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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 理论学刊 2015年4月 第4期总第254期 《理论学刊》杂志 出入于“名教”和“自然”之间 ——魏晋风度与范晔《后汉书》的独特价值 黄文丽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所著《后汉书》深受魏晋风度的影响，其编撰体例、历史评论以及历史 撰述中的文辞之美，都与魏晋风度放达、自然、尚真的精神内涵有着内在的相通性。范晔表现在史学著述中的自觉 意识是魏晋以来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史学上的表现。范晔史学思想中的崇儒精神与魏晋风度相糅合，赋予了《后汉 书》独有的史学个性。 [关键词]《后汉书》；范晔；魏晋风度 〔文章编号〕1002-3909（2015）04-0124-06 〔中图分类号〕K231.04；K235 〔文献标识码〕A 一 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也是继《史 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范晔在编撰《后汉书》以前，关于东汉历史的著作不下十 部，其中包括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 书》、华峤的《后汉书》、袁宏的《后汉记》等。在前人已有如此之繁多的东汉史著的前提下，范晔仍决心 “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他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后汉书》为主要蓝本，在前 人史著的基础上，结合东汉的时代特色，加以创新，超越众家。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便已取代《东观 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 范晔的《后汉书》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并取代众家，与他本人出身士家，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且其 自身才华横溢有着重要关系。《宋书》本传称赞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不 但“性精微有思致”，而且敢于“讥谤圣时，上议朝廷，下及藩辅”，同时也与他“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 一代得失”的撰史宗旨紧密相关①。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在对《后汉书》史学进步性更深层次的考察中， 决不可忽视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刘宋之际，魏晋尚未走远，在笔者看来，身处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深 受魏晋风度的影响，这反映到《后汉书》的编撰中，不仅铸就了范晔的史学风格，更为这一史著涂抹了一 层特有的时代色彩。这可从同是产生于南朝刘宋初年的《世说新语》中见出端倪。《世说新语》成书于 南朝刘宋时期，由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而成。《世说新语》主要是记载了东汉后 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尤其是详实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以及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魏晋清谈”的风貌，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①。 《世说新语》内容的丰富真实，既说明了魏晋士人的遗闻轶事在当时的广泛流传，也说明了魏晋风 度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深刻影响。实际上，魏晋以后，儒道互补的士人精神便成为了中国知识分 子的人格基础，这在后世历朝历代众多知识精英的身上不难看出。而身处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和刘义 庆系同时代人，《后汉书》和《世说新语》两书的写作年代也相去不远，受魏晋风度的影响有着绝对的可 能性，而有关范晔的二则生平轶事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一则称，范晔生于名门，生性孤 傲，不拘小节，放达任性。他曾在刘裕之子刘义康当朝辅政时出任尚书吏部郎。春风得意之时，元嘉九 年(432)，刘义康之母彭城太妃去世。在下葬的前一夜，范晔酒兴大发，醉意朦胧之际，竟推开窗子以挽 歌助兴。此事激怒了刘义康，范晔被打发至宣城做太守。这件事对范晔的打击很大，此后不甘人后的他 将郁愤不平转化为才情，投入到对《后汉书》的编撰中去。在这一事件中，范晔的行事颇具魏晋士人的 放达之风。另一则称，元嘉二十二年（445），正当《后汉书》的写作即将完成之际，范晔被人告发参与了 刘义康的篡位谋反，被捕入狱。认定了已经命无来日的范晔在狱中慷慨激昂地写了首绝命诗，中有名 句：“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意谓面对死刑自己虽然无法像嵇康那样抚琴，但是希望能像夏侯玄那 样有着镇静自若的姿态。不难看出诗中提到的魏晋名士嵇康、夏侯玄正是范晔理想人格的坐标。范晔 在人格建构上深受魏晋风度的影响，这使笔者有理由相信他在治学的审美追求上也存在着受到这种影 响的可能性。 二 要探讨魏晋风度与《后汉书》的关系，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无疑应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魏晋 风度”一词最早出自鲁迅1927年7月在广州作的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 “魏晋风度”作为魏晋士人独特的思想行为方式的概括，一经提出就被学界沿用下来。鲁迅在这次演讲 中重点谈到了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此后，有众多名家对魏晋风度作出了各种阐释。叶朗指出：“魏晋 名士之人生观，就是得意忘形骸。