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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卷 农 业 一 清末民国时期的农业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农业 本村的自然条件宜于农、林、特综合农业的发展。1884年（清光绪10年），全村有耕地 亩，其中水田 亩，旱地 亩，坡地 亩，河滩地 亩。人口581人，人平耕地 亩，农业生产多以种植业为主。粮食作物有稻谷（饭谷）、糯谷、大麦、小麦、粟谷、荞麦、玉米、高粱、红薯、绿豆、黄豆、豌豆、黑豆、红豆、扁豆等，小麦、玉米、红薯为主要。经济作物有烟叶、芝麻、花生和零星的棉花。 畜禽饲养有猪、牛、羊、驴、鸡、鸭等，无渔业生产。 在封建社会里，大部地区的土地被少数地主占有。在本村，由于地少人多，部分民众从事商业活动，民众生活倒也能够维持下去。明成祖修建武当山时，将包括孙家湾在内的八百里山区赐给武当山，明永乐15年（公元1417年），朝廷户部奉旨将犯人王文政等555户入册，差办事官陈原春等送至武当山管工郭进收管，同时接均州知府吴礼专一提调犯人，为武当山种田地，产粮食，为武当山道士享用。 清承明制。到清末，归武当山管的八百里山区公产被朝廷收回，到民国初期，各地不再向武当山纳粮钱。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农具古老简陋，耕地、整地农具有木制犁、耙、耖；手工农具主要有镢、镐、锨、锄、镰刀、筐、篓。运输主要靠肩挑背驮。 耕作制度。本村属平川、丘陵地带，一年两熟，小麦播种季节按传统经验“过了‘白露’种高山，过了‘寒露’种平川。”由于贫苦农民缺耕牛，往往都是从“白露”种到“立冬”后，所以才有“三个月种，一个月收”之说。播种方法为撒播、点播，普遍习惯稀播。有“稀谷子不向稠谷子借米吃”、“稀谷子大穗”、“斗大四兜秧”、“立牛芝麻卧牛棉，苞谷地里好打拳”等等农谚。不制种，不治虫。 民国时期农业生产仍为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工具、耕作模式依然如故。封建的土地制度未废。六里坪蒲氏、官山姚氏、蒿口李氏当时为占有较大量土地的土著地主，而孙家湾村民由于农商结合，二者兼有，较大数量握有土地的地主尚无有，只有范金乐、范金有、李甲安、罗昌（绰号罗窟眼）几个小地主。李安均工商业兼地主，刘培三、李万兴恶霸地主，陈奉书、江汉兵、李连双、江泽银、江泽润等。刘六兴、刘红兵、吴洪、李鹤最多拥有土地不过十余亩。 解放前夕的1948年，全村人口323户，931人，耕地698亩（其中水田58亩，旱地492亩，坡地68亩）。地主家庭人数78人，占地234亩，人平3亩，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地面积的2.89倍。 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地主通过租田方式，将自己占有的较大量的土地租给佃农耕种，收取地租，进行封建剥削。地租的形式有定租、分租、支租、以工代租和顶拔等。 定租 不分年景的好坏，佃农按租约缴纳租稞。田租额约为户额二分之一，地主租额约为户额的三分之一。田租新谷登场时缴纳，地分上下两季缴纳（据《丹江口市志1992年版卷五》P120） 分租 又称“分庄”。租佃双方按收获分成。有平分、租四佃六分、也有租六佃四甚至租七佃三分。 支租 地主借给佃农种子、肥料，收获后加息一至二分（10-20%），连同租课一并缴纳。 以工代租 根据土质好坏，租地一亩，每年给地主做30-40个工，以顶租稞，此乃多为零星土地出租。 顶拔 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普遍还得预交“领手钱”，俗称“顶拔”，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预交“押金”。 地主在收稞时采用“讲老稞”、“田验稞”、“八当十”以及大斗收稞的手段加重对佃农的剥削。 讲老话 即不管土地水冲沙压，面积减少，租额不变。 踏田验稞，即庄稼成熟时，佃户请地主到田头地边估产。如佃户对地主招待稍有怠慢，本有六成收，地主硬要说成是八成或满收，佃户必须多交租稞。 八当十 即8分地当1亩收稞。 大斗收课 地主的大斗比其他地方的斗大8成到1倍。 据1950年资料统计，全村吃5石稞以上的地主有5户，吃10 石稞以上的有1户。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除了地租剥削，还有雇工剥削。 雇工，有长短工之分。1934年《湖北县政概况》对均县《地主与佃户及雇工之关系》一文中记载道：“雇工有长短工之分，长工全年工价由六至十五六元不等（银元），衣、裤、鞋、帽有津贴者，亦有不津贴者，视预约情况而定。短工每日工资二角，但多按日记工，无按月记者。”按1934年的物价，食盐每百市斤15.15元，白布每丈约0.73元，煤油每百市斤15.89元，小麦每百市斤2.49元，粟米每百市斤3.56元，照这样计算，长工全年工资只能养活1口人，劳力弱、技术差者还不能养活1口人。放牛的童工只管吃饭，无工资。 实际调查情况是：长工衣、裤、鞋、帽多无津贴，仅在夏季给一顶草帽，一条汗巾。一日三餐粗、杂粮稀饭。夏收夏种季节，少数中餐吃馍馍和糙米干饭。只有一年四大节（春节、正月十五、五月端午、八月十五）才能吃肉、喝酒，住牛棚和柴屋。 贫苦小农民还是国家税捐的直接或间接负担者。 沉重的封建地租和赋税剥削，使一家一户的生产者无力扩大生产规模，加上频繁的水、旱灾害和兵荒战乱，民国时期尤其中、后期，农业生产处于灾难时期。粮食产量徘徊不前，畜禽养殖难以发展。