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三八年八月，张恺、戴伟珍等人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调出，随山东分局由滕县北上，路经尚未沦陷的费县城。费县是国民党山东省第三专员公署保安二旅的驻地，该部当时与我有统战关系，向我提出派遣政工人员的要求。 山东分局遂决定派刘其人、潘维舟二同志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到保安二旅政训处做领导工作，另有张恺、戴伟珍，王冰三人，以社会抗战青年的身份，随同刘、潘留下一起工作。 山东分局组织部干部科长史秀云跟他们谈了话。她介绍了保安二旅和费县国民党党部内部的斗争情况，交待了任务，特别向三位女同志提出，统战工作环境复杂，和在自己部队里不一样，要处处小心，并直接了当地提出，在那里不许谈恋爱。 三位女同志，都是年纪轻、党龄短的党员，张恺年龄稍大，也才20岁，戴伟珍只有16岁，对史秀云同志讲的那些大问题，似懂非懂。但对她后边交待的任务和具体要求，都听得明白，记得清楚。 几天后，分局机关离开费县城继续北上，她们送别同志和战友，心里很难过，强忍着把泪水吞下去。 保安二旅是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张里元属下的嫡系部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和人员的成份上都比较复杂，大多数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CC”、“复兴社”、“蓝衣社”的成员。八路军五个人的入驻，成了一大罕事。二旅的人在背后议论纷纷，处处观察他们的举止行动。 五人中，刘其人是党代表，在保安二旅政训处当主任。潘维舟和三个女同志一起到新开办的训练班工作。训练班设在费县城的一所大庙，训练对象是连排级军官，也有一些新参加进去的抗战青年。潘维舟担任训练班主任并讲授统一战线的课程。训练班只办了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随后，潘维舟调回山东分局，三位女同志回到旅政训处。她们都穿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制服，带上保安二旅的臂章，定了尉级的军衔，还开过一两次军饷，对这些，张恺、戴伟珍感到很别扭，从心眼里觉得厌烦。 他们刚开始工作，费县国民党党部和保安二旅里面就有人大肆造谣，散布许多不三不四、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还有人明目张胆地说，搞统战就是要把八路的人统到他们那边去，甚至还有人为此而打赌。这些事，传到张恺、戴伟珍等人耳朵里，真是气炸了肺。但气愤过后，她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斗争，做好工作。 一九三八年冬，日寇向费县城推进，保安二旅连日寇的影子还没见就撤离了。临撤出时，刘其人告诫大家．要警惕个别坏人乘混乱之机，在背后开枪。他要大家和二旅中几个进步的青年，互相照顾，保证安全。 不久，二旅来到离沂水城四十里路的布前庄驻防。 她们住在一家刘姓的大地主的旁院。一间空荡荡的大屋，只放了一张有架子的大棕床，连个草垫和苇席都没有。大家只好几人合起来．下面铺着薄被，上面盖床薄被，身上穿着棉衣，挤在一起，就这样，也还得缩成一团才能睡着。 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很想念自己的部队。那时，她们每到一处 都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贫农家里房子少，大家常常住进地主、富农家的房子，可基本群众总是为他们铺上厚厚的秸草，送烤火柴，烧热水，每个人从身上到心里都感到暖和和的。特别是女同志，常常被贫农家的大娘大姐拉去，睡到她们暖和的炕上或床上。这使她们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战争环境里，总能感受到亲人的温暖。 来保安二旅一段时间后，五人小组的工作已有开展，争取团结了一些思想进步的下级军官、士兵和抗战青年，在驻村群众中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与基本群众有了密切的联系。