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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散文:我的童年往事

 夏天微语789 2023-09-19


亿聪起名乡土文学社


2023-9-18 11:12 · 来自山东

文:孙希亭

  时间的轮回里,老的回忆没有淡忘,新的回忆越来越多。

——题记

生产队

事物存在都有其价值和合理性,社会总会用一只无形的手,调节和平衡好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而生产队,在当时那个年代自然也有其存在的必要。当然,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的人对它大约早已没了印象。

那时公社下辖若干大队(基本上一个行政村是一个大队,所以一直到现在有些老人还称村委为大队),大队下边再分几个生产队。生产队的农民称作“社员”,社员劳动都是生产队统一安排,生产队负责人是队长和副队长,还配有会计、出纳、记工员和妇女队长等。队长和副队长要定期轮换,通常由社员推举或选举产生,其他人员以推举为主,但比较固定,因为相对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基本不会更换。队长、副队长、会计、记工员和出纳每年能从队里领取适当的工分补贴。

我们村三面环河,西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挖的西河,也是和邻村的界河,行洪能力已基本丧失,河顶河床全是挺拔的槐树和郁郁的灌木,河底是厚厚的野草。北面和东面是新河,是经历了1974年的洪灾两年后集全县之力开挖的一条新河,在我们村的东北拐了个舒缓的弯后一路向南而去,几经蜿蜒,最后汇入全省最大的水库——峡山水库。记忆中的一年四季,这条新河记录着我们童年的欢乐,春天摘野花捕蚂蚱;夏季去游泳放牛捉鱼摸虾;秋天捡柴禾割野草;冬季我们会用自制的滑冰车滑冰……

我们的村子小,有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三四十户人家,场院就在村的四个角。我家当时在二队,要是早上听见“上坡了……”的吆喝声,那便是我父亲,他干了多年的二队队长,一直到“大包干”。随后,各家听到吆喝声便陆续出门去场院集合,开始一天的劳作,父亲则安排当天的任务:xxx和xx、xxx你仨牵大黄牛和花牛上周家林耕地;xx和xxx你俩赶马车上霹雷山去拉石头去……那时很崇拜父亲,看他安排任务的时候觉得好有大将风范,就像评书《杨家将》里的杨六郎在指挥千军万马一般。其实当时工作能力强的生产队长是可以有机会进大队的,但父亲淡泊名利,只是如老黄牛般的辛勤,带领队员干好农活。

那时候虽然社员们都日复一日的劳作,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却低得可怜,后来有的人将这归罪于“大集体”的“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我却不全认可,这在“大包干”后是能有比较的。生产队时庄稼地里的底肥是人畜粪、草沤肥和炕洞墼,平时追肥就是成坛的氨水,用耧播到地里,不象现在化肥品种名目繁多。“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道理都懂得,但那时候的肥力,庄稼低产在情理中。再就是平时病虫害防治,多年的老三样:“六六六”“1605”,还有一种大大的瓶子两斤装的什么乳剂,药效怎样我不明白,只是麦子和黄烟上永远是蚜虫很多。秋季交完公粮后便是各户分粮食,只记得分麦子时满场院大小不等的一堆堆的,每堆顶上压着一张卷烟纸大小的纸条,上面写着户主的名字,我家也就差不多一百斤,至于玉米和地瓜干到底分了多少,却没印象了。现在细思也不得解,那时的父辈到底是怎样把这有限的粮食精打细算的维系一年的生活的?

每个生产队就是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队长既要抓作物增产,又要保生产安全,还要维持好社员间的关系,确保全年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所以责任并不小。为了增加收入,队上往往要搞一些副业,我们队当时就做粉皮、粉条,那是真正地瓜面的,当时没有食用胶。粉皮做好在苇箔上晾晒着,我们几个小孩便会钻到苇箔下偷偷拽下一页吃,软软的甜甜的很好吃,被社员发现的话,我们就四散而逃,其实也就是吓唬一下,谁会去为难几张饥饿中带着馋的嘴呢?