农村经济土特产桐油，由于农民一直习惯于旧习，只知种植粮食，期图近利，将一切林木砍伐，改作耕地，广种薄收。“从而产量下降，生产衰败。”（据湖北省统计委员会《调查与统计》第二期13页，民国23年版） 土地改革时期的调查。解放前，孙家湾虽属农商兼有，生活不算最贫苦，但仍有少数农民没饭吃，没房住。冬天没有棉衣、棉被，靠烤火御寒。孙家湾老街“王三要”，无房无地，专靠乞讨过日子。所谓“三要”是：一要吃，二要喝，三要钱。晚上睡在山陕庙大白果树的树洞里。还有一个叫熊太柱的人，老两口一个女儿，没有房屋，经常租住别人的房屋。靠贩卖铁锅维持生计，卖一口锅赚2斤粮食吃饭。他家没有家产，冬天铺竹席，盖蓑衣，从未穿过棉衣，一床棉被盖了二十多年。孙家湾村第一任党小组长丰作甫，在解放前家庭十分贫穷，家住“千柱落脚”的房子（窝棚），没田没地，吃了上顿愁下顿，一年到头没几顿饱饭吃。窝棚里潮湿，全家人生疥疮，奇痒无比，无钱诊治，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忍受着非人的生活折磨。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业 解放初（1950年），各级政府首先在农村组织生产救灾，解决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实行“二五”减租减息，限制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1950年冬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至1952年秋，完成土改任务，使本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粮食等五大财产，从而废除了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63年和1949年相比，全村农业产值大幅增长。 土改后，就获得土地而缺少其它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而言，由于一家一户的分散耕作，无力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仍无法摆脱生活困境。1952年冬，政府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掀起了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至1957年底，经过5年时间，由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350户，人口1408人，入社350户，入社人口1408人，均达100%。 农业合作化后，由于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兴修了堰、渠一些水利设施，孙家湾老街以南的河滩，彭家湾河滩，由长芭茅的河滩地改成了农田，增强了农业抗灾力。在农业耕作方式上推行“五改”：即“单改双”，一年一季生产改为两季生产；“旱改水”，旱地改为水田或水浇地；“低改高”，低产作物改为高产作物；“ 籼 改粳”， 旧籼稻改为粳稻良种种植；“坡改梯”，坡地改为梯田梯地。这一系列举措促进了本村粮食增产。 1958年国家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运动。即而掀起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年底又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人民公社既是政权机构，又是经济机构，工农商学兵“五为一体”。一切土地归公社，取消土地报酬，社员个人的大型农具、大型工具、大家畜等全部折价入社。生产统一指挥，作物统一种植，劳力统一调配，收益统一分配。大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有的生产队还按月发每劳力月工资3元。 “大跃进”的狂热，加上“反右倾 ”运动，使“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劳动人民看不到前途，加之1959-1961年的3年自然灾害（旱灾、水灾、虫灾），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严重减产，口粮严重不足，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三组丰作根、五组边圣山、六组江隆兴、彭明兴等村民因严重饥饿而死亡。 1962年，因国家政策有所调整，在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调整生产关系。对无偿调拔农民的物资予以退还或赔偿。同时允许自留地、自留山种粮食、蔬菜、开放集市贸易，农业生产出现生机，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生活有所好转。 1966年开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把公社、大队一级干部都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批斗，把农民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进行宰割，全村同各地一样，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指挥失灵，生产放任自流。