”。 《说明》虽然也把《中华通韵》说成是“新韵书”，可仍对经800多岁的“平水韵”一类的“旧韵书”恋恋不舍，让其与《中华通韵》“双轨并行”。这就完全背离了制定新韵书的初衷和大方向，失去了由国家层面制定和颁布新韵书的意义。声韵改革中的所谓“双轨并行”，反映了某些人顽固的恋旧情结，既不符合代有新韵、推陈出新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时代发展、语言变化的客观规律。 声韵改革势在必行，新韵迟早都要取代旧韵，这个大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中华通韵》颁布之后，就不能再死抱着“双轨并行”不放，更不能把“双轨并行”当作什么“原则”。必须依法依规施行，而且要以铁的手腕强调其国家层面的权威性。强调《中华通韵》为诗词通韵的国家标准，为“官韵”、“正韵”，取代其他的旧韵新韵。让我们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实际行动为《中华通韵》的诞生鼓与呼吧！ 二、声韵改革，势所必然 今体诗也叫近体诗，“今”“近”相对于古体诗而言，都是唐人的称呼。其基本特点是有严格的格律规则，所以叫格律诗更为贴切。而词、曲也是广义上的律诗，是律化的长短句的有特定句数字数的诗。所以我们应统称为格律诗词（曲）。关于诗词格律，古今学者、专家多有专著介绍，对于“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韵有定位、律有定对”以及粘对等基本要求，诗词界是有共识的。出问题、有分歧的，其实就在声、韵二字。 所谓“声”，是指格律诗词曲句子中每个字的平仄声调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是声律，也可叫做平仄律。今人既然要写律诗、律绝，或某词牌曲调，就必须按平仄律的要求，认真推敲文字的声调，不讲平仄即非格律诗词曲。但是，由于古今语音的差异，某些字的平仄声调会出现变化。正如前人所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困扰今人的主要是古入声字的问题。时过音迁，元代时入声字就已从北方话中消失了。 在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今天，古入声字已经被划分到其他声调之中，不再单独存在了。划分到上、去声的入声字仍属仄声，不会对格律诗词的平仄造成太大问题。只有变为平声（阴平、阳平）的入声字，才会造成今人在阅读古典诗词时辨别平仄声调的困难。既然古入声字早已不复存在，我认为今人在使用平仄律时，应当以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法规和官方认可的《新华字典》注音的普通话为依据来划分平仄，不应将已划入平声的入声字再刻意地单独列出。至于原来要求用入声韵的词牌曲调，我认为可以改用仄声。 所谓“韵”，即格律诗词曲在特定的字位上是要押韵的，押韵的具体规则可以称为韵律。同样的，不讲韵律，不按规则押韵，也不能叫做格律诗词。自我国产生第一部韵书隋代的《切韵》以来，历代都编辑发布官方认可的韵书，作为诗词写作和科举考试的遵循。而且，千百年来韵书都随时代发展而更迭，这是语言文字随时代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 唐开元年间《唐韵》问世；宋初代之以《广韵》和《礼部韵略》；金朝正大六年（1229年）在山西平水任书籍之职的王文郁编了一部《新刊平水礼部韵略》（106韵），稍后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山西平水人刘渊也编了一部《壬子新刊礼部韵略》（107韵），二者大同小异。这种带有山西平水口音106韵体系的韵书取代了宋初的《礼部韵略》而广为流行，被后世称为“平水韵”。至清代康熙年间，又以“平水韵”为依据编写了《佩文诗韵》和《佩文韵府》作为官韵。这中间为适应语音变化和词曲的需要，还先后出现了元代的《中原音韵》和清代的《词林正韵》。“平水韵”问世至今已近800年了，除了入声字音早已从官方语言中消失外，人们的语音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本适用“平水韵”的有些古典诗句今人用普通话读来已经不再押韵。 今人写传统诗词是给说普通话的今人读的，如果再固守800年前的“平水韵”，必然存在拗口、失韵的情况。事实上自元明清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出改革旧有诗词声韵，另立一套符合人们语音实际的诗词声韵系统。于是就有了清代以来的“十三辙”、民国公布的《中华新韵》（194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一批批专家学者也为之不懈努力：196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参照《中华新韵》等韵书编辑出版了《诗韵新编》。197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秦似编著的《现代诗韵》。199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立冈编的《新华诗韵》。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盖国梁主编的《中华韵典》，将今韵、古韵汇成一册，“今韵”分二十韵；同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实用新韵》。 