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高压序言：魏晋风度作为一种精神也许值得追崇，但作为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其实又是一种“畸形”的表现，它是整个时代和社会扭曲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它又是不值得羡慕的，尽管人们很愿意称颂它，可在称颂之前，你必须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魏晋风度”—— 谈到魏晋风度，读者总是会为那些名士潇洒自在，不拘一格的言谈举止而吸引，用今日的话来说，还颇有一种“行为艺术”的风范。如富人晒绫罗绸缎，阮咸则晒破旧的裤子以示回应，又或者与猪共饮，在给母亲守丧期间，心爱的婢女离开了，阮咸连忙骑驴追赶。又或者如嗜酒如命的刘伶更是乖张放诞，大醉之后喜欢赤裸身体，随时带着一名扛着锹的仆人，说：“死便埋我。”  自汉以来中国历史上诞生了一群叫做“名士”的群体，及至魏晋时期这群人又转变为“狂士”，如击鼓骂曹的祢衡。然而名士们在“狂”的背后，却是一种近乎冒险的挣扎，巨大的政治高压就像一块沼泽，越是挣扎反而有越陷越深的危险，不挣扎处境也不会随之变好。 这是因为自东汉末年以来，彼时的政治环境不断恶化导致的结果，大体可以将这个恶化的界限从“党锢之祸”开始划分。从桓灵二帝开始的“党锢之乱”之始，正直的士大夫不仅被宦官们排挤出政治中心，更糟糕的是大量名士还遭到禁锢，如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由于曾是名士杜密的下属，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之祸中连同其余四十几人遭到禁锢。 两次“党锢之祸”将士大夫和朝廷的关系撕裂和恶化了，许多士人将精力倾注于学问之中而守节不仕，东汉朝廷数次征辟郑玄，都被后者委以拒绝。及至董卓专权时，政治环境更加恶化，秉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士人更无出头之日可言，隐而不仕逐渐成为主流。  如司马微、庞德公都是较为有名的隐士代表，如诸葛亮早年也因政治环境不佳选择隐而不仕，然而想要成为隐士有些时候也是不被现实允许的，郑玄守节不仕，却被袁绍以武力威胁强行征辟。谈强行征辟，必须要谈曹操，他手底下那一群名士十有五六是被他强行征辟的。 阮瑀不愿出仕，曹操不惜放火烧山；徐干早年以疾病推脱，也辞不受命于曹操；又如司马懿不愿出仕，曹操又用武力威胁……凡此种种都说明，自东汉以来在政治高压的压迫下，士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劣。又如孔融、边让、祢衡这类士人因抨击军阀权贵而遭到杀害。 及至魏晋时期，这一情况依旧没有好转，司马家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对士人采取更为严厉的政治高压态势，甚至不惜杀死嵇康，使《广陵散》成为人间绝响。妄议朝政成为了极度敏感的话题，唯有清谈玄学方能宣泄精神上的困顿。  这是东汉末年以来这些士人们政治诉求无法伸张的无奈之举，实际上大家很容易发现这种有趣的变化；在魏晋以前，抨击以曹操这种军阀为表达的政客和纵论天下局势一直是士人们的主流，但在魏晋时期，抨击政客和妄议朝政则明显属于被严厉打击的行为，一时间声绝于野。 二、清谈这些名士们只好高谈“老子无为之学”，倾心于自然之中，然而彰显的却是“想有为而不能为”的尴尬处境。既然现实的场景和图景已经不容许士人们高谈阔论，那么士人们只好把精力和目光转向以老庄之道为底本的玄学了。 两汉以来，谶纬之学（结合神权的政治预言）尤其盛行，与西汉刘邦斩白蛇起义的传说略有不同的是，东汉的建立是借助谶（chen）纬将自身的政权地位进行合法化，据《后汉书》记载，刘秀还没有登基之前，民间就广为流传《赤伏符》，其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预言刘秀将入主天下，这一政治预言也成为东汉立国的合法说辞。  一方面，两汉经学发展到东汉时，由于谶纬之学被奉为内学，儒家经典反而被奉为“外学”。这导致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期也逐渐向谶纬之学靠拢。而用今天的话来说，谶纬之学更类似于一种“刻意为之的宗教活动”，而这一活动是伴随着东汉的衰落而一道衰落的。 对于魏晋玄学的诞生，它有一种启下的作用，两汉经学的衰微为玄学的诞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儒家学说自两汉被奉为官方哲学以来，短暂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缓慢时期。道家的老庄之学兴起的一个因素在于士人们在政治上受到打压。 治世的经学因此逐渐不再为士人们重视，这首先是由于汉末以来士人们受到打压导致的结果，使得魏晋士人只能采取“清议”的方式去谈论现实的政治以外的抽象的哲学问题。在何晏、夏侯玄和王弼等人的倡导之下，以老庄之学为底本的玄学因此逐渐成为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流。  他们讨论的经典主要以《周易》、《老子》、《庄子》为思想根源，因此清谈之风一时兴起，最终成为魏晋和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特定符号和现象。