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名著《后汉书》的年代、作者和内容精讲

        纪传体断代史。一百二十卷。本纪十卷、列传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成书于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6年)。
        范晔,字蔚宗。生于东晋隆安二年(398年)卒于宋元嘉二十二年(446年)。顺阳(河南淅川)人。其父范泰,长于经学,能文章。范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后“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王等侯”(《宋书·范晔传》),初为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历官至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冬,因在彭城太妃(义康生母)丧中饮酒作乐,触怒义康,贬宣城太守,时年二十七岁。因不得志,“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由于宋文帝的赏识,后来又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很受重视,因此引起“谗夫侧目”,一时朝贵咸加讥刺。后因参加孔熙先等人谋立刘义康为帝事,为人告发,被捕处死。
        范晔撰述《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宋书·范晔传》)。他认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隋书·魏澹传》引)。所以他采用了纪传体。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委托谢俨,“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谢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后汉书·皇后纪》)。十志既缺,至梁刘昭为范书作注时,始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补入,“分为三十卷,以全范史”。但八志补入“未足弥补范氏之憾”(《后汉书集解述略》),因刑法、食货、艺文等重要的志,而司马彪书并缺。
        司马彪,字绍统,祖籍温(今河南温县),晋高阳司马睦之子。少时笃学不倦,然好色薄行,为睦所责,不得为嗣。彪由此后专心学业,博览群书,寄情著述。曾任秘书丞、散骑侍郎等职。
        《后汉书》是继《汉书》后的第二部纪传体断代史。《后汉书》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起汉建武元年(25年),下讫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是东汉时期的重要史料。
        十卷纪记载了东汉十二个皇帝,从东汉创建者光武帝刘秀起,继之明,章、和、殇、安、顺、冲、质、桓、灵、献帝等,按编年顺序记述了东汉一代的史事大记。帝纪有一个特点就是附记笔法。在位短暂的小皇帝不能单独成传,便将其纪附于其他帝纪之后,如殇帝年幼,在位仅一年,无事迹可记,便附于《和帝纪》卷中。另外将皇后从外戚传中列入本纪中,成为最后一纪即《皇后纪》,而掌权的外戚则另有专传。
        列传八十卷分为:《刘玄、公孙述列传》等三卷、《宗室王侯列传》四卷、《李通吕布列传》等五十七卷、《党锢列传》一卷、《循吏列传》一卷、《酷吏列传》一卷、《宦者列传》一卷、《儒林列传》一卷、《文苑列传》一卷、《方术列传》一卷、《逸民列传》一卷、《列女列传》一卷、《外国列传》一卷。范晔根据历史特点的不同和自己的见解,在纪传体中创设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个新的类传。东汉时,外戚与宦官交替擅权,排斥名士官僚集团,曾两次大兴“党锢之狱”。范晔为党人单独立传,列举了二十一个党人的事略。《党锢传》和《宦者传》反映了东汉宦官和官僚之间的矛盾。《独行传》和《逸民传》两传,前一传多记所谓因“特立卓行”而获得声誉,并由此进入仕途的人。后一传则多记那些自命清高、隐居不仕的人物。如《逸民传》记梁鸿与其妻孟光之事,自隐于佣保以违抗“浊世”,特载其《五噫之歌》。《方术传》多记载五行图谶、神仙怪异之事,也记述古代科学技术人物的活动,歌颂他们发明创造的功绩。如《华佗传》和《郭王传》便是。《列女传》是为有特殊表现的妇女而设立的。为妇女单独列传,起自于刘向,范晔第一次将它纳入纪传体史书中,自此例一开,后来作史者一般都沿用,从而使妇女在正史中占了一席。《儒林传》和《文苑传》有所不同,前者专记儒学大师的事迹,侧重于学术。而后者则专收文学家一类的人物,如杜笃、傅毅等人。两者界限分明,条理清楚。