但由于人们坚持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1970-1976年间，农业生产、粮食产量有所增强和提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统分结合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恢复和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民集贸市场，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开始繁荣。 孙家湾村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全村人民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开展治水、治土、治山。1957年至2008年全村共建大小水库4座：南进沟水库、寨沟水库、范家沟水库、寨沟水库二库。水塘15口：火星庙沟大小3口、王家小沟2口、十组花家塘、窑沟2口、十二组钟家沟1口、十二组新塘1口、十三组沟脑1口、彭家塘1口、七组郑家塘（此塘已于1997年3月被村砖厂推平占用）、一组铁路边陈家塘2口。堰渠2条：光明堰、马鞍堰。提灌站六个：彭家湾堤灌站、三队提灌站、四队提灌站、林场提灌站、七队提灌站、十队提灌站。这些水利设施有力地提高保障了孙家湾村农业生产的发展。 引进和购置农业机械。从二十世纪60年代起，孙家湾村就不断引进和购置先进的生产农机具中型拖拉机15台，手扶拖拉机8台，脱粒机5台，大型农用水泵6台，小型农用水泵85台（潜水泵、清水泵种菜人家60%的家庭都配备有），农副业加工机械 9台（套），植物保护机械（喷雾灭虫机械）3部，农用汽车 5部，农用三轮摩托车 8部。 大力推广先进技术，实行科学种田。50年代引进良种，推广合理密植，深沟高垄，排渍防涝，开展虫情测报，加强植保，改革耕作制度；60年代推广薄膜覆盖；70年代推广嫁接修枝高接 换种；80年代推广薄膜育秧；90年代推广大棚温室技术，推行化学除草技术。这些技术的推广实施，使本村农业生产水平赶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亦做到了农业科技“与时俱进”。 生产关系变革 1、土地改革 1949年，共和国成立。1950年7月，土改工作队进村，按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土改政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建立以贫雇农为骨干的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划阶级，没收地主五大财产——房屋、土地、耕牛、农具、粮食，强制其自食其力。1952年秋全面进行复查；查阶级成份有无错划、漏划；查物质分配有无严重不公；查地主分子是否守法；纠正了一批错划的成份，处理了一批土改遗留问题，发土地证，土改胜利结束。全村共划出地主6 户，37人；富农9 户， 32人；中农157户，731人；贫农165 户，672人；雇农11户，48人。小土地出租 2 户 12 人。据不完全统计全村没收地主土地 95亩，房屋 53间，耕牛 15头，农具36件。分得地主五大财产的 11户，48人。占全村当时人口的3.18 %。 土改后，虽然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但由于一家一户人散耕作，部分农户因耕牛、农具不足、家庭成员生病等原因，在一些地方重新出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的两极分化现象。针对这种现象，1952年冬，上级党委按照毛主席指示，遵照“入组自愿、出组自由、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动群众办起了互助组。互助组有常年互助组、临时性互助组和换工互助组。至1953年，本村入互助组户数达174户，占总户数的49.6%。 社会主义改造 1 初级农业合作社 在互助组的优越性不断显现的基础上，由常年互助组进一步组织办成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孙家湾初级社全称为“孙家湾初级农业合作社”。初级社实行农具折价入社，土地入股分红。收益分配“地四劳六”。社员按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定“底分”。农活实行分段包工，工分按完成任务的数量、质量评记（叫做死底分、活评记或死分活记）无定额农活按底分记工。当时本村入初级社农户248户，占总户数的76.9%。 2 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5年秋，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孙家湾村称为“孙家湾光明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社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入社。生产实行高级社对生产队包工、包产、包投资，定奖惩责任制度，生产队对社员按工分分配。经营实行计划、财务、劳动三大管理。收益分配按劳取酬。对寡、孤、独者“五保”（吃、穿、住、治病、死葬），对军工烈属优待，使他们生活水平不低于或略高于一般社员。 