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一）

一、姑师与车师前王国时期（新石器时代－公元5世纪中叶）

姑师人

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的天山东部地区，很早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在紧邻盆地的哈密县七角井村一带，有一处距今约一万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这里宛如一个石器加工场，人们可以在数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采集到用硅质岩、石英、燧石打制而成的细石镞、石钻头和刮削器类，标志着当时是处在中石器晚期或新石器早期阶段。这种与狩猎、畜牧生产相适应的细石器工艺，在距今约四千年的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北、交河古城沟西等遗址出土的石刀、石矛、石镞上表现的得更加成熟。同时，陶器的出现表明它们的主人已逐渐从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进入农业、畜牧业兼营的社会，并且在盆地中渐渐定居下来。

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天山东部地区的土著居民是姑师人（姑师，后来固定称作车师），他们“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距今两千年左右的考古材料表明，当时的居民已普遍使用了彩陶器皿，并且和铜器甚至铁器共存。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人们在从事畜牧业的同时，扩大了农业的经营，而且还出现了毛纺织、木器制作、冶炼等工艺。墓葬中出土的漆器、丝织品、铜镜和海贝等物，说明这里已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广泛的交往。

五争车师

公元前3世纪初，姑师人广泛分布在东部天山南北两麓，中心就在吐鲁番盆地。它的东面是定都长安（今西安）的汉朝，西面、南面是土著的西域城郭诸国，北面是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匈奴。当时匈奴的势力最强，不仅连年侵扰汉朝的北部边境，还以蒲类海（今巴里坤湖）为根据地，在西边日逐王部下，设僮仆都尉，居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征收赋税，役使西域各国。吐鲁番盆地则是匈奴进出西域的通道和粮食供给地。

汉朝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在汉武帝即位后，开始反击匈奴，除了正面进攻外，武帝还派遣张骞通西域，联合西域各国，以断匈奴的“右臂”。当汉朝列四郡，据两关，在河西走廊站稳脚跟后，汉、匈开始在西域地区较量，而争夺的焦点就是车师人所在的吐鲁番盆地。西汉时期，汉与匈奴为争夺车师交战五次，史称“五争车师”。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率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派遣右贤王率数万骑兵救援，汉军败归。这是第一个回合。到征和四年（前89），汉又派开陵侯率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击车师，车师王投降汉朝。这是第二个回合。汉昭帝时，匈奴重新占领其地，派四千骑兵在此屯田。至本始三年（前71），汉宣帝发兵十五万，由五将军率领，分道出击匈奴。在盆地屯田的匈奴惊惧逃走，车师重又与汉朝通好。这是第三回合。但是，由于匈奴的压力，车师太子乌贵为王以后，即与匈奴缔结婚姻，袭击汉朝派往乌孙的使节。地节二年（前68），汉将郑吉等率军再度攻占车师交河城，几经反复，车师王逃到乌孙，汉军三百人留在此地屯田。这是第四个回合。吐鲁番土地肥美，是匈奴必争之地，因此频频派骑兵来攻扰，汉军不得已，只好在元康四年（前62）放弃其地。不久，匈奴内乱，西边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前60）率众降汉，车师之地也随之归属汉朝，而且“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这是第五个回合。至此，汉朝的势力终于在吐鲁番盆地站住了脚。

车师前王国

由于匈奴的投降，汉朝控制了车师之地，于是就在神爵二年，“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把原来车师人的领地按地理形势划分为八国，目的是分而治之。其中，车师前王国就在吐鲁番盆地。从此，吐鲁番盆地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和政治实体。

交河城

车师前王国，又称前部，都城在交河城（即今交河故城），因“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今天仍然可以看出这一形势。车师王下，设有侯、将、都尉、君等各级官吏。西汉时有700户人家，共6050人，其中兵士共1865人。东汉时有1500余户，4000余人，兵士2000人。除了土著的车师人外，境内还有屯田的汉人。自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汉朝在车师前王国设戊己校尉，驻高昌壁（今高昌故城），率数百名士卒在此屯田。

车师前王国在汉戊己校尉的保护伞下没有安稳多久，因王莽篡汉，西域诸国纷纷叛离，戊己校尉被杀，匈奴的势力重新占据了吐鲁番盆地。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取伊吾庐（今哈密），车师重新附属于汉。后来虽几经易手，随着北匈奴的西迁，车师前王国基本处于汉、魏所设戊己校尉的镇抚之下。汉族屯戍兵不断增加，屯垦区也在一步步扩大，从内陆特别是河西一带迁来的汉户，与土著的车师人混居在一起，魏晋之际盆地内出现的一种“高昌土兵”，很可能就是由车师人和屯垦的汉人联合组成的地方军。至西晋灭亡，凉州独立，张骏于咸和二年（327）击擒“叛将”戊己校尉赵贞，高昌由屯戍区发展成郡，盆地的东部成为前凉高昌郡的辖地，西部以交河城为中心，仍属车师前王所辖。高昌郡虽数易其主，车师国却一直独立存在，直到北凉残余势力沮渠无讳、安周兄弟占据高昌后，终于在承平八年（450）被安周引柔然攻破交河城，车师王车伊洛及子歇东入北魏代京，车师前王国至此灭亡。

戊己校尉

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设置戊己校尉，是吐鲁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原来的汉族开始在这里定居下来，与土著的车师人共同生产、生活。