        志三十卷分为: 《律历志》三卷,《礼仪志》三卷,《祭祀志》三卷,《天文志》三卷,《五行志》六卷,《郡国志》五卷,《百官志》五卷,《舆服志》二卷。其中《律历志》上卷讲“律准”和“候气”,中卷记东汉历法家对历法的论述,下卷谈历法,反映了东汉时期科技发展水平。《礼仪志》记载了重要节令、祭祀、丧事、君臣仪式,从中可以了解封建礼仪制度和社会风俗。《祭祀》以皇帝祀神活动为主要内容。《天文志》和《五行志》是仿照《汉书》的《天文志》和《五行志》撰写的,前篇记载了王莽至东汉末年的天体变异,后篇记载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怪异之事。《郡国志》相当于《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时行政区划,居民,山川地理等情况。《百官志》和《舆服志》是《后汉书》新增加的,前篇具体叙述了东汉中央和地方的职官制度,要了解东汉官制,这篇志是主要参考。后篇记载车马、冠服的式样和沿革,对于研究东汉车制和服饰,是一篇可参考的材料。司马彪的八志同班固的十志比较,无《沟洫》、《食货》、《刑法》、《艺文》四志,缺少对当时经济、交通、文化等情况的专章叙述。后来的《晋书·食货志》追述经济状况,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
        《后汉书》的内容方面,重要的文章多直接选录,同于《汉书》的写法。如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之《理乱》、《损益》等篇,都是有关汉代社会政治的论文,赖《后汉书》之收录而得保存。重要的史料亦多被采用。如《竹书纪年》为晋代发现的战国时魏国的史书,其记事多与《史记》及儒家所传的六艺不同。所以当时不受重视,很少有人引用。范晔在《东夷》和《西羌》等列传中大量采用了《纪年》的资料,后世《纪年》失传,并出现伪造者,赖此得以保存了一部分真实资料。
        《后汉书》在编纂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叙事以类相从。在《史记》、《汉书》已有的类传之外,根据东汉一代的特点,又创立了上面所列举的文苑、党锢、宦者等七个类传。同时代许多人物的专传,亦多不拘时代先后,各就其人之生平事迹,以类相从。“或以其治行卓著”;或“以其深于经学”;或“以其人品相似”;或“以其皆明于法律、决狱平允”;或“以其立功绝域”;或“以其皆仗节能直谏,”如此等等,皆有原由而同为一卷。
        范晔的《后汉书》虽然在体例方面大部分沿袭了《史记》《汉书》,但有不少改进。《后汉书》虽然成书较晚,但无论从文字还是从内容来看,都是比较好的一部史学名著,后来居上。唐史学刘知几在《史通》中说:“范晔三册《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范晔博取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范晔亦自认为是“奇作”,“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这并非夸大之词。范晔《后汉书》各卷多数有论有序,议论有独创之见。如卷十五李通以谶文中刘氏复兴,他认为刘秀虽然作了天子,也不是天命所预定。卷七十《荀彧传》说:“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就是说曹操代汉,是自然之势,并不认为汉是正统便不可动摇。
        《后汉书》虽然有纪、列传和志,但无表。王侯公卿等人物散见于纪传中。南宋初熊方补《后汉书年表》,包括《同姓诸侯王年表》十卷、异姓诸侯王表》六卷、《百官表》二卷,对研读《后汉书》很有帮助。
        通行的《后汉书》的注释,经传部分由唐高宗的儿子李贤所注,志的部分由南朝梁刘昭所注。刘昭本来曾为《后汉书》作了注,后来却亡佚了。李贤注参考了前人的注,并有很大改动,注释很详细。但他的注侧重于字句的注释,作注的人较多,未经仔细校订,有许多疏漏之处。对刘昭的注,梁书说他“集《后汉》异同,以注范书”。他的注侧重于史事的异同,类似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清惠栋复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称为名著。清末王先谦又以惠书为基础,加以增补,作《后汉书集解》,所搜资料,颇为详备,是较完善的注本。
        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国子监刻的监本。景德二年(1005年)刻校订本,不附续志。乾兴元年(1022年)国子监孙奭校两书,然后合刻,此后都采用合刻的形式。南宋的绍兴本原阙五卷,此本最善。历代大型丛书版本都收录了《后汉书》,如毛晋汲古阁本,明嘉靖年间南京国子监刻印的《二十一史》本;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又以监本为底本刻印了《二十四史》本的《后汉书》;清同治年间金陵五洲书局刻印了《二十二史本》,所不同的是,汲古阁本将志放在纪、传之后,而监本和武英殿本将志放在纪、传之前。一九七三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以绍兴本为底本,以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互校,是最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