2005年5月，中华诗词学会发布《中华新韵》（十四韵）；同年9月，岳麓书社出版《中华新韵府》等等。应该说，这些都为我国的声韵改革做出了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以普通话语音为规范的、简单实用而又广被认可的新韵书。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是上述名目繁多的新韵书，没有一部是国家主管部门（古代是由礼部，甚至是直接由皇帝）颁布施行或认可的，即便是中华诗词学会也只是个民间社会团体，其发布的新韵尚不具备官韵的权威性。二是社会上仍有相当多的诗词团体和诗人固守“平水韵”，他们把持着话语权，不用“平水韵”就得不到认可，甚至歧视性地规定“使用新韵必须注明”。更有甚者竟联名发布反对诗词“声韵改革”的《宣言》，危言耸听，逆势而行。三是所谓权威机构似是而非、值得商榷的口号阻碍了新韵的尽快确立。 所谓“倡今知古，双轨并行”，只不过是在没有新的“官韵”大背景下的权宜之计。“倡今”，“今”在哪里？以哪个版本为标准？“知古”，说白了就是已经近800岁的“平水韵”。在这样基础上的“双轨并行”，其结果只能是“今”不得立，只是“提倡”一下；而“古”则大行其道，势必继续一“古”独大。 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同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歌创作时就明确提出：“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声韵改革，势所必然；“代有新韵”，历来如此。尽管我也曾使用过“平水韵”以及以“平水韵”为基础的《词林正韵》，但我还是主张尽早颁布新的“官韵”即《中华通韵》，理所当然地应同时废止“平水韵”、《佩文诗韵》。“废止”不是“消灭”。就像处理繁简字体的关系一样，简化字、新韵才是法定的正字、正韵，而繁体字和古韵只能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供学者们去研究，甚至在特定范围内使用，不能再作为官方文字和官韵，不能再与简化字和新韵“双轨并行”了。 三、写诗要真性情，不失赤子之心 诗词格律再严也有其灵活性，也有变通、变格、出格、出律等现象存在。因为格律毕竟只是形式，总是要为诗词曲的内容服务。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言志咏怀，偶有突破格律的严格束缚也是允许的。 有学者曾专题研究了《唐诗三百首》中的五言律、绝的“出格”问题，80首五律中完全合于格律的35首，变格和出范的45首，超过半数。五绝29首中平仄不合、失粘的16首。尤其是作为五绝的第一大家王维，其五绝诗几乎半数出格。（见李树喜《<唐诗三百首>五言律绝的“出格”问题》，《光明日报》2008年2月8日第4版）格律诗词里的“出格”问题，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有的甚至是有意为之。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意豪迈，音韵铿锵，但并不全协律，甚至有“出韵”的问题。陆游曾在《老学菴笔记》中说：“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翦裁以就声律耳。” 今人创作传统诗词，成就最高者当推毛泽东。但其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却是明显“出韵”的，下阕的“舞”、“虎”、“雨”三个韵脚字与上阕的“柳”、“九”、“有”、“酒”是不同韵的。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出韵”的问题，他在自注中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但从该词的意境来看，谁又能说它不是千古绝唱呢？ 话又说回来，今人写传统旧体格律诗词，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要先老老实实在继承传统上多下功夫，依律作诗、按谱填词为好。要以格律为准绳，而不能以“突破”、“创新”为借口，随意背离声律和韵律。 我认为，中国诗词和中国书画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们在追求意境、追求诗情画意方面是相通的。所以，我力求像作中国书画一样写作诗词，努力“写真景物、真感情”，尽可能地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努力。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阅人、看事、待物、观景、悟理、言情，则必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我在《一剪梅·题依依百岁照》中有句：“人生最贵是天然。哭似梅寒，笑似桃妍。”虽然写的是人生，其实作诗填词最可贵的也在“天然”二字。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脱口而出，浑然天成，无矫揉妆束之态，无刻意雕饰之痕，“哭”“笑”皆真性情，“梅”“桃”皆真花容。这种创作状态正是我所孜孜追求的赤子情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