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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晚期的中原北方东部地区出现了一类形体较大的立体圆雕菩萨，总体特征是面相圆润，体型修长，胸腹间装饰以不对称形披帛为典型特征，时代通常被确认为隋代。本文从六世纪末期邺城特定的历史及宗教背景出发，以有纪年的石窟造像和背屏式造像为标型，对邺城、定州、青州等地出土的该类圆雕菩萨像的时代属性及源流进行辨析。 20世纪中叶以来，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先后发现了大量北朝晚期的佛教造像，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就有河北曲阳修德寺、山西沁阳南涅水、山东青州龙兴寺及河北邺城北吴庄等地的佛像。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造像中发现了一种形体较大的圆雕菩萨像，造型精美。总体特征是面相圆润，体型修长，头戴宝冠，多有化佛、宝瓶或宝珠饰。上身半裸，部分胸饰繁杂，常以穗状、串珠形或链状璎珞缠绕，下身着裙。其显著的特点是肩后披覆宽霞帔，前方帛带一道从胸腹间横过，悬腕下垂，另一道帛带从膝下回旋而上，绕臂下垂，两道披帛呈不对称性勾旋，与北朝晚期菩萨身披交叉对称的披帛、串珠、穗状璎珞及唐代膝上两道同心圆回旋的披帛样式迥然不同。传统观点一直视此类造像为隋代菩萨的典型样式，近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视角为探索这类菩萨造像的时代和源流提供了新的线索。河北是北朝晚期佛教造像出土最为集中的地区。1954年曲阳修德寺清理出各类造像及残块2200余件，其中纪年像247件，多数为东魏北齐时期的中小型背屏式白石造像，题材主要有释迦、弥勒、阿弥陀、观世音、思惟太子等［1］［2］［3］。类似的北朝晚期造像在河北藁城、定州、蠡县、灵寿、正定、南宫、黄骅及南部的临漳、成安等地普遍有见［4］［5］［6］［7］［8］［9］。此类以不对称性披帛为特征的立体圆雕菩萨像最早见于曲阳修德寺遗址，其中保存较好的三件菩萨像分别展陈于河北省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河北省院展陈的菩萨身材修长，头部及双臂均残，上身半裸，颈悬两圈珠饰，下垂铃形饰。身披对称的串珠饰，在腹部交叉。披帛两道，一道从左肩斜穿胸腹之间，悬臂处残，另一道从右肩下垂至膝部回旋。下身着裙，裙腰外翻，中垂绦带，内分格浮雕宝珠、花卉、兽面、香炉等。背面肩披宽霞帔，串珠对称下垂，绦带中部穿环，跣足立于石榫之上(图1)。故宫收藏的两件菩萨像均为等身圆雕像，姿势、服饰、尺寸相近，颈佩项饰，两道串珠饰在腹下交叉，下身着裙，中垂绦带，内分格饰宝珠、兽面等图案，唯胸腹间的帛带勾旋方向相反，应为组合像中的左右胁侍。山东中部也是北朝晚期佛教造像集中出土的地点，以青州龙兴寺窖藏中的大型背屏式造像及单体圆雕像最具特色［10］(P.538ab)，类似造像在青州周边的诸城、无棣、惠民、博兴、临朐、广饶、高青、昌邑、寿光等地均有发现［11］［12］，题材多见释迦、弥勒、卢舍那、观世音等。其中青州和诸城造像中所发现不对称披帛为特征的立体圆雕菩萨像，以诸城出土标本SZF:22为例，菩萨残高80厘米，身型略粗壮，头、足及双臂残。颈悬繁杂珠饰，披帛两道分别从胸腹间和膝下勾旋。上身着僧祇支，从左肩斜披一道串珠饰，下身着长裙，中垂绦带，内饰莲蕾、忍冬等图案(图2)。 2012年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共计出土编号造像2895件(块)，时代从北魏至唐代，以东魏北齐时期造像占绝对多数。造像题材涉及释迦、弥勒(交足、倚坐)、阿弥陀(无量寿)、药师、卢舍那、释迦多宝、思惟太子、观世音、大势至及双菩萨和双思惟像等。北吴庄佛像埋藏坑中发现10余件身着不对称披帛的立体圆雕菩萨像，体型上，有从等身像至30～80厘米的中型像(图3、4)。标本2012JYNH1:03，残高123.5厘米，白石质。菩萨通体彩绘贴金，雕琢精美。头部残，宝缯垂至肘下。上身半裸，颈悬宝珠项链，下垂铃饰，双手前端残，残破处有修补的槽孔。左臂戴钏，斜披一道串珠饰，左肩披帛从胸腹间绕过右臂，右肩披帛从膝下勾旋绕左臂下垂。下身着裙，裙腰外翻，中坠宝珠纹绦带。背面可见束髻的发绳、斜披的串珠饰及波状的裙纹(图5)。标本2012JYNTH1:1230，通高34.6厘米，白石质，通体彩绘贴金。菩萨头戴珠冠，宝缯垂至肘下，面相椭圆，颈悬项圈，下垂铃形饰，右手持莲蕾，左手前端残。上身半裸，从右肩斜披一道串珠饰，披帛在胸腹间和膝下勾旋两道，绕臂下垂。下身着长裙，中垂绦带，跣足立于锥形石榫上。标本2012JYNH1:1010，通高67.3厘米，白石质。通体彩绘贴金。菩萨头戴高冠，面相椭圆，弯眉细目，直鼻小口，宝缯垂至肘下。上身半裸，颈悬项珠，下垂铃饰，双手前端残，斜披一道串珠饰，左肩披帛从胸腹间绕过右臂，右肩披帛从膝下勾旋绕左臂下垂。下身着裙，裙腰外翻，中坠宝珠纹绦带。背面可见斜披的串珠饰及彩绘的裙纹，跣足立于锥形石榫之上。标本2012JYNH1:2669，残高68.4厘米，白石质。