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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一年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的那样，对于大明王朝而言，或许只是很平常且极为普通的一年，但对于海瑞和王用汲这对好友而言，却是不寻常的。 这一年的十月，海瑞病了。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年1月22日）始有海瑞，至万历十五年十月的这次病重，已是七十四个年头。病危的他拒绝用药，拒绝就医。 十月十六日（公元1587年11月15日），海瑞病逝于南京任上。海瑞无子，此刻身旁除“二媵四仆”，仅有一任职于户部的广东同乡苏民怀。虽然官至都御史，但海瑞也无甚身后物值得收捡。周晖在《金陵琐事·刚峰宦囊》中写道：“都御史刚峰海瑞卒于官舍，同乡宦南京者，惟户部苏民怀一人。苏检点其宦囊，竹笼中俸金八两、葛巾一端、旧衣数件而已。”就只是这样，老乡苏民怀与海瑞生前同仁王用汲一起帮海瑞沐浴、更衣、入殓。至此，海瑞与他牵挂着的国、君、民彻底告别。
而这位王用汲，远不仅是海瑞“生前同仁”这么简单。他们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被罢官，又在之后同时复任并成为南京“同仁”，卒后都被追赠为太子少保，都享有“刚正”的名声。 王用汲，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历任淮安府推官、常德府同知、户部员外郎、南京刑部尚书。这段仕途尚算顺畅，直到万历六年（1578年）。 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皇帝大婚礼毕，首辅张居正便递上《乞归葬疏》，要请假回湖北江陵老家葬父。张首辅这次衣锦还乡的场面可谓是极其风光、极其体面，除了队伍庞大、仪仗肃穆外，还配有戚继光所委派的鸟铳手。湖北当地的官员接到返乡的张居正自然个个都是屁颠屁颠，忙前跑后的。可偏偏就有例外，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巡按湖广的赵应元就偏偏“不入流”，居然根本不睬首辅大人的衣锦还乡。张首辅车驾刚进湖北，赵应元就收拾好行囊，写好假条走了。张居正当然不干，他就是愿意对此视而不见，他手下那些跑前跑后的也不会乐意，于是便要将赵应元除名。 “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归葬其亲，湖广诸司毕会。巡按御史赵应元独不往，居正嗛之。及应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请。佥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应元，且迎合居正意，属都御史陈炌劾应元规避，遂除名”。《明史》 这个时候，王用汲出现了，他上疏万历帝，说：“生病是常有的事情，在座各位哪位没有请过病假？你们都被弹劾除名了吗？那为什么就陈应元例外？”（“夫疾病人所时有，今在廷大小诸臣，曾以病请者何限？御史陆万钟、刘光国、陈用宾皆以方事讫引疾，与应元不异也。炌何不并劾之？”《明史 王用汲传》）他在奏疏的最后直接将此事上升至国家管理层面，说：“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张居正看到这份奏疏，自然是怒不可遏，欲将其下狱廷杖，幸好有张四维从中调停才得以免除，但王用汲还是被削籍为民。 此时的王用汲与海瑞虽尚未有交集，但二人的脾气确已是高度相似，都是铁骨铮铮，硬刚硬上的真君子。所以《道光晋江县志》评价王用汲“直声震天下”，《明史》称他“为人刚正，遇事敢为。”也算准确。 他们俩的相遇，还得到万历十五年。王用汲万历六年被罢官，直到万历十年才重新被启用，历任南京工部郎中、尚宝司卿、大理寺右少卿、顺天府尹等职。万历十五年三月，王用汲调任南京，任右副都御史兼提督操江，这时，王用汲与任南京右都御史的海瑞见面了，二人正式成为同仁，王用汲成为了海瑞的直接下属，直至当年十月海瑞病逝。七个月的共事时间虽短暂，但对于两个品行极度相似的人而言，却足够让他们成为朋友。 二、和而不同 然而，这对朋友对待同一个人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海瑞，深受王阳明的影响，视王阳明为榜样。先说立志。王阳明自小便认为“读书为圣贤”乃天下第一要紧事，海瑞和王阳明一样，自少便以去私、存心、养浩然之气为修身的标准，“以圣贤为必可为，以天下为己任”，正如其在《严师教戒》中说的那样：“君子能降师亲友，则雾扫空澄，纤毫不苟，浩然之气塞乎苍冥... ...有此生必求无忝此生而后可，无忝者，圣人我师，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竞跻巍科，陟膴仕之谓也。”