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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埃及、两河文明、古希腊为基础，西方总结出了“文明三要素”，即青铜、文字、城市或宗庙。然后，西方学者将之推向世界，认为世界各地考古都要遵循“文明三要素”，达到这三个条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 当然，后来发现西方的“文明三要素”，区域局限性很大，并不能解释世界各地的文明进程，比如文字就不是文明的必要前提。但在上个世纪，中国学者一度非常推崇西方，很多学者将“文明三要素”奉为圭臬。于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找不到成文的文字，就无法证明商代之前进入“文明时代”，就出现了寻找商代之前成文文字的焦虑。 除了寻找文字证明中华文明史之外，文字是最直接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很多上古谜团，历史考古学家都渴望寻找到更早的类似殷墟甲骨文这样庞大的文字资料。因此，考古发现的任何带字的、或带刻符的文物，都无比珍贵，都慎重保管。
以浙江庄桥坟刻符（上图，距今5000多年）、苏州澄湖良渚刻符、丁公陶文等来看，四五千年时中国已能“连字成句”，因此夏朝时期中国必然已有文字。其实，王城岗遗址被很多学者视为鲧禹之都，里面就出土过一个“共”字，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数十个字符，其中有“车”、“臣曲糟”等文字。 因此，商代之前必然已有文字，且早已“连字成句”。问题在于：过去百年考古，发现很多遗址，但除了殷墟甲骨文、遍布多省的骨刻文等之外，其他只发现零星文字，并未集中出土大规模文字，其中原因何在？其实，甲骨文考证早已表明，未来估计很难大量出土商代之前的文字，如此也就难怪周代知道夏代存在。
甲骨文的排版 中国古代纸质书籍，采取“直线纵向”的排版。按照传统认知，这是因为周代竹简文书的缘故，即竹简是一根长条，文字必然是从上往下直线书写，故而传承到纸质书籍时也是如此排版。 让人奇怪的是，大多数甲骨文排版也是如此，也采取“直线纵向”的方式。与之类似的还有商周金文，基本也是“直线纵向”排版。但问题是，甲骨文不是竹简形状，无需从上往下直线刻写，可以横着刻写，那么为何多数甲骨文是“直线纵向”刻写？原因很简单，“直线纵向”的排版方式，模仿的是竹简文书。 2010年，殷墟大司空村出土一件刻辞牛骨（见下图），其中行与行之间竟然划有十几道竖线，仿佛形成了十几条竹简。显然，这是甲骨文排版仿照竹简的明确证据。 学者黄德宽指出：“甲骨文直行纵向的书写特点，是长期在竹简上书写而形成的特征，在甲骨文中的体现”。也就是说，商人书写的材料主要是简册，形成了“直线纵向”的书写习惯，于是才会在甲骨上采取这种刻写方式。
殷墟书写文字 按照一般认知，甲骨文是用刀刻出来的，属于刀刻文字。鲜为人知的是，甲骨文中一部分是用笔写出来的。 百年殷墟考古，已经发现不少书写卜辞，比如1936年挖掘的YH127坑中发现书写卜辞，1973年在殷墟小屯南发现朱书卜辞等。学者统计，类似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迄今已经发现74片，上面文字书写的非常清晰，笔画粗细有度，说明书写者经常书写。
其实，甲骨文一些刀刻卜辞中，不少刀刻文字的边缘，还残留着书写的痕迹。因此，有学者猜测：甲骨文是先写后刻，故而残留书写文字的痕迹；同时，商代金文也是先用毛笔写、再制范铸造出来的。 除此之外，商代还有陶书、玉书等，上面也有不少朱墨书写文字（颜色为朱与墨的文字）。比如，郑州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是书写在陶器上，属于一种镇墓文，证明当时已用毛笔与颜料书写汉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中，都曾出土过“毛笔”书写的证据，比如陶寺遗址的两个朱书陶文，因此使用毛笔蘸颜料书写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下图，陶寺遗址中的朱书文字之一。
总之，商代已有笔墨，已有大量书写文字。但问题是，商代笔墨只是为了在龟甲、玉器、陶器上书写吗？ 甲骨文字证据与西方字母文字不同，汉字属于表意文字，每一个核心汉字，就犹如我们身上的基因一般，往往传达了历史渊源。因此，通过甲骨文字本身，我们也可以揭开一些历史谜团，比如下面两个字：
首先是聿（yù） 聿是笔，古人在“聿”上加了竹字头，就是“笔”的繁体字。 甲骨文中的聿字，就是手执笔的象形，只是后来笔使用竹子制作，故而上面加了竹字头。艺术源于生活，文字源于现实，因此商代必然已有书写的笔。 除此之外，甲骨文“书”肯定与笔有关。另外“史”、“事”等，有学者认为是手执猎具会治事意，但也有学者认为是手执笔会治事意。
其次是典 “典”的本义是指有典范价值的重要文献书籍，甲骨文中的典字是双手捧着类似竹简文书的象形。其中，甲骨文册字与典字上部一样，只是没有下面的双手。问题在于，甲骨文“册”的材料是什么？ 近代董作宾等认为：甲骨文中的“册”是“龟册”，即龟甲串联成册。但甲骨文载体主要是胛骨和龟甲，其中考古发现的胛骨鲜有钻孔（以便连绳成册），因此商人不怎么将胛骨装订成册；有些龟甲上有孔，的确可以装订成册，但上面只有一个位于边缘的孔，与甲骨文“册”上两道绳不同（上图有误，竹简上应是两道绳）。 其实，册字竖条状的东西，与胛骨、龟甲相差太远，明显更符合竹木简的形象。因此，现代学者综合各方考证认为，甲骨文“册”的材质就是竹木简。
综上，毛笔、墨水、简牍等证据，说明商代日常使用的是简牍文书，恰如周公所说商人“有册有典”，而甲骨文属于与鬼神的契约，其中契约之契初义是“刻”，可见甲骨文是一种特殊用途的文献，并非日常文书。 如此，既然商代日常文书是简牍，那么一些历史事件就会在简牍上被记录、传承下来，比如商人先君先王、盘庚迁殷、夏代历史等。武王灭商之后，根据获取的一些简牍，再抄写一代代传承了下来，这或许就是周代知道夏代、史书记载商代之前历史的原因所在。 当然，由于竹木简易腐，故而如今殷墟考古没有发现此类文书，只发现了不易腐的甲骨文。换言之，殷墟中原本或有记录夏代历史的简牍文书，却在岁月中腐朽了，故而今天没能在殷墟找到夏代的文字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商代日常文书是简牍，那么商代之前的夏代、五帝时期、仰韶时代呢？或许使用的也是简牍文书。如此，也就不得不让我们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因为简牍易腐，未来估计很难大量出土商代以前的文字。 参考资料：《观迹定书：考古学视野下夏商文字的传承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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