高级社的建立，标志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完成，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3 农村人民公社 1958年10月，实现“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既是基础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即“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不仅土地、耕牛、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公，社员的自留地和部分家庭副业也归公，劳力统一调配，收益统一分配。 人民公社化初期，大搞组织军事化（实行营、连、排编制），生活集体化（撤消社员家庭伙食，按生产队或自然村建大食堂），劳动战斗化（上下工喊广播、敲钟，统一行动）。由于提倡越公越好，劳动无定额，干活不记分，分配平均主义。劳力按月每人发2-3元工资，施行“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的半工资制、半供给制，无偿调用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粮食、资金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1959—1961年，天灾人祸互相交织，人民经济、生活陷入建国后最困难时期。 1959年，人民公社体制上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后改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1962年，进一步落实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的体制，并恢复高级社时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把农民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造成出勤不出力，干活“大呼隆”。 生产队的收益分配，实行每年夏秋两季预分，年终一次决算制度。每年的收入扣除部分占35%（包括生产费、管理费、国家税金、集体积累、上交公社或大队），社员分配占总收入的65%，社员口粮实行“三七”或“四六”开，即三成或四成按工分分配，七成或六成按人口分配（按人口分配的叫基本口粮）。年终决算时，根据全家工分计算所得报酬，扣除实物分配部分，余者发给现金，超者退款。困难户可分期退款或记入往来帐（退款的资金来源农户出售自养牲猪或卖鸡、鸡蛋的所得款）。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改制（土地承包到户） 1980—1981年，推行联产计酬为主的责任制，把一个生产队分成几个组，按组定生产资料（包括耕地、耕牛、农具），定产量、定工分、定承包额和超产奖励、减产扣罚。大型生产资料的使用、劳力的分配、生产计划的制订和产品收益的分配，由生产队协调统一，以强调生产队的组织领导作用。个别集体经济力量不强，生产项目单一，群众长期困难的地方，陆续实行包产，包干到户。 1982年，全面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群众总结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完成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余归自己”。方法简便，群众欢迎。全村100%实行大包干。 1983年以后，完善大包干。大包干责任制从种植业扩展到林、牧、副、渔等行业。承包的形式与内容日益完善、稳定，各项指标都有很大增长。专业户、重点户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孙家湾村“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发展到58户。占总农户的18.2%，这一年，全村粮食达到141万斤，创历史最高记录。1984年5月，上级发展支持农村“两户一体”的经济发展，由自给型粮食生产向多门类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移。一批劳动力从农田耕作经营中分离出来，向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等二、三产业发展， 1995年，全村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达356人。至2008年，从事蜜桔生产的人口占全村人口的25%；在村办企业的就达215人，外出从事工业、建筑业、采矿业、经商办厂及在乡镇企业打工和从事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口占总劳力的48.1%。有力的促进了本村经济的发展。同时，村两委会努力为村民探索发展机遇，寻找经济商机。修桥、铺路改善交通条件，贯彻科学发展观，强调“思路决定出路，创新才能发展”的新思维，积极探索农村产业结构发革，引进山东温室蔬菜大棚技术，农业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 经营管理 （1）合作化时期（1955-1957年） 初级农业社时实行耕牛、农具作价入社（入股股金），土地入股分红，收益按“地四劳六”分配，高级社时的经营管理包括： ①计划管理。