如“竹林七贤”就是魏晋玄学中的代表人物，“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其中除王戎、山涛以外，竹林七贤对司马氏政权均秉持不合作的态度，山涛投靠司马氏以后劝说嵇康出山，后者写《与山巨源绝交书》予以回应，这也是嵇康遭到杀害的一个客观因素。魏晋玄学的诞生有它某种发展的必然性，其中最不容我们忽视的就是政治高压在这其中发挥的作用，这种政治高压几乎从东汉一直贯穿魏晋时代，这是在那个政局动荡的年代出现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酒与狷狂与玄学一同存在的还有酒，当然酒在魏晋时期已不是新鲜事物，但它作为一种特别的装饰物表现了魏晋名士的狷狂性格。而酒与狷狂结合到一起，它映照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今时今日人们也好酒，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在过去历史中都好酒。  但是酒似乎少有像魏晋时期可以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譬如今人饮酒，大醉之后呼呼而睡，图的是飘飘欲仙和酣畅淋漓的快感。但它难以被赋予某种社会现象，人的精神无法在酒之中得到展现，无非只像是劳累奔波几日后身心上的一时放松。 但在魏晋时期，酒与狷狂的个性却有巧妙的结合和预示。拿竹林七贤中的刘伶而言，他嗜酒不羁，被称为“醉侯”，此人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喜好老庄之学，追崇自然率性的个性，蔑视礼法（但实际上魏晋时期士族最看重礼法），在他身上发生过许多荒诞不经的举止，颇有几分济公那种“醒而颠痴”的意味。 可刘伶这样一个狷狂的人，《晋书》却记载他说“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一个人“放情肆志”的同时却又“澹默少言”，不可谓奇特了。设想刘伶这类人，或依照我们的设想，应当是像李敖那种狂放自如，妙语连珠乃至于率真的人。  可刘伶却偏偏是一个沉默寡言，对人世漠不关心的人，一个内敛的人却语出惊人的说出“死便埋我”、“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就不得不值得深思了。人们都说其余名士都是半醉半醒，唯有刘伶以酒避世。 荒诞狷狂的背后看似是追求老庄之学时的“逍遥之游”，本质上却是消极避世的颓丧和无奈之举，故作姿态是为了逃避铁幕一般无法撼动的现实。所谓率性、不拘一格或飘逸洒脱，大醉之后的狷狂，狂士或名士的盛名之下其实是一地鸡毛的困顿现实，这不是可以和李白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时代可以相比较的。 药：寒食散除了玄学，作为魏晋时期标志性符号的无疑就是寒食散——寒食散的出现反映出魏晋风度中走向糜烂的一面。有趣的是，玄学是在何晏等人的倡导之下流行起来的，而服用寒食散也是在何晏的推动下流行起来的。  何晏剧照 如果说刘伶这类名士喝酒只是图一个昏昏然而不知所以的浑噩状态，那么寒食散的流行则成为另一类名士在醉生梦死中的自我放纵了，实际上寒食散的流行反映的是魏晋风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由士人们那种狷狂的言行举止演变为一种贵族士人竞相模仿的社会现象，简而言之是一小群人的痛苦失意沦丧为另一群人的欢乐。 寒食散本身是一味拿来治疗伤寒病的药，但经过何晏的带头示范，由于这味药具有特殊的治疗效果，如服用完寒食散，快步疾走一番出了一身大汗以后，人会感到浑身清爽。所以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郎”。 然而其所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寒食散经过改造以后具有壮阳的功能，想来这恐怕这也是其从上层流向下层，最终在社会中弥漫开来的原因所在之一。孙思邈后来评价这味药说“汉末有何侯者行用，自皇甫士安以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有大大猛毒。”  寒食散是一味猛药，食用过度就成为毒药，但这依然不妨碍它的流行。然而，其流行与否似乎并不能够和文化扯上关系，偏偏就在于它是魏晋风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名士喜欢服用寒食散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即便如嵇康也爱吃寒食散，尽管我们不能说这代表魏晋名士的集体堕落。 但无疑却表现出魏晋名士们在失意困顿的精神之下逐渐迷失自我，时而清醒但又故作放纵之态，假做浑噩却又清醒异常，这种尴尬的“不伦不类”的处境和自我，在大众看来仿佛是一场解放天性和自我的行为艺术，但实际上却犹如王小波作品《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那只荒诞而又特别的猪一样，与众不同之下其实是由于外部环境导致的身份和行为的错乱，所谓特立独行、狷狂和荒诞，其实都是用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宣示对现实的无声反抗和逃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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