这种人生观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魏晋风度’：任情放达，风神萧朗， 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②宗白华也强调：“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 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智慧，最具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 个时代。”③ 对魏晋风度精神内涵的阐释，必须结合这一精神产生于其中的历史时代背景。魏晋时代，战乱饥馑 频仍，外戚与宦官的权争严重破坏朝纲，动荡不安的乱局造就了士人遗世独立的心态。而儒学的衰落、 玄学的兴起，也潜移默化地推动了魏晋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正如刘大杰先生所言：“在中国政治史 上，魏晋时代无疑是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却有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魏晋人无不充满着强烈的个人 浪漫主义的精神。他们在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从过去那种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里解放出来，无论对宇宙，政治，人生或艺术都持有大胆独立的见解。”④ 魏晋士人的精神关怀由对现实的关注转人对个体人生价值的思考和理想人格的建构，他们离经叛 道、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世界，这使得其行为方式上“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求摆脱经学的桎梏，注重真 情和复归本真的人性，而在精神内涵上则突出体现为放达的心态。无论是内在的精神束缚还是外在的 行为约束,魏晋士人都为自己打开了传统的枷锁，内心追求自由以及真情实感的自然生发，外在行为上表现为行为方式的不拘常态和礼规。而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真情实感的自然发挥，都体现出对“真”的追 求。所谓“真”，这里主要表现为忠于内心对事物的理解，自由地表达对事物的认识，而不受外界的干 扰。这样的内在精神诉求与异于常人的外在行为方式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另类的美学特征。 魏晋风度中放达、自然、尚真的精神内涵来源于人性的觉醒意识，魏晋士人文学的觉醒正是人性觉 醒在文学上的表现。笔者认为范晔《后汉书》的史学思想中同样也有着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无论是 编撰体例、历史评论（主要体现在论、赞中），以及历史撰述中文采之骈俪、笔势之纵放，都与魏晋风度的 精神内涵有着内在的相通性。这一精神内涵正是通过范晔史学著述中的自觉意识而得以彰显。可以 说，范晔的《后汉书》是魏晋以来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史学上的表现。 三 在编撰体例上，《后汉书》有着对此前史著的解放性突破。《后汉书》的编纂体例大部分沿袭了《史 记》、《汉书》的成例，但也结合东汉历史的具体特点而有所变革。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新设了皇后纪，改 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太后本纪》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东汉在中 国历史朝代中的政治状况比较特殊，从和帝开始，二百年内先后有六位皇后或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后在 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自然是极为重要的。范晔为准确反映东汉一代的政治特征，并未对女性临朝称制的 史实加以轻视，而是以本纪的形式记载下来。立《皇后纪》合乎历史实际，但是能够在历史的撰述体制 中明确作出这一变革，其史识值得肯定。其次，《后汉书》新设了《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 传》、《独行列传》、《方术传》、《逸民列传》、《列女传》七个类传。梁启超曾指出：“《后汉书》有《党锢 传》，因为东汉时候，党锢为含有社会性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政治。《后汉书》又有《独行传》，因为当时个 人的高世杰出之行，社会上极其佩服，养成一种风气”①。如果说这两类列传是属于具体时代特色的体 现，那么《文苑列传》则有着特殊的学术史意义。《后汉书·文苑传》列人东汉文学名士23人，是史学史 上第一部有意识地为“文学家”所立的专传。不仅如此，在立传的同时，范晔还对文学创作的规律进行 了探索和总结。 在《史记》、《汉书》中，“文学”泛指一切学术，而“文章”或“文辞”一般是指有文采的文字写作。范 晔对“文学”的理解已迥异于前人，他在《文苑传赞》中有这样的表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 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对此，罗根泽认为范晔能认识到“文学”的实质缘 于“情志既动”，形式是“篇辞为贵”，这与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已无大异，只是没有鲜明地谓此为文 学的定义而已②。虽然范晔对“文学”的定义还有些模糊，但是他已经将文学从学术的整体范畴中划分 了出来，即将文学与史学、玄学、儒学区分开来——《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另列《文苑传》，说明范晔已 将文学与经学作了明确的区分。在范晔对学术的划分中，有着鲜明的文学独立的观念。毫无疑问，在范 晔所身处的对文学持有激烈轻视态度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这表现出了同魏晋士人一样自觉的文学理念， 反映了对文学在历史发展趋势中应有之地位的清醒认识。自范晔《后汉书》之后，十一部六朝正史中， 除《宋书》、《周书》外，皆立有文学传或文苑传，“自是文士记传，代有缀笔，而文苑人史，亦遂奉为成 规”③。范晔敢于突破传统经学观念的禁锢，可以说是魏晋之精神风范在史学中的张扬。 范晔还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女性群体作传的史学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男女地位不平 等，普通妇女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地位可言。