戊己校尉的基本职责是屯田积谷，为汉朝在西域的军队和过往的汉使提供粮草。同时，还要帮助驻扎在乌垒（今轮台）的西域都护，北抗匈奴，安抚西域诸国，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为何叫“戊己校尉”呢？这是因为汉朝人相信五行方位之说，天干中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配东、西、南、北四方，只有戊己寄治他方。所以，就把寄治在车师前王国的屯田校尉，称作“戊己校尉”。西汉时，戊己校尉的治所在高昌壁，初设此官时只有一人。到成帝时因形势需要，分为戊校、己校两部，以后时有分合。其大本营基本在高昌壁，东汉初曾一度驻扎在柳中城（今鲁克沁）。

戊己校尉率汉军在车师前王国的屯田，给这里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此后，盆地东部以高昌城为中心的区域比交河城一带发展更快。三国时期和西晋末年，中原大乱，河西大族时有迁入，魏晋以来的戊己校尉，也多由河西大族出任，高昌地区逐渐成为凉州地方官的下属，而且初步具备了郡的规模和作为郡的各项军政制度。

高昌郡

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凉州形成张氏割据政权，但仍用西晋建兴年号。建兴十五年（东晋咸和二年，327），张骏擒获叛将戊己校尉赵贞，占据高昌，始设高昌郡，下辖高昌、田地二县。从此，戊己校尉名存实亡，吐鲁番盆地东部由屯垦区发展成一个郡，从属于凉州地方政权，高昌的命运也就随着河西地方政权的变化而变化。

前凉在高昌的统治持续了五十多年。376年，前秦苻坚攻破凉州姑臧城，前凉灭亡。苻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高昌人杨干（一作翰）为高昌太守，高昌郡归属建都长安的前秦，但实际上仍归凉州刺史指挥。384年，淝水战败的前秦被鲜卑慕容垂、慕容冲和羌人姚苌等势力瓦解。奉命西讨龟兹的大将吕光于385年入据姑臧，建后凉王朝，高昌郡的宗主权又转后凉手中，因这里地据西陲形胜之地，394年，吕光特遣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但为时不久，建康（今酒泉西南）太守段业于397年自称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占据高昌。吐鲁番出土有神玺三年（399）写《正法华经·光世音品》和《仓曹贷粮文书》，补充了这一史实。翌年，敦煌太守李暠自称凉公，改元庚子，创西凉政权。随后，卢水胡沮渠蒙逊攻杀段业，占据张掖，建号永安，是为北凉。姑臧的后凉也亡于后秦。这段时间，高昌一直处在西凉的控制下。421年，沮渠蒙逊攻灭西凉，高昌易主北凉。北凉在玄始十二、十三年（424－425）向夏主赫连勃勃称臣，吐鲁番地区也使用夏真兴年号。435年，在柔然的扶植下，阚爽自立为高昌太守，脱离北凉的控制。自此，高昌郡出现了独立于河西的倾向。439年，北魏攻围姑臧，沮渠牧犍投降。北凉残部在牧犍弟酒泉太守无讳率领下，西据鄯善。442年，又北攻阚爽，爽奔柔然，无讳占据高昌，于翌年改元承平，号凉王，在高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高昌郡的时代至此完结。

神玺三年（399）写《正法华经·光世音品》

高昌虽远在西陲，但作为河西各地方政权的一个郡，不论在行政制度上，还是在军事设施上，与汉魏以来中原的设官立职基本相同。另外，作为戊己校尉的后身，这里的军民没有严格的区分，通过召募和谪发来的高昌郡兵，执行着戍守边界、道路以及渠水等任务。

佛教的初传

高昌郡是从戊己校尉率汉军屯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诸凉王朝的统治，又源源不断地把带有河西色彩的汉魏文化传播到这里。阿斯塔那古墓中，曾出土过北凉时期的《毛诗关雎序》，表明了儒家文化的传习。汉文化对高昌郡的影响既深且广，就连西来的佛教也不例外。

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峪沟发现的《诸佛要集经》写本，是目前所能确知的最早的吐鲁番出土佛典。该写本的尾题记载：

元康二年正月廿二日，月支菩萨法护手持胡本，口授聂承

远和上，弟子沙门竺法首笔□。□令此经，布流十方，戴佩

弘化，速成正□。

元康六年三月十八日写已。

凡三万十二章，合一万九千五百九十六字。

《诸佛要集经》

据此可知，这是当时著名的译经僧竺法护在西晋惠帝元康二年（292）译出的经；译经地点是洛阳城。这件元康六年（296）的抄本在此后不久由中原或河西传入高昌，说明了法护所译大乘经典对吐鲁番地区的影响。高昌郡设立后，汉译佛典更是与日俱增，目前还能够看到的写经残卷或残片，就有前秦甘露二年（360）沙门静志写《维摩经义记》卷二（吐峪沟出土）、后凉麟嘉五年（393）王相高写《维摩诘经》（上海博物馆藏）、北凉神玺三年（399）道人宝贤写《佛名经》、又同年张施写《正法华经·光世音品》、北凉承玄二年己巳岁（429）令狐岌为贤者董毕狗写《妙法莲华经·方便品》（吐峪沟出土）、承玄三年庚午岁（430）写《金光明经》卷第二（安乐城出土）、北凉缘禾三年（434）比丘法融供养的《大方等无想大云经》以及《优婆塞戒经》卷六、七等等。这些汉译佛典的传写，反映了大乘佛教在这里的流行。佛教文献还记载，当时的高昌郡不仅抄经供养，还有一些大德沙门在组织译经。《出三藏记集》卷二记：“《方等檀持陀罗尼经》四卷……晋安帝时（397－418）高昌郡沙门释法众所译出。”同书又记载，北凉王沮渠蒙逊从弟安阳侯沮渠京声，曾在高昌国求得《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和《观世音观经》各一卷，并且就在高昌郡译为汉文。