一年吃不上几顿肉的年代里,最难忘的还是场院大锅里的煮肉,能放开嘴吃上一顿是何等奢侈。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队上的牲口病死了,现在想来主要是繁重的劳作和营养不良死的,白天还在地里拉犁,到了晚上有的就会再也起不来了;二是社员家里自己养的猪得了猪瘟死掉的。那些年得猪瘟死的真不少,可能和防疫措施缺失有关,只要死掉了的,不但猪圈要用石灰水消毒,而且也不敢在家煮肉,就连在家解手都不敢,去场院煮就成了唯一选择。这种打牙祭的机会,他们都会叫上父亲,我也就跟屁虫一样,每次落不下,虽然吃不多。这活肯定是饲养员干,白天利用间隙剥皮、分割,晚上队上收工后便开始炖上,当然我大多是在半夜的睡梦中被刚出锅的肉香味儿熏醒了的,然后能够大口吃几块肉。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想来那都是人世间的最美味儿。

那时,每户社员家都是有一块自留地,种的作物算作是对生活的补充。自留地能种点蒜、韭菜什么的,还有一种叫蓘菪的作物,叶片肥厚,分生能力旺盛,可以多次劈叶子,我经常挎着筐子去劈菜,主要用来喂猪,但那物质稀缺的年代,人们也经常作为青菜炒来吃。

作为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存在,生产队承载了何其重要的使命,随着“大包干”的到来,它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任务,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只能以一种记忆保留在史料和人们的回忆里了。

送公粮

  “东方升起红太阳,鞭儿一甩马车就出了庄,红旗渠畔红旗扬,送粮的马车排成行,自力更生夺丰产,队队争送爱国粮……”这首《扬鞭催马送公粮》会让人联想起生产队送公粮的热闹场面。

生产队(包括大包干后)农民是要先交够国家要的公粮,剩下的粮食才是自己的。淳朴的农民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交够国家的公粮,这种觉悟是何等的高尚。当时生产队送公粮的工具只有一辆马车,其余全是小推车。那辆马车的用处很大的,譬如谁家要娶媳妇了,家里人会提前去和队里好言好语打好招呼,那时这马车不亚于现在的婚庆豪车。娶亲那天,赶马车的会一早把马车赶到娶亲的这家,先给马头上戴上一朵大红花,车厢搭起拱棚,上面盖上鲜艳的毯子或床单,车厢铺上新席子,这是新娘的专用座驾,其余若干人推着小推车只是用来推嫁妆,但你不要小看这小推车,推石头和煤时都能推上千斤的。

送公粮的日子,早早的社员们把马车装满,然后是小推车的篓子里也都装上一个尖,马车走在第一个,后面是几十辆小推车,浩浩荡荡的送粮队伍便向十几里以外的公社粮库出发了,这种热闹场面我也不会落下,而我幸福的是能够坐在第一辆马车上,这之前大队和生产队的负责人及会计已经先前到达粮库了。沿途也会遇上邻村的送粮队伍,就相互聊起今年的收成来,十几里路,对于常年推车的社员来说,不知不觉就到了,记忆中的我小时候,也也曾步行去赶过集。

粮库里,摩肩接踵的人们都在排号等待检验、过秤、入库等,从人们的表情和吆喝声中就能体会得到那份焦急。最关键的一道是检验,那时粮食水份大小这块大体是没问题的,因为队里深知粮食水份过大会烂掉。所以检验的主要是杂质的问题,检验员的权力很大,大队长也都得恭维他三分,一句话不到位,就会扣除百分之多少的杂质,过秤时就直接扣掉了。这在多年以后我到农场参加工作期间,带领去总场总库送麦子时,那场景、那检验员,和当年去公社送公粮是一样的。

