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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审干。那时敌我友之间斗争非常尖锐，非常复杂。日寇和国民党都千方百计利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对共产党进行特务活动。审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1943年夏，当时担任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夸大敌情，在延安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搞出许多“特务”和冤假错案。这股风到秋冬也刮到了太行山。太行军区的运动由黄镇和袁子钦负责。他们审干时原来的做法被有关负责同志批评为“右倾”，不得不在政治部采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一些做法，整出不少“有问题的同志”，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同志。 太行军区的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后，黄镇和袁子钦按照上级要求，在动员中强调每个干部都要交代和分析自己的历史，号召有问题的同志主动坦白，争取从宽处理。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受延安审干“抢救运动”的影响，也出现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在整风会上，每个同志都要谈自己从家庭出身到参加革命的思想和行动情况，有被认为不符合逻辑之处，同志们就追问，对有疑点的甚至用车轮战术逼供，在压力下，有的同志说不清楚就编造。特别是在动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上，首长动员后，就有同志马上站出来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顺着这个线索一追，扩大到在政治部竟有一个国民党支部；还有个别同志当众坦白自己的生活作风问题，把方向引偏，产生不良后果。当然，也有个别人经查确有问题。 毛泽东主席及时发觉并制止了康生的错误后，1944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根据中央指示，黄镇在太行军区立即坚决、认真落实政策，进行甄别工作。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也派了除奸部（即保卫部）部长杨奇清同志到太行军区帮助工作。经过甄别，区分出了真假特务。对于受到伤害的一些同志，黄镇主动承担了扩大化的责任，逐个向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赔礼道歉，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在生活上，对他们予以特别的关心，并妥善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表现了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 在这些日子里，黄镇感到非常内疚，进行了严格的自我解剖和深刻的反思。为总结经验教训，写了许多笔记，几乎每夜都不能安枕，人也瘦了。同志们看到他这样，倒反而去安慰他。当有的受冤屈的同志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时，他还亲自把他们送到王堡村边的路口，直到他们上了马，他还在谆谆嘱咐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努力工作。其语切切，其情动人，使这些同志终生难忘。 当时黄镇曾动笔以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为题材写一个剧本，但由于反攻作战开始，只得搁笔。直到十几年后他还念念不忘这个教训。他在1955年5月向组织递交的“个人自传”中，还在为此做自我批评：“整风运动中军区政治部也发生了较严重的'左’的偏差。在这一运动中，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政治理论的贫乏，个人英雄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相当严重。表现在缺乏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工作与急于求成的情绪。在整风运动后期，对以上经验教训，有了较明确的体会和检查，并进一步下定决心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在整风运动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2年7月整风运动刚开始不久，在王堡村东广场召开一二九师直属队干部大会。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传达中共中央的一份重要电文，其中有“对四方面军干部要有所不同”一句。因为是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会上高级干部踊跃发言，积极表态。黄镇感到这一提法与党历来的干部政策精神不一致，是涉及到一大批干部的问题。尤其一二九师的干部多数来自四方面军，如何对待他们更是个大问题。他怀疑电文有误。因此，一直沉稳地坐着，没有发言。黄镇的沉默同会场上热烈的表态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受到了不指名的批评。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怎么能对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不表态拥护呢？有些了解他的干部为他暗暗地担心。黄镇当然感到了压力，会后他即向组织部长张南生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要求核查电文。 过了一段时间，一二九师有些高级干部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在讨论时反映了他们对传达的上述电报有意见。中央领导发现一二九师的同志所说的电文与中央的原电精神不一致，经过认真核对电报译文，才发现是译电员译错了，应是“对四方面军干部要一视同仁”。中央立即电告前方，纠正了这一错误。事后，很多人说：黄镇敢于坚持原则，大胆怀疑。这说明他在执行上级指示时，善于独立思考，不是简单地盲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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