吐鲁番盆地处于丝绸之路的干线上，除了汉译佛典的传译外，印度或西域其他国家传来的梵文佛典也在盆地内的车师前部和高昌郡辖境内流传。《出三藏记集》卷八记载：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车师前部王的国师鸠摩罗跋提将一部梵本《大品般若经》献给苻坚。同书卷九还记载，梵本《四阿含经》也在车师前部境内流布。同书卷八又记载，释智猛于甲子岁（424）从天竺（印度）带回高昌《大涅槃经》的胡本，河西王沮渠蒙逊遣使到高昌取此胡本，命昙无谶译出。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曾在吐鲁番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胜金口等地发现了一大批梵文写本，其中有《相应阿含》、《比丘尼戒本》、《法集颂》、《俱舍论本颂》、《大般涅槃经》、《妙法莲华经》等，除个别大乘经典外，多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经论，反映了小乘佛教也在此流行。随着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造像艺术也在此时初步兴起，被劫往柏林的北凉宋庆及妻张氏所造塔，与酒泉、敦煌出土北凉石塔形制相同，上刻佛像及《佛说十二因缘经》文。吐峪沟石窟（唐人称丁谷寺）也开始凿出第一批石窟，内涵与石塔一样，主要反映了小乘禅法的流行。

高昌郡时期佛教的盛行是有一定限度的，当我们参观阿斯塔那或哈拉和卓的高昌郡时代的墓葬时，很少看见有关佛教的迹象，记载死者姓名籍贯和入葬年月日的《随葬衣物疏》中，也只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道教色彩的词语，而没有麴氏高昌国时期《衣物疏》中“大德比丘”、“佛弟子”等称呼，表明在社会风俗方面，当地的汉族吏士仍然受中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支配。

《凉王大且渠安周功德碑》

公元5世纪中叶的吐鲁番盆地，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一是北凉残余势力在此独立称王，二是车师前王国的破灭，盆地终归一统。

442年，北凉王沮渠牧犍弟无讳从鄯善经焉耆东入高昌，高昌太守阚爽拒之。九月，无讳派遣将军卫兴奴诈称降爽，夜袭高昌，爽败，投奔柔然。沮渠无讳遂占据高昌，奉表于南朝刘宋。443年，无讳改元承平，号称凉王，在高昌郡的基础上，首次建立了独立于河西的地方割据政权。承平二年夏，无讳死，弟安周立。安周不断向盘据交河城的车师前部发动进攻，终于在承平八年（450），借助了柔然的帮助，攻陷交河城。车师王车伊洛父子经焉耆东入平城，车师国灭亡，沮渠氏的大凉政权统一了整个吐鲁番盆地。从此，吐鲁番盆地一直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断演进，直到高昌回鹘王国破灭之后，才又分作许多“地面”。

沮渠安周在位共十六年，他南联刘宋，东拒北魏。当时北魏内部斗争激烈，除妥善安置车师亡国君主等外，也无力西进，去歼灭北凉余部。安周偏安一隅，但为时不久，终于在承平十八年（460）为强悍的北方柔然部消灭。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

《凉王大且渠安周功德碑》

北凉王族的进据高昌，对吐鲁番地区的文化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从当地盛行的佛教来看，承平三年（445）建造了《凉王大且渠安周功德碑》，由中书郎中夏侯粲撰文，法师法铠与典作御史索宁监督制造。碑文作者精通内外典籍，文笔娴熟典雅，标志着当地的文化水平，其中这样描写造碑的功德主：

凉王大且渠安周，诞妙识于灵府，味纯猷而独咏。虽统天理物，日日万机，而謶讥之心，不忘造次□□，□□之寄逆旅，犹飞轩之伫唐肆。罪福之报行业，若影响之应形声。一念之善，成菩提之果；瞬息之恶，婴累劫之苦。

碑原立在高昌城中央，即今“可汗堡”旁佛寺址的东南角，然而我们今天到此参观，已无法找到原碑了。1902年冬季碑石被来此考古的德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运到柏林，藏在民族学博物馆，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柏林的战火，现在只能看到早年刊布的照片。1905年入欧考察宪政的端方带回的全拓孤本，由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吐峪沟等地出土的写本说明，沮渠安周不仅立碑以为功德，还供养了许多写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收藏有《持世经》持世第一，为南方来的“吴客丹杨郡张烋祖写”，时在己丑岁（449）。又有承平十五年（457）书吏樊海写《佛说菩萨藏经》卷一、《十住毗婆沙论》卷七和《佛华严经》卷二八。引人注意的是，这四种佛典，前三种是鸠摩罗什在5世纪初的新译，后一种是佛陀跋多罗（觉贤）于421年在建康（今南京）译毕。这些远在长安、建康新译出的佛典，在几十年内就传到高昌，成为凉王大沮渠安周供养之经，说明沮渠安周对吐鲁番佛教的发展确实起了推动作用。