菩萨面相圆润，弯眉瞑目，头戴高冠，冠中似有化佛形象，宝缯垂至肘部。上身半裸，颈佩“U”形项饰，下悬一小铃形物。右手曲至胸前，残断，左手在腹下，掌心向外。披帛两道，左肩披帛从胸腹间绕过右臂，右肩披帛从膝下勾旋绕左臂下垂。从左肩斜披一道串珠饰。下身着长裙，裙腰外翻，跣足立于石榫之上。菩萨身侧有榫口，残见锈蚀的铁钉痕(图6)。 由于此类以不对称披帛为特征的圆雕菩萨像均未发现纪年题刻，关于其时代需要参照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的石窟造像。现存有明确纪年且雕刻有不对称披帛菩萨的石窟和摩崖主要有山东青州驼山石窟、云门山石窟及河南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驼山石窟位于山东省青州市城东约4公里处，现存5处窟龛，其中第2、3窟保留较多的造像题记，主尊均为结跏坐佛，体躯健壮，身着薄软贴体的福田袈裟，双手作说法印。李裕群先生根据3号窟主尊像座下“大像主青州总管柱国平桑公，像主乐安郡沙门都僧盖”的题铭，推断大像主为隋初青州总管韦操，洞窟开凿于隋开皇元年至三年(公元581－583年)之间，第2窟时代与之相当或略晚。两窟正壁造像组合均为一佛二菩萨，题材为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值得注意的是2号窟主尊两侧菩萨与3号窟主尊左侧菩萨均头戴高化佛冠或花蔓冠，宝缯垂肩，面相圆润，体态丰腴，颈悬珠饰，上身斜披一条串珠饰。披帛两道呈不对称形勾旋，一道从腹前斜过，上绕小臂下垂，另一道从膝部上勾，以手挽之(图7)。与之类似的菩萨在驼山对面的云门山第1、2号摩崖龛像中也有见，造型、姿势、装饰及帛带披覆方式几无二致，其流行时代也为隋代。邺城周边分布着以南、北响堂山石窟为代表的北朝晚期石窟群，开凿于东魏北齐时期的河北邯郸响堂山、水浴寺石窟及河南安阳小南海石窟始凿造像中并未发现有身披不对称披帛的菩萨造像，而在时代较晚的大住圣窟中则发现了此类菩萨像。大住圣窟位于河南安阳灵泉寺西宝山南麓，根据文献记载该窟为北齐至隋代高僧灵裕所建“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窟内前壁上方有明确的开窟题记:“大隋开皇九年己酉岁敬/造窟用功一千六百廿四/像世尊用功九百/卢舍那世尊一龛/阿弥陀世尊/一龛弥勒世尊一龛/三十五佛世尊三十五龛/七佛世尊七龛/传法圣大法师廿四人……”根据开窟题记可知主室三壁分别雕造卢舍那、阿弥陀和弥勒三尊主像，其中洞窟主室北壁(正壁)和西壁各有一身胁侍菩萨，头戴矮冠，面相圆润，宝缯垂肘。上身半裸，颈悬珠饰，身着不对称式披帛，斜披一道串珠。下身着长裙，中垂绦带(图8、9)。此外在南、北响堂山石窟内外壁面上，发现有大量隋唐时期补刻的小龛像，部分菩萨身上的装饰亦可见到这种不对称帛带披覆方式。另在河北邺城、定州出土有隋代纪年的小型背屏造像上也时常有见。图8 河南安阳大住圣窟主室北壁菩萨 图9 河南安阳大住圣窟主室西壁菩萨 从类型学角度分析，这类以不对称披帛为典型特征的菩萨像流行于隋代初年，但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及源头尚不明确。为探讨以不对称披帛为主要特征的菩萨造型渊源，需要简要回顾北齐以来菩萨披覆方式的发展脉络。 北齐国祚虽短，但在佛教史及造像艺术方面成就殊为不凡。造像样式在上承北魏晚期全面汉化的基础上，吸收印度笈多王朝新一轮传入的艺术风格，开创了北齐造像的新样式并在中原北方东部地区影响至深。这一时期菩萨帔巾的披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A型:菩萨体型较瘦，下身着长裙。丝带状披帛交叉对称，从双肩下垂，在腹部交汇，或穿环(璧)或纽结，至膝下上挽。该型菩萨装饰常见于公元6世纪中叶的北齐初年，为中原汉式审美情趣的体现。这种对称交叉的披覆方式与犍陀罗及龟兹地区造像中菩萨斜披宽巾或披帛缠肩绕臂下垂样式截然不同，是北魏太和改制后，模仿南朝衣冠服饰后出现的中国化造型，在山西大同云冈三期石窟和洛阳龙门北朝石窟造像中普遍出现，是北魏晚期菩萨装饰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东魏迁都邺城后，中原北方东部地区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东魏造像普遍继承了北魏晚期的汉化传统，菩萨帛带均以此类对称交叉的披覆方式为主，北齐天保年间(550－559)仍有部分延续，至北齐中后期基本不见。图11 河北邯郸北响堂北洞中心柱左壁菩萨 图12 山东诸城出土菩萨像 B型:菩萨上身半裸，下身着禅裙。丝带状披帛缠肩绕臂，紧贴身体两侧下垂，部分从肩部斜披一条串珠饰。邺城地区该型菩萨的披覆方式始见于北齐初年，在北吴庄出土造像和北响堂山北洞、中洞中均有发现(图10、11)，从邺城至晋阳交通路线上的小石窟群中时常有见，山东青州、诸城等地北齐造像也偶见此类菩萨(图12)，晚至山西太原天龙山8号、济南玉函山23号隋代窟龛中仍有发现。此类服饰的披覆方式原型不见于中原本土，而多见于犍陀罗和新疆龟兹地区，应是北齐初年受西域佛教文化影响而流传的式样。