粮食入了库后,时间尚早,送粮的队伍就会再返回场院,装满送第二趟,所以最晚返回村里的往往都到下半夜,我白天会跟在本队社员留在粮库那儿看热闹,等到晚上才坐马车里或小推车的篓子里回村。其实当时跟着送公粮最主要的还是去吃上两顿公社驻地唯一的饭店里的烩火烧。一大碗香喷喷的飘着肉丝、浮着油花的烩火烧端上来时,你会觉得这是世上最美味的饭食。一直到现在我也很怀念那时的烩火烧,虽然后来自己也动手做过,但终归吃不出那味道了。

后来,国家取消农业税,交公粮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了永久的记忆。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正是这憨厚朴实的劳动农民勤劳种植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交公粮偿还国债、解决城市口粮问题、养活了大批下乡知青……

看戏

去过沂南县常山庄村(红嫂家乡)的人对那里的戏台应该都有印象,那也是电影《斗牛》的取景地。戏台旁边有一棵粗大的老树,那个戏台在地主大院的前面,据说当时地主家的小姐就是在戏台对面那个青砖宅院的二楼上看戏。

其实旧时的农村可能很多村都有业余的戏班,因为只有县里的才称得上剧团,我们村就有茂腔戏班,听说文革期间也排演过京剧样板戏,而且还各村巡演过,但茂腔戏班却是一直延续到“大包干”前。

那时农村的娱乐最主要是电影,公社的放映队会不定时去村里送电影下乡,大约每晚能演两部,正式放映前还要放一部短的宣传片或动画片。再就是村里的茂腔戏班的演出了,基本是在农闲时候,演出的社员也是要给工分的。因为没有固定戏台,每次总要搭建临时戏台,就在村联社前的空场上挖两个深坑,埋入两根约三米多的圆木算作台柱,两根柱子间拉上横幅,这台柱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挂汽灯的。那时没有通电,村里召开社员大会或者演戏时汽灯是最好的照明工具,汽灯在外形上类似马灯,点燃便发出耀眼的白光,一盏汽灯能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埋上台柱后,便是搭戏台,戏台是木板搭起来的必须结实,因为有武生戏要在上面翻跟头,戏台后面用一块蓝色幕布挡着,幕布后即是后台,演员化妆、换装用的。

天黑后,灯火通明,密集的锣鼓和大小钹敲起来,幽怨的二胡声也飘起来,大戏就开始了。当时演的基本是“四京”(《东京》《南京》《西京》《北京》)还有《罗衫记》等,对于小孩子来说只是看热闹,只知道演员在台上咿咿呀呀的唱,断然是不会去研究具体戏词的,台下更像是自己的舞台,互相追逐打闹着。印象深的演员的倒有两个,一个是演《东京》赵美蓉的,唱的那段“观灯”是经典;另一个是武生,忘记角色是谁了,背上四面靠旗很威风,花枪功夫也很好,那枪耍起来密不透风看的人眼花缭乱。这两个演员在村里按辈份我都应该喊大爷,那时也就四十多岁,唱花旦戏的在队里干饲养员,唱武生的以前当过老师。这戏台一旦搭起来,便是要唱好几天,四五邻村的都会来看,煞是热闹。

但戏班终归是没有传承下去,一来没人再去学习,二来村里也没实力发扬下去,后来戏班就那么消失了,当年的演员,现在健在的也为数不多了。作为一种文化,没有了适宜的环境、土壤和种子,也再难存活。现在,茂腔作为地方戏的一种,也已经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人们知道的大约也只有高密和胶南的剧团了。

农村长大的孩子,童年的时光简单、朴质而又坦诚,那是成长的路上最快乐的时光,物质匮乏,所以梦想简单快乐也简单。时光倏忽过去这么多年,中年的忙累之间,那些快乐的记忆总会时不时的在某个午夜梦回的时刻跳回到眼前,那是甜蜜的、短暂的,又是最最悠长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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