除了佛教铭刻、写本外，1972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177号墓中发掘出石质墓表一方，文字如下：

大凉承平十三年岁

在乙未四月廿四日

冠军将军凉都高昌

太守都郎中大且渠

封戴府君之墓表也

从墓表形制和书法风格来看，显然是中原地区丧葬习俗的反映，墓表的形制从此在高昌地区发展起来，这不能不说是沮渠氏入据高昌所带来的社会风俗上的变化。

二、高昌国时期（公元460—640年）

阚、张、马氏政权与柔然、高车

柔然，又称蠕蠕、芮芮或茹茹，是继匈奴、鲜卑之后在蒙古高原兴起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在和中原的北魏王朝相互斗争的同时，也把势力伸进西域地区，而吐鲁番盆地则首当其冲。

435年前后阚爽自为高昌太守，应当就是在柔然的扶植下上台的，所以，442年伊吾唐契率众西攻高昌，柔然就遣部帅阿若率骑兵救援。同年九月，高昌被沮渠无讳攻占，阚爽就北投柔然避难。沮渠氏的大凉国也曾一度与柔然连兵，击灭车师前王国，但十年后，却又被柔然消灭。460年，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阚伯周或许就是阚爽的后人。从阚伯周开始，吐鲁番盆地进入高昌国时期，但阚氏高昌国基本上是一个柔然的傀儡政权，阚伯周及其子义成、首归都奉柔然受罗部真可汗予成的永康年号，吐鲁番出土过永康五年（470）所写《妙法莲华经》和永康十七年（482）残文书。

永康五年（470）所写《妙法莲华经》

高车是柔然北部的一支游牧民族，最初臣服于柔然。485年，柔然可汗予成死，其子豆仑可汗初立，国势衰微，高车族的副伏罗部乘机于487年叛离，西迁至吐鲁番盆地西北，建高车国。高昌的阚氏大概也由此脱离了柔然的控制，在489年自建年号为“建初”，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出土有《建初二年庚午岁（490）功曹书佐奏文》。但高昌国的独立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高车很快就代替了柔然在这里的角色。491年，高车王阿伏至罗杀阚首归兄弟，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

张氏的统治只维持了数年，就被国人杀了，马儒被立为高昌王。由于不断受到高车的压迫，马儒曾在497年遣使北魏，要求举国内徙，引起高昌旧人的不满。不久，他们杀掉马儒，立麹嘉为高昌王。从此，开始了麹氏高昌国的统治。

麹氏高昌

麹氏高昌王国虽然不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国人的反对，但总算摇摇晃晃地走过了139个年头。麹氏王统世系，经过学者们多年来的精心考订，现在基本上已理出了一个眉目，如下表： 

麹嘉在位时，仍然受到柔然或高车族的压迫，所以也曾数次向北魏要求迁往内陆，但始终未能成行。6世纪中叶，柔然被突厥所灭，突厥成为漠北的霸主，高昌又臣服于突厥，7世纪初，突厥一度衰弱，又依附于铁勒，并与隋朝通好，极力推行汉化，引起不满，曾发生政变，政变者赶走国王麹伯雅，建号“义和”，维持了六年的统治。在高昌大族张氏的帮助下，麹氏王室才平定了叛乱，重新统治了高昌王国。唐朝建立后，麹文泰感到了威胁，联合天山北部的西突厥，与唐为敌，最后在公元640年被唐朝灭亡，高昌国至此终结。

近代考古学的成果，特别是1949年以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处辛勤劳动的收获，使我们今天对麹氏高昌国的认识大大地丰富起来了，细致地了解麹氏高昌国的各个侧面，会使您在漫游高昌故地时，品味历史的风风雨雨。

高昌故城

顾名思义，麹氏高昌国的都城就在高昌，应即今天的高昌故城。从十六国时期的高昌郡发展到高昌国都，高昌城已经初具规模。我们从高昌城北公共墓地出土的文书中得知，当时的高昌城中至少有四个坊，按照它们所在的位置，分别叫作东南坊、西南坊、东北坊和西北坊。高昌城垣上，四面都开城门，文书中保留下来七个城门的名字，即东面的青阳门和建阳门，西面的金章门和金福门，北面的玄德门和武城门，南面的横城门。有趣的是，有些城门的名字和汉、魏、晋以及北魏洛阳城或十六国时期姑臧（武威）城的城门名称相同，显然，高昌城门的命名，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以五行学说为依据的。

在地方行政制度上，麹氏高昌在高昌郡的基础上，仍然奉行与中原相同的郡县制，而且为了笼络从中原、河西陆续迁入盆地的各个大姓士族，郡县的设置也达到泛滥的地步，目前知道的郡县数共有四个郡和二十一个县，它们相继出现在盆地各处。这些郡县城址，有些还保留至今，有些则只能指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我们不妨先匆匆地浏览一番。