图13 河北邺城遗址出土弥勒七尊 图14 河北邺城北吴庄出土菩萨像 图15 河北邺城北吴庄出土菩萨像 C型:菩萨体型较为健硕，上身装饰较为繁杂，以交叉对称的串珠饰、穗状或链条状璎珞缠绕为突出特征，是北齐菩萨最典型的披覆样式。邺城出土较大的北齐立体圆雕像和背屏式造像中多见此类菩萨像(图13、14、15)。而山东地区此类装饰的菩萨像出现甚早，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就有较多数量的发现，北齐更为普及，部分菩萨项饰、胸饰繁杂，对称的穗状璎珞下部时常还有交叉的披帛。穗状或串珠式璎珞在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艺术常见的装饰，成都出土南朝萧梁时期普通年间(公元520－527年)菩萨造像上就已发现这种对称交叉的穗状璎珞，从青州地区长期归属南朝管辖分析，可能是受到了南方造像的影响。另在关中地区的北周至隋代造像中也极为常见这类对称交叉穗状璎珞。D型:即上述以不对称式披帛为特征的菩萨造型。除在河北邺城、定州，山东青州、诸城等地出土造像和石窟中有较多发现之外，关中地区隋代金铜像和石质造像中也偶有所见，近年陇东泾川大云寺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该型菩萨，与传统认知的西魏北周菩萨披覆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此类装饰方法不见于犍陀罗、龟兹及南朝造像，应是中原北方地区新出现的一种披覆样式。上述四类菩萨服饰造型体现出华北地区北朝末年菩萨帛带和璎珞的披覆样式，从宏观趋势上也基本反映了从北魏中晚期、东魏北齐至隋初，佛教造像由太和改制后的全面汉化到北齐初年胡化因素的回潮，再到隋初中、西文化因素融合形成新的风格。就现有资料来看，最早有明确纪年的身着不对称式披帛的菩萨造像题铭均出自隋开皇年间，因而将其视为隋代菩萨造型中最具特色且流行甚广的一种服饰无可置疑。而关于此类造像最早出现的时间和地域则难以确认，邺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系统发掘和修复过程中的一些迹象，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位于河北省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村北漳河河道内，地处东魏北齐邺南城的东郭城区。清初改道的漳河流经此地，因此在上部形成了近4米厚的沙土淤积层。埋藏坑平面呈不规则方形，除东南部为斜壁坡底外，其余坑壁均较陡直，坑底部较平整。坑边长约3.3米、深约1.5米，开口打破北朝文化层。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确认埋藏的时代应为唐代。坑内造像均残损破碎，摆放杂乱无序，显然是在唐代某次重要的事件中遭受人为破坏而作为废弃物集中掩埋。出土佛像的修复工作迄今已进行了10年。经初步统计，此次发掘出土佛像个体总数在1000尊左右，造像时代以东魏北齐为主，另有北魏造像20件左右，隋代造像10余件，唐代造像不超过5件。其中题记造像300余件，最早的纪年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最晚为唐高宗上元二年(675)，为构建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佛教造像的时代序列提供了重要的标尺。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批造像都经过人为破坏，许多造像上可以辨识出明显的打击点，较大的造像头部、手臂甚至躯干均经外力打击而断折，而大量北齐镂孔透雕的龙树背龛式造像往往碎成断数十块。其次，这批造像上有清晰的古代修补痕迹，特别是在体形较大的立体圆雕像上尤其明显。修复方法是在头颈、躯干和手臂断裂处磨平，然后凿出方形或圆形的槽孔，内嵌铁质铆杆，空隙填补类似白石膏的粘接物。北魏和东魏北齐大型造像普遍可以见到这种修补痕迹，但在时代明确的隋代和唐代造像上均未见到古代修补迹象。结合邺城佛教发展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可以作为区别北齐和隋代造像的一项重要依据。邺下佛教于北齐达到顶峰，近年发掘的规模宏大的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及邺城周边星罗棋布的石窟寺和蔚为大观的刻经遗迹，都说明北朝晚期中原北方地区佛教文化中心。而北周武帝宇文邕则以释老之学悖逆不孝，虚耗国力，于建德三年(574)断佛、道二教，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继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后的第二次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遂将灭佛令推广到齐境。邺下佛教受到沉重打击，寺塔造像尽数毁弃，僧徒流徙。北周武帝平齐次年即病故，隋国公杨坚逐渐掌握政权。