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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德康|发布：2018-04-19 09:08:34 更新：2018-04-19 09:08:34 TA说 从口语到文字再到机器语言，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发展史也是人类思维、思想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史。
一、“神话中的汉字”与“汉字中的神话” 文字对于人类文化的演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拥有了文字，其文化就会加速发展。所以，文字对人类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就像高能物理实验中的粒子加速器，又像化学实验中的催化剂。文字还像生物细胞里的基因（gene），能将人类思想的结晶保存在文字之中。当我们对文字进行字（词）源学考察，就能从文字的源初之义了解到古人的思想、知识和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可把这样的认识活动叫做“文字考古”。 我们知道，神话是一种口头文学，而口头文学是无文字时代（社会）传承民族文化最重要的手段。神话通常是故事（叙事），但是神话不仅仅是故事，神话是通过故事来保存和传承（传播）民族文化（思想、知识、信仰）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因而神话中包含的情节或观念对最初创制文字的人应该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所以，我们既可通过神话谈文字的起源，也可通过字源学分析揭示神话的内涵。 通过神话谈文字的起源，这类神话叫“文字起源神话”。华夏神话里有“仓颉造字”，我国少数民族中如彝族有“伊阿伍造字”（“恒本阿鲁造字”“老人吉禄造字”“毕阿石拉则与神鸟阿风布浓造字”），纳西族有东巴教教主丁巴什罗造字，印度神话中有梵天创制梵文字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有乌鲁克国王恩美卡创制楔形文字，埃及有智慧之神透特造字。我们首先来谈一下“仓颉造字”。
中国东巴族象形文字举例
埃及智慧之神透特造字 二、作为“文化英雄”的仓颉 据说在很久以前，华夏族有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叫黄帝。黄帝所处的时代，华夏族的文化发展水平还很低，所以黄帝和他身边的臣子都致力于发明创造，都是伟大的发明家。 黄帝又称“轩辕氏”，这说明黄帝或黄帝所在的部落擅长制作和使用车辆（轩辕也可能是想象中的车，即黄帝是驾着雷车的雷神）。在黄帝的臣属中：羲和观测太阳；常仪观测月亮；臾区观测星星；隶首对计算有研究；大桡、容成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创制了历法；夷发明了鼓；伶伦发现了声调高低的规律，制作了乐器磐，于是有了音乐；沮诵、苍颉为黄帝史官，他们创造了文字；雍父制造了舂chōng米所用的杵和臼；胲hǎi擅长驯化野牛，最终用牛来耕田；相土发明了马车；共鼓和货狄发明了舟楫；挥与夷牟合作发明了弓箭；胡曹制作了冕（皇冠）；伯余提高了制作衣裳的水平；於则改进了制鞋的工艺；尹寿发明了镜子。 这些传说中的人物或在精神文明方面有所创新，或在物质文明方面有所发明，我们用一个专门的词来称呼他们就叫“文化英雄”，与之对应的神话自成一类，叫“文化起源神话”或“文化英雄神话”。
雷与雷车的传说（“田”形也可能是鼓） 三、“史官”仓颉 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是他的职业身份。“史官”是记录、保存和传承部族或民族历史的专职人员。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们把大量的历史信息记在脑子里，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历史、文化，所以有一个词叫“史诗”（epic），史诗是长篇的以神灵或英雄为中心的口头叙事。“史诗”之“史”说明史诗是无文字时代的历史，主要讲神灵或英雄的所作所为，故事性很强，可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这是从内容（实质）的层面来说的。“史诗”之“诗”意味着史诗通常以韵体或韵散结合的形式呈现，这是因为史诗的篇幅通常都很长，韵体便于记忆。 说唱史诗的祭司或艺人的记忆力很强大，但是史诗通过人的记忆来传承始终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说唱艺人在演述史诗的时候会使用一些辅助记忆的画册，画册中的图像多是对史诗中重要内容的描绘。