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志》裴注议古史研究法

西晋年间，陈寿编撰《三国志》。陈寿以“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著称于世，因此《三国志》行文简洁，文约篇短。刘宋元嘉六年，裴松之奉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补注，注书既成，宋文帝叹曰“此为不朽矣”。据清末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裴注引书计经部二十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二十三家，集部二十三家，字数超过《三国志》数倍。赵翼于《甘二史札记》言：今各书间有流传，已不及十之一。裴注援引广博，不仅弥补了《三国志》史料不足的缺点，同时具有丰富的史学价值，为现代总结过去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后人对裴注褒贬不一，本篇文章主要关注其为古史研究提供的正面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总结其特征为“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杨翼骧将其总结为三点，一为开创史注新法，二为开创史料比较法、发展史料考证学，三为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下文将以此三点为类和裴注部分内容为例，探讨裴松之的史学研究方法。

对于开创史注新法，伍野春认为：“裴松之开创充实史料的史注体。建立多元注释的注史例。”详细而言，或是《志》语焉不详，《注》补其疏略，或是《志》言其概况，《注》述其具体，或是《志》全未涉及，《注》增其所无。如卷三十五谓“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志》仅仅写了南征的时间和结局，而未言及南征时的情况。于是，裴注引《汉晋春秋》，将诸葛七纵七擒孟获的故事写入。又如卷一载“建安元年始兴屯田”，仅谈及了屯田制的开始时间，因此《注》征引《魏书》，对曹操兴屯田的内因、外因、规划与效果进行充分说明，广为后世研究屯田者所称引。除充实史料外，裴松之在“补阔”的基础上进行了“备闻”，此为“多元注释”。如《志》中记载孙策之死时，对究竟何人击伤孙策、孙策又如何因伤而亡并无提及。于是《注》中多处征引，有《江表传》中关于孙策和许贡结仇，因此许贡门客刺杀孙策的记载，言孙策认为于吉“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催斩之，县首于市”；也有《搜神记》中记载孙策因不满于吉在士兵间的影响力，借天旱之由，命于吉请雨，之后虽然天降大雨，但孙策依然处死了于吉的故事。裴松之在这两条注文后补充道“案《江表传》、《搜神记》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两者说法不一，裴松之也无从得知哪种说法方为史实，或两者皆为虚假，因此将其都列入注文，由后人考量。此并存俱录、多元注释之法可以说是中华传统史学美德，注重史料的完备性，也因有裴注的大量辑录，许多魏晋史书得以流传至今。

对于开创史料比较法、发展史料考证学，杨翼骧将裴松之对史料的审查归纳为以下几项：碑铭及家传不可轻信；作者妄加修饰之言不符事实；自相歧异的记载必有讹误；孤立的记载不足置信；敌国传闻之言不可轻信。也可称之为“惩妄”、“忻正”，这是我国传统史学中的一种重要治史方法，也是魏晋以后逐渐形成的“考据学”，至清乾嘉之世而大盛。而在裴注中已多有运用。如刘备三顾茅庐、诸葛定计隆中之事，裴注全文引用了《魏略》所言：“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今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此种说法确与我们今天所深信不疑的“三顾茅庐”大相径庭。那么孰实孰妄？裴松之紧接着引诸葛亮《出师表》所言“先帝不以臣卑鄙，偎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此得出“非亮先诣备”的结论。伍野春在《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一文中谈及裴注的历史考证法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历史考证法”，其具体考证方法包括根据有关人物行为活动、年龄、官职以及社会调查所得来考证史实，对无法考证的史实采取存异或注明“未详”。裴松之也有言“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此直书实录的态度为后世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

此外，杨耀坤还认为裴松之“发展了史学评议的风气”，此曰“论辩”。有论辩“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如卷二记魏文帝“二年春正月，亥详祀天地、明堂。……己亥，朝日于东郊”，《注》指出“正月郊祀，有月无日，己亥朝日，则有日无月，盖文之脱一也”。也有论辩事理，如魏嘉平五年，降人郭修刺死蜀大将费林，齐王下召常赐，说郭修“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注》则言，“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形。……事非斯类，则陷乎妄作矣”。裴松之认为郭修曾被蜀国俘获“不能抗节不辱”，又“于魏无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竞然刺杀蜀将，实在是“义无所加，功无所立”。此虽为裴松之一己之见，但不难看出裴注的史学评议之见解。叶建华在《从〈三国志注〉看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一文中指出，裴松之史学批评的见解主要体现为“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诬罔视听，实史籍之罪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辩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其不仅对过去的史书攥写进行考辨、评议和总结，还在对其运用中反思史料误读的原因和手段，从而纠正和引导后世史学家的认知层次和史学修养，体现了裴松之进步的史学研究观。

因此，杨翼骧认为裴注“除包有前人作注的内容外，又补充事实、列举异同、考辨真伪、发表评论，实为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作”。裴松之在对三国时期史料归纳、补充、考辨的基础上，还发表了史学家本人对史事的评论和反思，其对史学研究的独到见解已经超越了所处的历史时期，甚至在近现代古史研究的发展中仍能窥见其深远的影响。

因篇幅所限，本文在近现代古史研究方面仅列举代表性事件。兴起于五四时期的“古史辨派”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疑古辨伪运动。以顾颉刚先生为核心的古史辨派，本着对文献材料自觉审查的科学精神，考辨古史，终结了经学时代。古史辨派打破了以往围绕着圣道王功、圣经贤传所谱画的上古史系统，针对和反抗经学的权威，继而转向中古时期传说材料的清理工作。但由于其未完全脱出传统学术窠臼，因此受到了“只破不立”、“疑古过甚”的广泛批评。如果说裴注的历史考证法是最早、最朴素的，那么古史辨派则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由于历史与史学家的局限性，这种发展略趋偏激与矫枉过正。而疑古思潮对古史的质疑，令中国学界意识到地下材料的重要性，又因王国维所言“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从而发展了“二重证据法”。在岳南所著《南渡北归》一书中，从北京猿人到三星堆，从仰韶文化到马王堆汉墓，描述了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夏鼐、吴金鼎等几代人对考古学的巨大贡献，以地下材料的发掘将历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从而对裴注单纯的文献考辨进行完善和补充。

古史研究延续至今该如何承续？葛兆光认为，真正的“二重证据法”并不仅仅是以出土文字材 料来证明传世文献的真伪，而在于用考古发现，加上典籍记载，再加上历史学家的体验和想象，对古代图景进行最贴近和最稳妥的重建，这才是历史。从裴注对史学的考证和评议，到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再到“二重证据法”的倡导和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对文献的考辨、史学家的治史态度和考古与典籍的相得益彰，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史学研究一脉相承的过程，不断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水准推至新高度。我们现在认识到，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都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历史本身，它们不能简单契合。将批判精神和考古分析、文献研究结合起来，才是古史重建之道。也正是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勇于探索和辛勤耕耘，才有了中国古史研究的迅猛发展与空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