范晔对此慨叹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①在《列女传》中，他褒奖“才行高秀”的妇女，提出“不必专在一操”的主 张，相较于正统思想所弘扬的贤妻良母、节妇烈女的妇女形象，无疑有着很大的进步意义。如《曹世叔 妻传》记叙了曹世叔妻班昭之“博学高才”，班昭不仅为兄班固完成《汉书》中的《八表》与《天文志》，而 且还作《女诫》七篇，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较高的成就；《乐羊子妻传》中则记述了一个无名氏——乐羊 子妻的事迹，歌颂了普通劳动妇女的高尚品格；更为难得的是，《董祀妻传》记载了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 准的才女蔡琰(文姬），称其“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②，并将她的《悲愤诗》录于书中。在史书的编 撰中，给女性尤其是社会群体中的普通女性一定的历史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由范晔的《后汉 书》始，女性群体才真正受到重视，被纳入到历史记录的范畴之中，全然不同于此前史著中的女性只是 因为身份地位特殊，为历史撰述所无法绕过，才不得不入史。 在传记编撰上，范晔的独到眼光和见解也颇值得称道，清代王鸣盛评价范晔撰史“贵德义，抑势利， 进处士，黔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 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③。范晔在历史撰述中有着自己的价值取舍标准。在《后汉书》中，社会各阶 层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都被他广纳进来，展现出东汉时代广阔的社会景象。范晔站在历史发展的客观 角度对东汉社会予以全息关照，生动再现了东汉的政治斗争、思想文化和社会风气，使得东汉近两百年 的历史特点得以立体呈现。而在择取历史材料上，范晔对普通个体生命的重视最能体现魏晋风度内在 的精神意蕴，他的《独行列传》乃是为“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立传。他为普通的个体尤其是社会底 层人物在历史中保留了位置，并充分发掘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史学上的重要 表现。 四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谈到：“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 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 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 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 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 论，以正一代得失。”④这段文字是探究范晔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以往的诸多后汉 史著都不甚满意，而想通过自己所著的《后汉书》达到正一代得失的目的。与太史公的“欲以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及班固的“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相比较，范晔更是旗帜鲜明地点出了自己的撰述宗旨，即他作《后汉书》的目的就是在记录历史、论述历 史的基础上，总结东汉政治成败的经验教训。《后汉书》有论110篇，几乎每篇纪、传之后皆有论；赞90 篇，每篇纪、传之后皆有赞。以论、赞为主要载体的史论，正是范晔以史资政的致用目的的体现。由此可见，范晔论史的自觉意识极为明确。这种自觉意识既让他在撰述的宗旨上有着“正一代得失”之儒家经 世思想的体现，但同时又并不拘泥于此。他在《后汉书》中的历史评论，多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判断，并不 妥协于传统观念，而这似乎与他撰史动因中所包含的个人情感因素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范晔虽为名门 之后，但庶出的身份令他备受冷落，而郁郁不得志的人生遭遇，与周围环境格格不人的孤傲个性，理想实 现之遥不可及等等，这些交织在一起，熔铸成了其颇似于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愤懑情怀。因而，范晔 的《后汉书》不仅仅是经世之作，更是他安慰自我内在情感创伤的一剂苦药。这使得范晔在历史评论中有着对生命的透彻体悟和关怀人性的诉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自然情感的抒发。 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上，他常从人物所处的情势出发，细致考察人物的主观动机和所处 的时代背景，并给予客观公允的评说。如在蔡邕依附董卓之事的评价上，范晔论曰：“当伯喈抱钳扭，徙 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 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①范晔认为在蔡邕被废逐边地的 人生逆境中，董卓对他有着知遇之恩，并十分器重他的才学，所以在董卓被诛杀以后，蔡邕流露出伤感之 情，是人之常理所在，完全可以理解。而对被称为“江夏八骏之一”的东汉名士张俭，范晔却给予了批 判：“俭以区区一掌，而欲独堙江河，终婴疾甚之乱，多见其不知量也。”②认为张俭为了自身的名节任性 而为，引发了党锢之祸，一人苟生，却祸及天下英才，这样的处事行为实在不值得称赞。世人往往只看到 事物的表象，范晔却能由人之本性的角度去体察具体情境中的人物，对人性的分析至细至深。对历史事 物的评论，范晔则能够运用辩证的方法，由利与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这较之就事物性质作简单论断的 做法有着极大的思想进步性。如《酷吏列传》的序、赞中所表达的对酷吏政治的看法，他没有因其手段 过于严酷而全盘予以否定，而是认为其在政治统治中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在一些关乎历史观的问题上，范晔并没有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而是以批判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立 场，由此深刻地体现出他独立的学术个性。