在高昌城北10公里左右，有新兴县和宁戎县，大致分别相当于今天的胜金（Singim）和胜金口（Singim-aghiz），它们是高昌城北面的屏障，扼守着两个山口。宁戎县北的宁戎谷（今木头沟），又是高昌的一大佛教胜地，谷中的宁戎寺即今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在此时开始兴建起来。出高昌城东行10公里，就是酒泉县城，其地可能在今天的洋海（Yangkhi）附近。洋海北面的吐峪沟乡，推测应是高宁县治。今天的鲁克沁（Lü kchün）是高昌国田地郡、田地县的治所，这里从十六国时期就是仅次于高昌的大城之一，麹氏高昌王封王子为田地公，镇守此地。保留至今的残墙，还多少能说明它昔日的荣光。在今鲁克沁和斯尔克普（Sirkip）之间，可能就是威神县的所在地。斯尔克普北面的连木沁（Lamjin），从读音的符合，可以说是临川县的县治。高昌国东北部的政治、军事中心横截郡、横截县治，被认为是在今天的汉墩（Khando），横截郡太守的职位，长期掌握在高昌王族麹氏的手中，说明了此地在高昌国的重要地位。高昌国东部的门户是白艻县，又称东镇城，是高昌东境的大镇，其地即在今鄯善县治（Pichan）。

田地县

高昌国的西半边，大致可以分成南北两区。南部以南平郡为中心，按照近年在吐鲁番县城南约7.5公里处发现的墓志指示的方位，南平郡、南平县治应在今工尚（Gunshang）古城遗址。其东面的让步城（Lampu）可能是柳婆县治，而西面的帕克拉克城（Paka-bulak）可能是安昌县治。由此再向西就是位于布干土拉（Bogen-tura）的无半县和位于窝额梯木（Oi-tam）的始昌县了。始昌西距今托克逊县治（可能是高昌国时的笃进城）十余公里。高昌国末期，玄奘法师西行时，就是沿着这几个城，由高昌城到焉耆去的。

安乐县城

盆地西北地区的中心是原车师前王国的首都交河城，高昌国在此设交河郡、交河县，其地即今交河故城。交河郡又名镇西府，是高昌国西部最重要的城镇，和东部的田地郡一样，是由高昌王子亲自镇守的，号称交河公。交河城东10公里是安乐县城，也就是今吐鲁番县东约2公里处苏公塔东的古城址，残存的建筑遗址与交河城的古老建筑形制十分相似。永安县城可能在安乐县南，今红旗公社先锋三大队一带。安乐故城北的葡萄沟（Bulayiq），可能是洿林县的所在地，这里出产的皮薄味美的葡萄，在高昌国时期就名闻南朝的梁国。交河城南面的也木什（Yamshi）应是盐城县所在。龙泉县顾名思义应在一处泉水汇集的地方，可能在今马勒恰西约5公里处，也可能在更北的夏普吐勒克（Shaftalluk）。永昌县的位置还没有找到落脚点，出土文物中有从高昌城派人到“永昌谷”的记载，表明永昌县应位于高昌北部某山谷附近。

高昌国四郡二十一县的分布，大致是以高昌城为中心，分成四区，东北区以横截郡城为中心，东南区以田地郡城为中心，西北区以交河郡城为中心，西南区以南平郡城为中心。高昌国的辖境，东到今鄯善县境，西抵托克逊县境，北以火焰山为界，南以艾丁湖为限。到麹氏有国时期，吐鲁番盆地的各个绿洲被充分地开发出来，许多中原或河西的大族迁徙至此，支配着地方上的行政权，形成与中原相类似的门阀社会。

五经与历代史

随着中原和河西的士家大族迁入高昌，麹氏高昌国的汉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高昌王室来源于金城郡（今兰州附近），与中原南北诸王朝的文化往来十分密切。第一代高昌王麹嘉就曾向北魏王朝求借五经、诸史，而且还请国子助教刘燮前来任博士，以教授学生。第三代高昌王麹坚还在自己的坐室中，绘“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作为仁政的象征。史书上说，高昌国的语言、文字与中原略同，国中有《毛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还有历代史甚至各种文集。这些记载的准确性被出土的文书证明，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就曾发现过《毛诗郑笺》、《孝经》、《孝经解》、《论语》等。另外，1980－1981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的古写本《汉书·西域传》残片，1924年在鄯善县境和1965年在吐鲁番安乐城址分别出土的《三国志·吴志》残卷，1972年阿斯塔那151号墓出土的孙盛《晋阳秋》残卷等等，都证明了高昌国内“历代史”的存在。此外，文书中还见有《谥法》、诗文稿、《书仪》和学童学习汉文时所写的《千字文》、《乘法诀》和《急就章》。

《毛诗》、《论语》和《孝经》是后魏、北周两朝最流行的儒家经典，备受这两朝统治者的重视。通过高昌国与魏、周的文化交往，这种学风也影响到高昌国，史籍和文书都一致说明了这三部经典在高昌国的地位。高昌王大力提倡儒学，目的是利用汉文化的影响力，淳化风俗，借助“尊王攘夷”的思想，来巩固他在这个多民族地区的统治。麹氏高昌时期，汉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也是统治阶层的主导思想，高昌国不仅公文用语使用汉文，甚至连文书格式、用词也都来源于中原汉魏之制。

造寺与修窟

高昌国汉文化的发展，使中原固有的道教也在高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阿斯塔那303号墓主人——明威将军民部参军赵令达，就是一个道教信徒。他的后人把一纸道教符箓随葬入墓，企求保护他早归道山。