因此，这一连串的图像就像一个个系物钉，将艺人的记忆亦即史诗内容有序地贯通成一个整体。中国有一部书叫《山海经》，这部书最初是“以图画相配的口诵经文”（图经），后来才形诸文字，即使有了文字版的《山海经》，先前的图画也仍然流传了很久，所以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才会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类似的情形我们还可在国内的一些少数民族那里看到，比如，羌族有辅助“释比”（祭司）念诵经文的图册叫“刷勒日”，尔苏人有“沙巴图经”，纳西族有“竹笔画”。
羌族的“刷勒日”
尔苏人的沙巴图经 实际上，“图经”的出现相对较晚。在更早的时代，人们在经常举行仪式的场所（圣地）周围（崖壁、岩洞、巨石）刻（绘）上各种图像，这些图像我们今天称之为“岩画”、“崖画”或“崖壁画”。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发明了制陶术，陶器成为仪式上不可缺少的道具（法器），人们在陶器上绘制各种图形，我们把这种陶器叫“彩陶”。岩画、彩陶、图经，此三者都与文字（汉字）的起源有关，但是其中的关系还没有得到系统地、深刻地揭示。 如果说仓颉作为史官创造或改进了文字，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专事说唱史诗的“史官”必然被手执刀锥在甲骨竹木上契刻文字的真正的史官所取代。这是因为，相对于口头文学，文字的传播时间、传播范围都是前者无法比拟的；相对于图像，文字更简洁，更准确。所以，从口语、图画走向文字，这是历史规律。 口头文学经图像、符号发展出成熟的文字系统，其间涌现出一批或几批像仓颉一样创制或改进文字的史官具有必然性。仓颉或许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于是我们把发明文字的功绩都算在了他头上。但是，说仓颉是黄帝时代的人，这有些不合情理。华夏族最早的文字系统是商代的甲骨文。商代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多年，如果商之前还有夏代，夏代之前还有虞舜、唐尧，那么，从黄帝时代到商代至少也有1000年。把仓颉看作是黄帝时代的人，这就把汉字产生的时间推得太早了，更何况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比甲骨文还早的较成熟的文字系统。所以，仓颉不可能是黄帝时代的人，而应是夏商之交或商代早期的一位卜或史。 事实上，史可能是从卜中分化出来的，而卜是从巫、祝中分化出来的，我们可将其表达为：巫>祝>卜>史。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巫”的甲骨文为
其本义还不确，有“在屋中抛袖狂舞请神”之说（许慎），有“在屋中持玉请神”之说（罗振玉），有“祭四方之巫”之说（饶宗颐），有“以手摆弄筭筹（筮/蓍）”之说。不管如何解释，都说明“巫”是依靠法器和自身的动作、语言来与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 其次，“祝”的甲骨文为
其本义为“祭主赞词者”，即在神坛上举行仪式时专门用口演唱或朗诵颂神之辞的人员。“祝”的出现意味着“巫”的职能开始分化。“祝”其实代表的是口头文学的时代，即史诗时代。 再次，“卜”的甲骨文是
表示在占卜灼烧甲骨时在甲骨上形成的纵横交错的裂纹。通过裂纹的数目、走向，占卜之人（卜）就能按照卜法确定吉凶、可否，故商人的甲骨之卜是典型的“象占”，即根据图纹占卜，并把占卜的问题、结果用文字刻在甲骨上。当然，这个“卜”也代表从事此业的一类人。“卜”的出现意义深远，这意味着占卜中文字的广泛使用，这与只靠嘴巴唱诵赞词的“祝”有着极大的差别。故“卜”是文字时代（文明时代）的开启者，是创作书面文学的先驱。 最后，“史”的甲骨文是
会意字，表示一只手拿着简策，意味着“史”是刻写、掌管简策的官员。“史”理应是从“卜”中独立出来的，换句话说，“卜”最初也肩负着“史”的职能。“卜”的工作主要面向王侯、国家之事，如祭祀、战争、旱涝、瘟疫等等。这些事情往往需要“卜”（贞人）通过龟筮之道与神灵沟通，为君王决疑。此等大事记录在甲骨上，自然便有了“史”的性质。 由此观之，在发明文字之前，记录历史除了口承史诗还有图像文献（岩画、彩陶）。此外，周人有所谓“周易”，即通过八卦占卜（数占），由此衍生出的卦辞、爻辞理应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除此之外，据说上古还有结绳记事的传统。但是，总的来说，伏羲造八卦、结绳记事之类对于文字的发明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起直接作用的主要还是图像与口语。
具象的岩画