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晋、宋时期，佛教炽盛。整个刘宋 一代，帝王都十分崇信佛教，佛经教义成为了这一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想。然而在《后汉书》里，范晔却与 时代潮流相背而行，他批评佛教的荒诞不经，认为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③；在《襄楷传》和《桓帝纪》 论中，他还对崇佛的汉桓帝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反对天命论，不相信图谶，张衡曾引述大量史实论证 了图谶的诈伪，范晔在《张衡传》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并表明了赞同的态度。为他所支持的还有思 想家王充：“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④认为王充的理论虽然乍看起来似乎怪异不经，但终究还 是有道理和根据的。范晔处在儒家思想居正统地位的时代而能肯定王充的非儒之论，这体现出范晔虽 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却并不为其所困的姿态。 范晔《后汉书》史论中的观点与传统儒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多有抵牾，如史论中大胆地揭露和批判 封建统治的弊政，颂扬节义之士，反对荒诞不经的迷信思想，尖锐地批评走向末路的东汉经学等等，这些 都表现出他史学思想的进步性。这种学术人格上的独立性和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也是一脉相承的。 范晔史论的背后潜隐着他对自由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独立学术个性的坚守，而这些与魏晋风度的精神 实质是一致的。他以史学撰述的形式实现了对个体精神家园的回归。 五 范晔《后汉书》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后汉史籍中脱颖而出，还与这部历史著作的文辞之美有着重要 关系。后人推崇这部史著时，也多会提及其中的“奇情壮采”。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里说：“文患其事 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 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 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⑤由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范晔充分认识到了 文学所具有的情感性特征，反映到他的历史著述中，便是注意到文学的艺术品质对于历史事理的阐发有着重要作用。 《后汉书》这部史著中蕴含着浓烈的思想感情，其中的序、论、赞部分，感情色彩更是极为浓厚。《党 锢传》中的传主皆为东汉气节之士，范晔于其中的评论最为慷慨激昂，也深为后代学者所激赏，如《党锢 传论》中对党锢代表人物李膺的评价：“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 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宗室而不顾。至于子(范滂)伏其死而 母欢其义。壮矣哉！”可谓饱满深情，任情恣肆，读来令人动容。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38评述说： “《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 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在《党锢传》之外的诸多史论中，范晔皆饱含深情地抒发出对 于历史的感慨，这种人文关怀赋予《后汉书》这部史著以历史的温度和强烈的感染力，也是范晔张扬的 学术个性的生动体现。 《后汉书》的语言文采在历代史著中也堪称翘楚，正如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所言：“范晔 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笔势纵放，在史学上是不多见的。”《后汉书》史论中笔势之擒纵开合、汪洋 恣肆、俊逸洒脱与语言的骈俪化和韵律感有着直接的关系。语言上的骈俪化与上文论及的文辞中的情 感性色彩合在一起，可以说与魏晋文士自觉追求的“诗赋欲丽”有着同样的文学审美取向。魏晋士人深 受《庄子》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的影响，文风中坦露真情、纵横自如、追求绚丽，《后汉书》的文辞同 样如此。“尚真”与“尚美”是《后汉书》与魏晋风度表现于“文章之美”上的共同的审美追求。 六 在古今众多关于范晔《后汉书》史学思想的论述中，多涉及到儒家思想对范晔的影响。不可否认， 《后汉书》中有着浓厚的经世致用的治史观念，其著述宗旨与孔子编修《春秋》之“微言大义”可谓一脉 相承，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更是深刻体现在范晔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上。本文论述的主旨是魏晋风度 在范晔《后汉书》编撰中的影响，而魏晋风度的根底在于玄学，玄学名士对老庄思想的秉承，某种程度上 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反叛。“名教”与“自然”，追求个体自由与儒家的人文主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如 此一来，崇儒与魏晋风度二者同存一体，这岂不矛盾？或许这正是《后汉书》的魅力所在，既有着儒家最 为根本的经世思想，又有着魏晋风度的奇谲瑰丽，两者有机融合为一体，既赋予《后汉书》正史的功利价 值，又有着因独立之学术个性而存在的持久生命力。范晔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沉陷 于任何一方，都不会造就出《后汉书》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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