但是，不论是道教，还是儒学，都没有阻止住4世纪初以来迅速发展的佛教势力，到麹氏高昌国时期，除了经典的传写外，随着士家大族势力的膨胀，造寺和修窟成了一时的风尚。吐峪沟千佛洞自十六国时期开凿以来，至此时达到了全盛时期。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也开始兴修。保存下来的高昌国时期的两块造寺碑铭，更能说明当时的情况。

《高昌新兴令麹斌芝造寺施入记》碑

碑阴刻《高昌绾曹郎中麹斌造寺铭》

一块是《高昌新兴令麹斌芝造寺施入记》碑，碑阴刻《高昌绾曹郎中麹斌造寺铭》。该碑在1911年5月为吐鲁番三堡的农民发现，运到迪化（乌鲁木齐）荷花池，又移到将军署，立碑亭保护。但后来却被盛世才当作奠基石，埋在乌鲁木齐一座楼房的下面，现在只有拓本流传。立碑人麹斌芝（一名斌）出自高昌王室，是第三代高昌王麹坚的孙子，也即第六代高昌王麹宝茂的从兄弟。他十九岁就被任命为高昌东境横截县的县令，后转为高昌北新兴县令。他曾主持对抗新兴起的突厥族的入侵，并亲自作为使节，到突厥汗庭，缔结婚盟，因功授振武将军民部长史。他在建昌元年（555）十二月二十三日，发愿为报已亡双亲的恩德，特别划出一区田地，在新兴县城西造寺一所，永充供养，并且撰写了《造寺施入记》，刻碑立铭，高昌诸大僧人和高昌王麹宝茂、高昌令尹麹乾固以下各级官吏都名标碑上，以防“不肖子孙，内姓外族，依倚势力，□侵寺物”。麹斌去世后，其子麹亮在麹乾固延昌十五年（575）撰《造寺铭》，叙说了造寺人的生平和造寺缘由，连同麹斌一家的男女供养人像，一起刻于碑阴。这是高昌王族捐地建寺的一个典型例证。

另一块是《高昌主客长史阴尚□造寺碑》。原碑和《且渠安周功德碑》一起，被普鲁士探险队带到柏林，现已不知所在。高昌的阴姓是源出武威，经敦煌迁来的大姓。阴尚□作为高昌国的主客长史，应当住在高昌城内，他捐出一所旧宅院，建立了一座伽蓝，并立碑纪念这一功德。

《高昌主客长史阴尚□造寺碑》

像麹斌、阴尚□这样捐出田地或宅院，建立一所伽蓝的事，在高昌国时期应当是大有人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长长的麹氏高昌国佛寺表，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姓命名的寺非常多，据学者初步统计，就有阴寺、史寺、冯寺、善（鄯）寺、康寺、许寺、杨寺、侯寺、赵寺、韩寺、白寺、苏寺、张寺、索寺、麹寺、令狐寺、阚寺、司马寺、元寺、竺寺、黄寺、范寺、卜寺、左寺、员寺、曹寺、田寺、牛寺、樊寺、氾寺、裴寺、周寺、解寺、程寺、刘寺、画寺、隗寺、王寺、孔寺、安寺、郑寺等四十余寺。这种有些家寺性质的佛寺的大量出现，应是高昌门阀士族统治在佛教界的反映，而佛教的势力也正是借助上行下效，迅速地膨胀起来。了解了以上事实，我们在高昌、交河城内显要之地看到宏伟的寺塔建筑，就不足为奇了。

高昌王与佛教

前几代高昌王如麹嘉、麹坚都标榜儒学，极力从中原搜求儒家经典。随着高昌地区佛教的迅猛发展，后几代高昌王也加入了供养人的行列，大做起功德事来了。

第七代高昌王麹乾固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曾在延昌三十一年（591）让人抄写了一百五十部《仁王般若经》，其中四件不同的抄本残片分别在芬兰马达汉（Carl Gustav Emil Mannerheim）收集品、德国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收集品、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品中找到。另外，英国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收集品中，还有此王在延昌三十九年（599）让人抄写的鸠摩罗什译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片，据题记，此经共抄八部。德国收集品中，还有他在延昌三十七年（597）十月十六日让人抄写的《金光明经》残片。可想而知，在麹乾固长达四十一年的统治期间，他不知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也不知到底抄了多少部大乘经典，真可谓“功德无量”了。

与麹乾固相比，他的孙子——第九代高昌王麹文泰的佞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唐玄奘法师的弟子慧立、彦悰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讲述了一个绘声绘色的真实故事。

那是在唐太宗贞观元年或二年（627、628），也就是高昌王麹文泰的延寿四年或五年，唐佛教法师玄奘为了解决佛性问题的争论，西行去印度求取真法。他只身一人，靠着老马识途，渡过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莫贺延碛，来到伊吾（今哈密）。他本打算从伊吾向西北，经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向西前进。恰好当时有高昌国的使人从伊吾回国，将玄奘在伊吾的情况告诉了国王。高昌王麹文泰立即派贵臣带着数十匹好马赶到伊吾，请玄奘到高昌。玄奘推托不掉，只好随使者而去。经六天的旅行，来到高昌界内的白艻城。这时已是黄昏时分，玄奘想在此停留，但使者受命在身，声称都城已经不远，换了良马，继续前进。半夜时分才到了高昌城，被隆重地接入王宫后院。麹文泰和王妃都未入睡，一面读经，一面敬候玄奘法师的到来。见面后，国王拜问甚周，直到天将破晓，才告辞还宫。天刚刚亮，疲备不堪的玄奘法师还没休息一会儿，高昌王就率王妃以下众人前来礼问，请法师移住在王宫旁的道场中，派人侍卫，又让高昌国的佛教大师前来相见，并劝说法师不要再往西天取经，法师谢绝不应。