以农业社为单位，年初制定出本年度生产种植计划，劳动用工计划、财务收支计划和收益分配计划，把收益分配计算到户，使社员“一年早知道”。 ②劳动分配。劳动力的管理使用，强调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采取三种措施：一是对男女全、半劳力，按劳动力的强弱和技能高低，统一评定每个劳动力的底分（全勤7－10分，半劳力3－6分）；二是制定出每种农活的日劳动定额（一个中等劳力忠实地劳动一天所能达到的数量和质量）；三是推行各种形式的包工责任制，如“五定包工”、“季节包工”、“临时包工”、“专业包工”等。 ③财物管理。农业社设四帐（日记帐、总分类帐、明细分类帐、往来帐），五薄（固定财产、库存物资、耕牛、农具、工分登记薄），一般都制定有记帐结账、现金管理、收支审批、财物保管、钱帐分管、档案管理、财务公开、财务人员交接班等八项财务管理制度。 ④收益分配。采取夏秋预分，年终决算分配制。但由于资金不足，其实不存在秋季预分，夏秋季预分主要是计算口粮，实际是年终决算分配制。分配包括实物和现金两个部分。现金分配是从总收入中扣除生产管理费用后，纯收入再扣除农业税和集体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占纯收入的8%左右），其余为社员劳动所得，按劳动工分计算到户。实物分配主要是粮、棉、油。先扣除国家定购任务，来年种子、饲料（大牲畜和公母猪每头饲料150-300斤，育肥猪每头30-50斤，余下为社员分配，口粮实行“三七”或“四六”开，人平分3－4成，劳动工工分6－7成）。收益分配强调照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利益。对丧失劳动能力、无依靠者实行五保（吃、穿、住、医、葬），对烈军属和困难户有一定的工分、口粮、现金优抚的照顾。 （2）人民公社初期（1958—1961年） 人民公社初期，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劳力、耕牛、农具、资金统一调用，收益统一分配，干活不再记分，原有的经营管理方式被打乱，财务管理陷入混乱，政策上的严重失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收益分配实际无存，农民的积极性被严重挫伤，农村人民生活资料严重不足，农民陷入饥饿困苦之中，有因口粮不足而饿死人的事件发生。 （3）调整巩固时期（1961—1965年） 1960年底，国家纠正“一平二调”错误，给社员重新划分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少量家庭副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小队配备会计员、保管员和记工员。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4、“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极左思想泛监，农民的自留地和劳动管理上的定额包工统统被斥为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线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工副业和多种经营生产。大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修正主义尾巴”。收回社员的自留山和部分自留地，不准社员个人从事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活动。凡房前屋后的丝瓜秧、葫芦秧和集体大田地的蔬菜都被作为“尾巴”予以拔除。 提倡集体养猪，改耕牛分散喂养为集中喂养。导致当时猪场亏损，耕牛大量饥瘦、退化和死亡。 推行大寨评分法，提倡男女同工同酬。取消劳动底分和定额管理。严禁任何形式的包工责任制，记工员平时只记出勤，不记工分。一个月或一个季度召开全体劳力评定一次。评定时，首先要评出标工（思想好、劳动表现突出者）。标工的每个劳动日一般是10分（也有强壮劳力11分）。然后对照标工，“自报公议”，逐人评定。每个劳力的日标工分数，乘以出勤劳日，就是今年劳动工分总数。这种评工方法，开始一般还比较认真，后来每次评分，都要经过几个通夜的激烈争吵，随后变得都不开口，马虎了事。最后形成固定的劳动工分（每个劳动力日劳动工分4－10分），一年不变，有特殊情况来年调整。男青年长到18岁，劳动力强的由8分调到10分。这种评工方法严重地造成了出工不出力，生产上不去。集体经济匮乏，肥料仅靠集体牛、猪圈的一点厩肥，土地缺肥，粮食生产总产量，年口粮人平仅300斤左右，年人平所得不到70元。 5、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79—1985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恢复劳动定额和各种包工责任制，同时，对财务进行清理整顿，建立健全规章制度，1981年实行大包干。以生产队为单位，耕牛、农具折价到户（或联户）所有；把集体耕地分等级，按照便于劳作管理的原则划分到户，确定每户应交的农业税、定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以后又划分集体提留和地方统筹两个方面后，剩余全归承包农户所有）。