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越简单，流动性越差

明代李卓吾曾言：“二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二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此言虽有偏颇，但对整个封建专制时代而言，却有其合理性。

换句话说，并非是因孔子生成了专制统治，而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正好需要孔子的理论。我们可以说，这是时代生产关系与寻找统治思想之间的一次严丝合缝的相遇。

以历史的角度讲，在当时的生产关系之下，孔子的秩序伦理是合宜的。但是，在他原汁原味的时候，并未实现抱负。而真正被一次又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却变得越来越面目全非。

而这种面目全非，却是与越来越维护单一生产关系的专制目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有人说，循着儒家的变化路线去看，一定会发现很多蛛丝马迹，甚至是封建这种东西，是如何变得冥顽不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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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本身就是一种一元化模式。而其依赖的土壤，也一定是一元化的生产关系。

于是，维护小农经济，以农业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就成为了专制统治从始至终，都经意或不经意努力维护的对象。

这也是为什么，封建时代，始终存在重农抑商政策，始终是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列。跟商沾边，就是社会末流，是有许多限制的，比如科举限制，比如官宦人家是坚决不愿与你结亲的。

商之所以被整个封建社会所鄙弃，其实也是源远流长。但这种鄙弃，深究起来，其实仍然源于对专制统治稳定的考量。

从商鞅的变法，《商君书》中可见，商鞅之所以要抑制商人，其一是商人流动性大，不易管理。其二是商人有钱了，王权的威权就减低了，因为他们不必仰仗政府的赏赐。同时，他们信息灵通，见多识广，思想不易控制。当然，还有一点是税收问题，这一点在后来的朝代，有许多办法，但目的都是要抑制他们。

或者，可以说专制时代对于商的态度，就可见专制本身的虚弱。但这种虚弱竟能延续两千余年，直到近代外部压力的猛烈介入之后，才有了商业文明的启动。

因此，封建时代的许多政策也好，法规也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基本都不过是在竭力维护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单一分配关系。单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分配模式的单一和稳定。这也是官僚政治形成的温床。

封建时代，在群体而言，从宏观上，可以分为基于土地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生产集团和对土地拥有支配权的福利享受集团。后者，包括包括皇权集团、官僚集团、地主豪绅集团。

因此，只要这种支配方式不变，那么分配模式就能趋于稳定，并且由于支配方内部的利益一致化，就会形成支配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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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孔子滥觞的秩序伦理，恰巧就为这种支配模式，提供了一种稳定策略。

注重等级，注重名份，期望社会建立在一种各归其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但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鲜明的伦理秩序之内。越到后面，孔子的等级观念越被强化，而所谓的贤能在位，越成为一种手段。

强化等级观念，实际上强化一种对皇权的敬畏之心，对官僚统治的服从。这种强化，对官僚集团而言，是要其服从，但服从背后是对分配的满意度。也就是说，在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分配的比例，决定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固程度。

因此，历史上总是能看到一些案例，比如清入关后，对腐败是宽容的，实际上是为了笼络代理人集团。

或者，可以说，对于皇权而言，其很大的重心，却是用于与官僚集团的斡旋之中，是一次次权限与利益的讨价还价。而他们讨价还价的标的，是社会生产剩余价值。

这个剩余价值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越能获得清晰的掌控权，他们就越安心。

因此，商业文明的进步，一定会带来时代的进步。就像每一次工业革命，伴随的一定是生产关系的进步。

多元化、立体化的生产关系，首先意味着对社会管理能力的更高需求，这是一种对人类社会运作体系提升的倒逼模式。其次，生产关系的多元化，一定意味着大众智慧的升级，而不像专制时代，一个科举，就能让读书人癫狂疯魔。他们之所以陷入这种疯魔，也正是那个时代资源流动的单一性决定的。

只有当生产关系步入了多元模式，对人的规训才会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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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种单一的生产关系，一种自给自足的模式，最容易陷入到一种封闭系统。而系统越封闭，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那么，这种系统的打破，一定是系统内部分配进入了一种极端模式。

这也是为什么封建王朝能绵延两千余年，期间经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式的诸多朝代更迭的底层原因。

当然，也正是这种单一关系，让每一次的更迭，看起来都似乎似曾相识，唯一不同的就是初始时的分配模式，又再一次以稍微理性的方式，回归到了正轨。

只是，每一次，都似乎像刘邦一样，从起初的不过“约法三章”，越往后就越进入到诘屈聱牙的怪圈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