十几天以后，玄奘法师想辞行，高昌王执意挽留，要以弟子身份终身供养法师，并说让全国人都成为法师的弟子，请法师讲经，数千弟子都作法师的听众，劝法师不要再念念不忘西行了。玄奘坚决不允，表示即使死了，骨头可以留下，但神智也不会留的。两人相持不下，高昌王虽然倍加供养，每天亲自捧盘送食，但法师水浆不进，用绝食来表示西行的决心。到第四天，玄奘已气息奄奄，高昌王只好答应玄奘的请求，条件是和法师约为兄弟，等法师取经回来时，到高昌国住三年，受国王弟子供养。并且让法师再停一个月，讲《仁王般若经》。每次讲经，麹文泰都亲自执香炉来迎接法师入帐，并在三百余听众面前，跪在地上当凳子，让玄奘踩着他的背，坐到法座上去。

高昌王麹文泰还为玄奘的西行准备了丰厚的行装，总共有四个侍候法师的小和尚；法服30套，防寒的面衣（脸罩）、手衣（手套）、靴袜等数十件；黄金100两、银钱30000，绫和绢等丝织物500匹，作为法师往返二十年的费用；马30匹，仆役25人；又写了二十四封书信，每封信附有大绫一匹，请高昌以西龟兹等二十四国让玄奘顺利通过；最后，又带上绫绡500匹、果味2车，献给当时西域的霸主西突厥叶护可汗，并致书请可汗护送玄奘到印度求经。对于高昌王来说，这应当就是他所能办到的最丰厚的行装了。玄奘走的那天，高昌城的僧侣、大臣以及百姓倾城送出，国王麹文泰抱法师恸哭不已，亲自送了数十里才回。

这个真实故事的生动性，并不比几百年后吴承恩的《西游记》逊色多少，一心向佛的高昌王麹文泰的形象跃然纸上。

胡天与萨薄

高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不仅是东西方各种文化往来的孔道，而且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咽喉之地，因此，这里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在高昌国时期，至少就有中原、河西来的汉族大姓士家、汉魏时从中原谪发来的戍卒后代、土著的车师人和从中亚经商来此留居的粟特人。多民族的聚居使得这里的文化也是异彩纷呈，除了中原传来的汉文化和起源印度的佛教文化之外，西亚、中亚流行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祆教），也早就传到吐鲁番地区。

祆教应当是随粟特商人一起东来的。粟特人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这一地区以撒马尔干（今玛拉干达）为中心，分布着大小十余个由操粟特语的民族建立的城邦王国，其中有些早就和中国有所交往，中国史书上称他们是康、安、曹、石、米、何、史等“昭武九姓”国。粟特人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利之所在，无远弗届，他们长期在丝绸之路上进行国际间的转贩贸易，足迹遍及欧亚内陆。来到中国的粟特商胡，都用本国名作为姓，他们有些留居下来，成为当地的居民。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了解到，高昌国界内就居住着不少曹姓、康姓的粟特人。

这些奔波在丝路上的粟特商胡不仅经商，而且还把他们信奉的传统宗教如祆教传播到东方。1965年安乐城出土的《金光明经》题记文字如下：“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讫竞。”庚午岁应当是430年，胡天可能就是指的祆神，这说明早在高昌郡时代，祆教已进入吐鲁番盆地。到了高昌国时期，胡天和其它诸天神一起，仍然受到供奉。祆教的信徒恐怕主要还是那些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但高昌国官制中设有“萨薄”一职，与传统的汉魏职官有所不同，却和北齐、隋、唐官制中负责祆教事务的萨甫、萨保、萨宝等读音相近，应来源于突厥语的Sarbov或中古波斯文的Saopāv或叙利亚文sābā。由此可知，高昌国也设有掌管祆教事务的官员，说明这里的祆教徒还不在少数。祆教虽然不如佛法那样弘大发扬，但它在高昌国的存在，构成了这个多民族国家多种文化中的一个原素。

吐鲁番岀土粟特文卖婢契约

突厥与铁勒

在了解汉文化、佛教和祆教在高昌国流布情况的同时，不应忘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力。

高昌郡末期和高昌国初叶，吐鲁番盆地成为柔然、高车两大游牧势力争夺、控制的对象，这里王朝迭立，战乱频仍，到了麹氏高昌国建立以后，一度受治于高车，但高车、柔然间的反复征战，使他们两败俱伤，衰弱下去，最初几代高昌王的推崇儒学，鼓吹尊王攘夷，大概就是乘着这一时机。高车在公元541年归降了后魏，取代柔然称雄北方的是新兴的突厥民族。