生产队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良种责任制形式，有效地调整了生产关系，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且方法简便，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在上级政府文件精神指导下，本村实行双层经营体制，即家庭承包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统一经营是对村组通过开发基地、兴办企业、服务农户。既解决了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又壮大了集体经济，还吸收了实行责任制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从而带动了本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农民手中的资金开始有盈余。 但是，大包干以后各级各部门“八方伸手”，农民负担又逐年加重。“三提五统”价码逐年提升。1995年后又改为按人头收取“三提五统”费税。费用增加到改革开放初期5－8倍，农民种田积极性受到影响。 6、农村经济进一步开放，经济政策进一步向农村倾斜（1985—2008年）。 1985年以后，各经政府先后发出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文件，集体提留、地方统筹两项费用不得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的3－5%。但实际收取两项费用的金额数仍不断上升。以某农户为例：改革初期包产到户，该户一亩九分土地，年上交税费25元，以后逐年攀升，至1995年，旱地被减掉，只剩9分水田，而两项费用上升为96.6元，至2002年收取两项费用高达195.65元，上涨达6倍。 1995年以后，国家对农村政策进一步开放，优惠政策逐步向农村倾斜，家庭承包制全面落实，村民承包土地承包期50年。土地经营权完全归农户所有，任何人不得干涉，同时受国家政策、法律保护，村组企业全面改制，私人承包经营。 土地经营，在村党支部书记彭显均和村民委员会主任彭治和强力推荐和引导下，努力探索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引导广大农户种植蔬菜，破除一切旧思想阻力，充分认识和利用本村地理环境优势，上靠汽车城十堰，下临武当山旅游区，中有中等集镇六里坪镇，种植露天蔬菜和反季节蔬菜，不仅能满足这三个市镇居民的菜蓝子，而且能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1994年，全村800亩种粮地建造成350个蔬菜大棚，除正常的露天蔬菜外，种植反季节蔬菜380亩。引进山东蔬菜种植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当年即显现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效益，1995年仅温室蔬菜大棚亩均收入8000元，是产粮价值的8倍，村民腰包逐渐鼓起来，生活日渐富裕。有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才有崭新的新农村面貌：新楼房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有线电视村、电话村率先实现，家用电脑逐步推开，小汽车出入农家小院，漂亮的居民小区赫然出现在316国道旁……。 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富裕了起来。2007年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部减免，还对家庭贫困学生绐予生活补贴和提供免费住宿。村民发自内心的说：“中央给咱办实惠，农民种地不交税，娃娃上学不交费，真是和谐好社会。” 村办农林特场 1 孙家湾农科所 1971年，建立“孙家湾大队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农科所”。所办公室设在泰山庙东的三间平房内，所长丰文才，科研基地15亩。科研人员15人。其中稻种试验地3亩，良种小麦基地9亩；柑桔苗圃地3亩，果树苗木10余万株。成功引进并推广“ 2 孙家湾林场（柑桔园） 始建于1971年，开发官坡梁子坡地200余亩，当年栽植柑桔树15000棵，1973年开始见收益。时任场长的是彭国银，副场长刘大柱、江龙敖，李习成会计，杨立成技术员，1980年后江龙敖任场长。 1985年柑桔产量达80万斤，产值40余万。1987年产量达到120余万斤，产值50余万元。获纯利16万元。场长饶忠国，会计赵明星。 1994年—1995年，村企业、林场改制。桔园承包给个人经营，由赵明星中标承包，年上交纯利18万元，比集体经营利润上升12.5%。 1995年—1998年，冯正沛承包，年交纯利16万元。 1999年—2002年由11组村民李清平承包，年交纯利12 万元。 2003年—2008年由七组村民李安全承包。由于林场桔园面积受高速公路占地影响，村砖场用地用土，面积缩小了50%，柑桔棵树亦减少一半，年承包费6万元。 3 茶园 村林场（柑桔园）于1987年投资数十万元建石窖（南山寨沟水库旁）茶场，面积30亩。1992年始见效益。年获利5万元，至1995年，由于茶场投入高、费用大、收益不大，逐渐被抛弃荒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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