大象二年(580)，相州总管尉迟迥因不满杨坚擅权而据邺起兵，旋被讨平，杨坚为防止邺城的故都地位再被利用，除彻底撤毁邺城的宫室官署民居外，还将州县治所及居民悉数迁移到南面的安阳城，史载“隋文辅政，相州刺史尉迟迥举兵不顺，杨坚令韦孝宽讨迥，平之。乃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仍为邺县。”［8］六朝古都经此一劫终成废墟。隋文帝杨坚虽然通过毁城移民彻底摧毁了邺城，但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位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推广佛教，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修复建德法难时破坏的寺院和造像。初唐法琳《辩正论》明确记载:“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海内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像等，大小一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许躯。宫内常造刺绣织成像及画像，五色珠旛五彩画旛等不可称计。二十四年营造功德，弘羊莫能纪。”隋炀帝杨广追其父后尘，“修治故像一十万一千躯。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综合以上文献记载的邺城佛教历史背景，结合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和佛像修复过程中所见迹象，可以得出以下推论：华北地区大量的北朝造像是北齐佛教兴盛的历史见证，这批造像在北周武帝灭佛时期经历了大规模的人为破坏，隋代对建德法难时摧毁的寺院和造像进行了全面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唐代某个特殊时期再度发生毁佛事件，这批经隋代修复使用的前代造像和隋唐新刻造像再次被摧毁后掩埋在坑中，直至近年经考古发掘才重见天日。故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千余件造像，北魏至北齐造像上常见修复的槽孔、铆钉和粘接物残痕(图14－15)，而隋唐造像虽也经人为破坏，但却未见到修补痕迹。据此而论，北周武帝建德法难及隋文帝杨坚恢复佛法修治故像是重要的历史节点。邺城在北齐灭亡后就已失去昔日的国都和佛教中心地位，已不具备创造新样式的条件。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多件以不对称披帛为特征的菩萨像，从其身部、颈部和手臂处的修补残痕来看(图3－6)，其出现年代应该早于隋代，很可能是北齐中后期融合东、西方文化因素而蕴育出的新式样，并成为隋代流行的菩萨披覆方式。［1］罗福颐．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J］．考古通讯，1955(3)．［2］李锡经．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发掘记［J］．考古通讯，1955(3)．［3］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象的艺术风格与特征［J］．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2)．［4］程纪中．河北藁城县发现一批北齐石造像［J］．考古，1980(3)．［5］河北省文物局编．河北文物精华·定州文物藏珍［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6］刘建华．北齐赵郡王高睿造像及相关文物遗存［J］．文物，1999(8)．［7］赵永平，陈银凤．东魏大通智胜汉白玉佛［J］．文物春秋，1995(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南宫市文物保管所．河北南宫后底阁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12(1)．［9］河北临漳县文物保管所．河北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J］．文物，1980(9)．［10］［日］松原三郎．中國仏教彫刻史論·圖版編［M］．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11］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J］．文物，1998(2)．［12］夏名采，王瑞霞．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J］．文物，2000(5)．［13］(唐)令狐德棻等．周书·静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1．（作者：何利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