再说为人。王阳明的学生周积辞行时，曾问教于王阳明，王阳明沉默良久只说了三个字“要立诚”。何为诚，诚就是不自欺，不欺人，不欺天地幽冥。海瑞也一样，最反对的便是为人不诚。他反复强调做人不能太“乡原”。何为乡原？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伪善者。乍一听，乡原似乎也不是什么“大恶”，但其实，乡原是危害极大的，且是极具传染性的。因为乡原的“伪善”，让乡原很难“现形”，而不现形则无法“抓现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乡原是极能讨到好处的。这样一来，乡原反而成为榜样。这种“低成本低风险却保收益”的做法，像传染性病毒一样，随着“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一顿传播，真正的“德”者反而成为异类，成了被排挤的对象。 海瑞所不想成为的便是这种人。他说：“今天下惟乡原之教，入人最深，世俗群然称僻性，称太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谓贤士大夫善处世者，或不免乡原之为。乡原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原。”（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 海瑞认为“坏人”分两种，大恶之人与乡原之人。大恶往往可以避免，而要避免自己成为乡原之人才是最难，于是他要求自己“惟务识真”，要“率其真而明目张胆终身行之”，要“直道而行”，以防堕入乡原之列。所以他敢于“骂”嘉靖之不务正业，他敢逆大流收徐阶之私田，敢斗彼时之“当红炸子鸡”鄢懋卿，他反对和稀泥，“任一官，治一事，痛除蠹弊，雷厉风行，严锄豪强，敢犯权贵而有所不畏”，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用这种方式在同时完成“立己”与“治人”，不单自己一人要做到，也同时要通过这些反乡原的措施让别人也都做到，这样，才能在“立己”后“治人”，在“治人”后“治世”，这是海瑞的人生目标， 他确实也是时刻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可以说，不论是在立志，还是为人上，海瑞都是极推崇王阳明的，所以他才会称王阳明为“多才多艺之圣人也”。 而王用汲却不大认同王阳明，甚至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是邪说，我们只从一件事中便能窥见。万历十二年，从万历二年便开始的关于王阳明从祀于孔庙的讨论终于进入尾声。《万历野获编》记：“至十二年，而御史詹事讲首倡议，则又荐献章、守仁，而不及居仁，南科钟宇淳，亦同其义。乃科臣叶遵、主事唐鹤徵，又只主守仁一人。上下诸疏会众议之。”讨论在当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次年即万历三年，王用汲专门就此事上疏对王阳明从祀孔庙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万历野获编》记：“大理少卿王用汲，则单疏专劾守仁为悖叛朱晦庵，且谓守仁曾詈朱熹为夷狄禽兽，至造其像鞭朴之... ...”王用汲认为王阳明公开批判朱熹学说是不当之举，并且认为王阳明曾骂朱熹为“夷狄禽兽”，又鞭朴朱熹雕像，实在是不配祀于孔庙。后来还是万历帝亲自下旨称“守仁、朱熹学术，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才算是平息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且不论王用汲所论是否属实，但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他是极度不认可王阳明的。但我们从王用汲协助处理海瑞身后事的举动却能看出，这并没有影响二人的交往。《明史》记：“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知己，并不需要任何一方的迁就与一味的求同。承认并尊重彼此在个性及认知上的差异，这样的交往，才能称之为“君子之交”。小人之交，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表面上双方很容易就能达成一致，实际上各怀鬼胎。很显然海瑞、王用汲二人的交往，可称“君子之交”的典范。 万历十五年，海瑞病逝；六年后，王用汲辞世。二人的君子之交，终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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