抽象的岩画符号 四、仓颉：文字之祖 先秦典籍如《世本》《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谈到了仓颉，但是说得很简单，就说他创制了文字。秦汉以来的文献对“仓颉造字”的故事增加了一些细节，情况大致如下所述。 仓颉生而神灵，长了四只眼睛，眼里充满灵气，“四只眼睛”说明他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仓颉从小就喜欢在地上摩画各种事物。有一天，从远方飞来一群黑鸟在他家稻田里觅食。鸟飞走后，仓颉发现地上满是鸟脚印，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仓颉开始留心观察各种动物蹄爪的形状，最后他的这一爱好扩展到了他见到的所有事物。仓颉做事非常专一，他“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再通过系统深入地比较，他逐渐把握了世间各种事物的外形特征。仓颉在此基础上采用“依类象形”“因声借字”“形声相益”等方法，创制了六类汉字，即所谓的“六书”： 第一类是象形字，“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第二类是指事字，“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第三类是會意字，“比類合誼，以見指撝huī，武、信是也。”
第四类是轉注字，“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第五类是假借字，“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第六类是形聲字，“以事為名，取譬pì相成，江、河是也。”
按照陈梦家的分析，上述六类字其实可以归纳为两大类：象形字；形声字。 第一大类是以“象形字”为核心，由之衍生出指事字、会意字、转注字，其构字法为“依类象形”“形形相益”“意类小别”，此类字与岩画、彩陶、图经等有关，所谓“书画同源”指的就是“象形字”源于早期图像传统。 第二大类就是“形声字”，此类字以“声假字”（假借字）为核心。“声假字”就是有事有物也有称呼此事此物的口语，但是还没有字，所以就借用发音与之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表此事此物，这样必然导致一字多义，这多出来的新义不是从这个字的原义衍生出来的，而是外在地添加上去的。因此，“声假字”所借之字类似于拼音文字里的字母。“声假字”越来越多，导致同声（同形）异义的字越来越多，造成混乱，因此需要“声假字”具有辨识度，这样就在“声假字”上添加了许多“义符”，通过这样的方式，语音与物形就统一到了同一个“字”上，这就是“形声字”。从“形声字”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道理，那就是：口语是文字的基础，口头文学是书面文学的前身，史诗是成文史（信史）的源头，这就是所谓的“语字同源”。 实际上，“文字”这个词就能深刻地说明汉字的基本构型，“文字”之“文”是象形字
而“文字”之“字”就是会意字兼形声字
“字”的本义是“女人生子”，由之引申出“孳乳寖jìn多”之义，故“形声字”占汉字绝大多数，这是有理由的。总之，“象形字”源于物之形，“声假字”源于人之声，二者一客一主，一外一内，一静一动，一个诉诸视觉一个诉诸听觉，以声随形，以形附声，两两相合，字字相异，这就犹如起了化学反应，最终使“形声字”成为汉字的主流。
五、文字的意义 仓颉发明了文字，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震惊了天地鬼神，于是粟米从天而降，鬼怪在野外嚎哭，有的文献说是兔子在夜里嚎哭。天上下粮食，鬼哭兔嚎，这是什么意思呢？ 东汉有个学者叫高诱解释说：苍颉造文字导致世人变得不再诚实，学会了欺诈作伪、投机取巧，于是舍本逐末，大家都开始鄙弃体力劳动而争当脑力劳动者；就像我们今天来自农村的同学要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谓“跳出农门”；高诱认为大家都不爱体力劳动这必将导致农田荒芜，粮食减产；老天爷预见到要发生饥荒了，于是打开天上的粮仓把粮食直接倾泻到人间；鬼怪之所以害怕那是因为它们担心人类有了文字就会向老天爷告御状，起诉他们，所以吓得直哭。兔子为何害怕呢？高诱说那是因为“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总的来看，高诱这些解释都有点好笑，但是，里面也包含了一些实情，那就是：文字的发明的确加速了社会分工。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心力二分）。樊迟向老师孔子请教农业生产技术（樊迟问稼），孔子很鄙视地说：樊迟目光短浅，没有理想，是个小人（平民）。