突厥起源于阿尔泰山，最初臣服于柔然，是柔然的锻奴——打铁匠。522年，突厥首领土门独立，一举击溃柔然。其子木杆可汗彻底歼灭柔然，而后，“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于塞外诸国”，成为北方各游牧族的霸主。不久，突厥就侵入偏安吐鲁番盆地的高昌王国。高昌王麹宝茂曾派新兴县令麹斌率军反击，攻入突厥境内。但高昌国的兵力当然不是突厥的对手，刚一交锋，就退避三舍。于是，为了永固邦疆，高昌王见机行事，化敌为友，派麹斌充使，来到突厥汗庭，订立合约，缔结婚姻，高昌王麹宝茂娶突厥可汗女为妻，成为突厥汗国的附庸。自麹宝茂以下，历代高昌王的称号中，在中原王朝授予的称号外，又都有一长串突厥官号，如《高昌新兴令麹斌芝造寺施入记》中麹宝茂的头衔是“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瓜州诸军事、侍中、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高昌王”，其中突厥语可以还原为erkin šadapyt bagha ïltäbir。又如斯坦因收集品中的《大般若经》题记所列麹乾固的头衔是“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希近、时多浮、跋弥硙、伊离地、都芦梯、阤豆、阿跛、摩亥、希利发、高昌王”，其中的突厥语可以还原为erkin šadapyt bulmis ildi turdi tarduš apa bagha ïltäbir。这标志着突厥成为高昌的监护国，高昌每年要向突厥汗庭进贡。突厥势力控制了高昌，使王国内部的一些风俗习惯也随之改变。麹伯雅即位之初，突厥让他按照突厥族的习俗，娶其后母突厥可汗女为妻，伯雅虽曾长期不从命，但最后被逼无奈，终于就范。国王尚要遵从突厥的风俗，民间也就可想而知了。

7世纪初，突厥在高昌的统治地位一度动摇。605年，西突厥处罗可汗为报父仇，设计坑杀铁勒各部酋长数百人。铁勒各部起而反抗，大败处罗可汗，拥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伊吾、高昌、焉耆等国都归属于他。铁勒在高昌派驻大臣，收取商税。吐鲁番文书中还残留着一些招待铁勒各部使臣的记载。大概正是在高昌新旧主人交替之际，麹伯雅乘机来中原朝见隋炀帝，隋炀帝将宗女宇文氏封为华容公主，嫁给他。伯雅回国后，大力推行汉化，革除“被发左衽”等突厥习俗。但因此而引起国内动乱，麹伯雅被政变者赶出首都，六年以后，才在大族张氏的帮助下，重返高昌为王。与此同时，西突厥汗国复兴。619年，射匮可汗赶走铁勒人，重新控制了高昌，新即位的高昌王麹文泰又和西突厥可汗确立了君臣父子关系。唐朝建立后，麹文泰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不断遣使进贡方物。贞观以后，一旦唐朝的势力开始向西发展，威胁到高昌国时，麹文泰就和西突厥紧密联合，与唐为敌。

高昌国的灭亡

建都长安（今西安）的唐王朝，开始时主要力量是对付隋末天下大乱以来割据各地的群雄和整治内部的各项制度，还无力西顾。唐太宗贞观初年，乱局渐渐平定下来，中原地区逐渐统一在唐朝的旗帜下面，贞观四年（630）二月，唐朝一举歼灭了北方最大的威胁——东突厥汗国。同年九月，原属东突厥的伊吾七城也在首领昭武九姓胡石万年的率领下称臣内附。唐朝随即在此设置了西伊州，下辖伊吾、柔远、纳职三县。伊吾的内属影响了西域各国，同年十二月，高昌王麹文泰就亲自来长安朝贡，而且，其他许多西域王国也都想随麹文泰之后遣使入朝。但由于当时朝中主要的谏臣魏征和经营西域的凉州都督李大亮反对直接管辖西域，这种影响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连新设的西伊州，从名称上看也是属于羁縻性质的。

贞观六年（632），唐朝改西伊州为伊州，使之完全成为等同于内陆的州县，这充分表明了唐朝向西推进的意图。唐朝在伊州的立足，首先感到威胁的是紧挨在西边吐鲁番盆地的麹氏高昌国。高昌王麹文泰虽然在贞观四年入朝觐见唐太宗，但回国后就与西突厥的叶护联兵，东攻伊吾，企图封堵这个唐朝进入西域的门户；又西向攻陷与唐和好的焉耆所属五座城镇，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烧屋舍而去；还劫掠西域前往唐朝进贡的使臣。于是，唐太宗以此为借口，于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带领薛万备、薛孤吴儿、牛进达、姜行本等将领，率兵进攻高昌。

高昌王麹文泰与屯驻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欲谷设约定，有急相救，共为表里，企图凭借着大患鬼魅碛的天险，负隅顽抗。唐军从伊吾出发，分兵几路前进，其中姜行本曾由伊吾北上天山，砍伐林木来制造攻城的冲梯，并在这里树立了《纪功碑》，记录唐朝这次远征高昌的壮举。另一支唐军经赤谷，越过天山，进击可汗浮图城，西突厥守将欲谷设望风而逃，叶护投降了唐朝。高昌失掉了西突厥的声援，当听说唐军主力已进到碛口时，麹文泰惶恐骇怕，无计可施，发病而死，子麹智盛嗣立。唐军自柳谷而下，先攻破田地郡城，进逼高昌城。贞观十四年八月八日，麹智盛开门出降，麹氏高昌国经过十代一百三十九年，至此终于灭亡。（未完待续） 

（原载胡戟、李孝聪、荣新江《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