孔子的这种偏见在我们今天仍大行其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是孔子活着的时候他的这种观点就受到了尖刻的嘲讽。有一次，子路急着寻找孔子，于是向一位正在除草的农人问道：“子见夫子乎？”这位老农瞟了子路一眼，慢慢说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他的意思是：像孔子这种吃闲饭的所谓大师，整天不劳动，甚至连五谷都分不清，还算什么大师呢？ 文字的发明标识着人类文明的产生。在学界尤其是考古学、人类学领域对“文明”（Civil>Civilization）的定义有几个重要指标（如农业、城市、政治、宗教、文字），文字的发明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文字的发明导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这加速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正如我们前面所言，文字是文化演进的加速器和催化剂。文明的演进带来了社会分工，从社会分工里也产生了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必然导致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这里面就包含着社会上层对社会底层的鄙弃，就像孔子对樊迟问稼的鄙视。
子路问津，孔子吃羹 与高诱不同，唐代有一位书画理论家叫张彦远，他是这样来解释“天雨粟，鬼夜哭”的，他说：“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这就是说，文字是人类揭示自然秘密的工具。人对自然的认识深化了，掌握了更多自然规律，于是也就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庄稼丰收，粮食增产，这就像打开了老天爷的粮仓。文字之所以是认识自然的工具，那是因为文字比起口语，在表达上更加严密、准确。实际上，从口语、图画发展出文字，这意味着人类的理性思维、抽象思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越理性，对未知事物就会认识得更深入，对鬼神的迷信也会减弱。 总之，发明文字意味着“人”的思维水平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都得到极大的提高。实际上，在“人”与“自然”之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领域：社会。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文字对于“社会”的影响在于：百工以乂，萬品以察，宣教明化，居德明忌。许慎还指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zé而不可亂也。”这就是说：一方面，文字加速了社会分工，让各行各业、各种事物越分越细，知识爆炸，百业兴旺，商品丰富；另一方面，文字是传承民族文化、推行政治教化、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最重要的工具。
印度种姓制度
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层（布尔迪厄） 六、“仓颉”即“商契” 按照文字学家陈梦家的说法，“仓颉”二字并非指的是一个人，而是商民族中以契刻甲骨为职业的卜、史之官，因此，“仓颉”二字实乃“商契”。 甲骨文是华夏族最早的成熟（系统性、适用性）的文字。甲骨文是刻在龟腹甲和牛肩胛骨上的。在甲骨上刻字，这门手艺不是夏人（豫北晋南）发明的，也不是周人（渭）创造的，而是商人（鲁）占卜、祭祀的产物。《尔雅》有“辞书之祖”之称，是战国解释词义的著作，其中有“仓庚商庚”之说。《夏小正》也是成书于战国的农事历书，其中有“仓庚者商庚也”的记载。“颉”上古音为质部（ia ie ue）、匣纽，大致读为“xie”。商人的始祖名叫“契”，这个“契”按古音也该读为“xie”。由此可见，“仓”即“商”，“颉”即“契”，造字的“仓颉”其实就是商人始祖“商契”。 在字音上我们可以找到依据，其实在字形、字义上也说得通。甲骨文是刻在甲骨上的，“契”字就有用刀“刻”的意思，所以“契”字的古文是会意字，表现的是用一把“刀”在木头上或甲骨上刻“三横一竖”（丰），于是乎我们有“契刻”一词，契刻出来的当然是文字，文字往往用来立字据、签合同，所以我们说“契约”，早期的“契约”往往从中一分为二，由甲、乙双方各执一半，兑现的时候再合拢，所以“契”又有割裂、离别之义，所以曹操《短歌行》唱道：“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因为割裂、分离的东西终究需合拢到一起，所以“契”又有契合甚至情投意合之义，所以陶渊明《桃花源诗》有“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之句。
除了字音、字形、字义，我们还可从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去分析。“仓颉”是文字之祖，是文化英雄，其实他的真身“契”是商人始祖，而商人在文化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甲骨文。所以，仓颉其实就是商契；商契真正代表的是商人上层社会中一群掌握了文字奥秘的史、卜之官；商人把他们最伟大的创造——文字——算到其始祖头上这是很自然的，这就像炎帝发明了农业、医药，黄帝发明了车，舜帝驯服了大象，大禹制服了洪水。传说中的帝王总是所谓的“箭垛式人物”，各种伟大的东西都会被视为与他们有关。 契作为商人始祖，《诗经·商颂·玄鸟》有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屈原《天问》有载：“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司马迁《史记》有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 上述引文讲的是：“五帝”之一的帝喾（高辛氏）娶有娀氏的女儿简狄做自己的小老婆。有一天，简狄和几个伙伴去河里沐浴时，伙伴们正在教简狄学仰泳，此时刚好飞来一只黑色的鸟。这只鸟憋不住了，生了一个蛋，这枚蛋刚好掉进简狄嘴里。简狄回家后肚子越来越大，最后生了一个孩子，取名叫契。契长大后很有才干，帮大禹治水有功，后来帝舜也就是帝喾让他做司徒，主管文化教育，又给他封了地，这个封地叫商，还给契赐了氏，称子。 在上述故事里，有两个细节与“文字的起源”有关。一是契做司徒之官，掌五教，这说明契很有学问。而文字是推行文化教育（宣教明化）最重要的工具，所以许慎才会说：“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所以契任司徒是他作为文字的发明者理应具有的能力。二是契的封地为商，赐姓子氏，这显示了契与商地、商人的关系。“子氏”之“子”在此指的是鸟蛋（子有卵、蛋之义，如鸡蛋称鸡子），这说明契的氏跟他的出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关。总之，这些细节都说明契与商民族是一体的，这也就意味着契与甲骨文（文字）的关系十分密切。 七、口语、文字、机器语言的历史三阶段论 文字是语言的一种类型，手势语或口语的产生是很早的。历史上有不少大学者研究语言的起源，孔狄亚克、卢梭、赫尔德、洪堡特、布龙菲尔德、萨丕尔、房德里耶斯，等等。实际上，很难从历史的、实证的角度比较完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语言的起源其实就是沟通的起源，沟通的起源也就是人的起源。我的意思是，语言与人的本质、人的社会性是交织在一起的，根本没法分开。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发展出用来表情达意的身体语言（手势语）和口语，手势语和口语都属于自然语言。在距今5400年前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这是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文字系统。20世纪上半叶，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上，二进制的计算机语言（机器语言）也逐渐成熟。 在还没有人类的时代，自然自在但未自觉；只有从自然中产生了人，自然才不仅自在而且自觉；今天，人类野心勃勃地正在发展人工智能，想把物改造成像人一样的存在，于是不断改进机器语言，人希望自己即使死了变成了一般意义的物也还能自觉。实际上，现代人发展人工智能的动机里面蕴含着一个信仰，这个信仰与过去几千几万年里人类一直守护着的一个信仰是一个东西，即——灵魂不朽。在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活着并不是人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那个最蚀人心怀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活着？活着有意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人就必须要有信仰，要有各种形式的宗教（各种反宗教的意识形态或思想其实里面都包含着宗教性），始终相信灵魂不朽。 文章转载于：沈德康 文章发布于TA说账号热点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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