上面的统战工作，由刘其人同志去做，张恺、戴伟珍主要在下层工作。她们很少到二旅机关，上级军官有事找，她们也是说完就走。逢年过节，军官喝酒，打麻将，她们更是躲得远远的，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经过这段实践，两人更加理解了史秀云同志那番话的含义，亲身体会到了统战环境的复杂性，更懂得了共产党员坚定立场保持气节的重要性。 她们的努力初见成效，正在积极开展工作之际，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两人发现党小组长，也是行政上的妇女组长王冰，到旅部去的次数多且时间长，旅长郝云溪也常派人来找她。起初两人也只认为是工作上的关系，没加注意，看到她给人家织毛衣，也只认为是给人以帮助。后来她们发现她手头钱多了，花起来也很随便，说话还吞吞吐吐，好象有些事瞒着她们，就感觉事情不对劲了。 刘其人同志和她们商量，认为王已不适宜继续在此工作，决定请示山东分局，把她调回。但交通不便，需要有个联系的过程。 张恺、戴伟珍与王冰是在到费县城后认识的。王冰家境富裕，是高中学生，会唱歌，会演戏，两人当时觉得她比自己知多见广，工作能力强。可没有想到，她会是个意志薄弱，贪图安逸的人，竟与国民党的旅长、有妇之夫郝云溪有了暧昧关系，丧失了一个党员的立场。 当知道准备调她回分局去之后，王冰耍起两面手法，她不想回去，又表示急于回去，辩解郝曾是她的老师，两人之间只是师生关系。后来又说，人家逼婚太狠，难于应付，在党的小组会和个别谈话中，哭哭啼啼。张恺、戴伟珍两人缺乏社会经验，没有把人往坏处想，还同情她，鼓励她坚持斗争，说回到分局，一切事就都可以摆脱了。 一九三九年元旦前后，刘其人同志外出开会，王冰就缠住她们两人，要她们先答应她与郝订婚，缓和一下，以后一走了之。两人这时还没有识破她的两面手法，也无法向上级党请示，但史秀云同志讲的话她们是记住了的，不管怎样绝不同意。 就这样，王冰天天逼，两人就天天拖，苦等刘其人同志回来。拖了十几天，两人心急如焚。刘其人同志回来后，大家仍对她进行正面教育，要她坚持立场，不要上当，同时加紧与分局联系。可哪里知道，她实际上已被人家统过去了，非但不听同志们的话，反同郝私订婚约，甘心做郝的第三个小老婆，大家苦口婆心的教育，反成了她公开叛变时攻击的口实。 一九三九年春节前保安二旅移驻石栏村。郝云溪召开八大处人员会议，张、戴两人参加。会议一开始，郝云溪宣布他与王先生（王冰）是正当恋爱关系，且已订婚。还影射说，有人说这是欺骗，这完全是恶意攻击。王冰跟着站起来说，她与郝真诚相爱，她是喝过十多年墨水的人，不会上当受骗。至此，王冰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 两人至此才完全明白，知道受了她的蒙蔽，气愤至极。会后，她们急忙向刘其人同志汇报了，他很冷静，没有表示什么，只是安慰和鼓励她们。从此，王冰就搬到另一个村子去住，有卫兵侍候着，派人四处购买结婚用品，公然准备当姨太太了。 王冰叛变，对我方工作十分不利，处境更加困难。她原是党的小组长，不用说她知道的党的秘密都泄露给人家了，更坏的是她恶意造谣中伤，说刘其人所以不同意她的婚事，是因为对她有意。这是无耻的谰言。刘其人同志为人正派，党性很强，且已有未婚妻，两人感情很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不同意王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 郝云溪却借此撕破面皮，公开声言要他立即离开保安二旅，也就是公然宣布统战关系的破裂。 刘其人同志要回分局了，张、戴两人是以抗战青年名义去工作的，不便与他一起走。他走前，再三嘱咐两人要提高警惕，坚持立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斗争，并约定他回到分局后，立即请示组织把她们调回。 两人非常担心刘其人同志的安全。他在这种情况下只身前往分局驻地，中间要经过保安二旅四十里的防区，情况叵测。她们就求助于群众。当时为了便于接近和团结群众，女同志常常在贫苦农民家里认干娘，拜干姊妹。在石栏村住的一段时间里，她们也认了一位干娘。就眼前的这个问题，她们前去与干娘商量。 干娘的丈夫，四十多岁，身体健壮，是位纯朴忠厚的农民，自觉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天不亮他就扛起镢头，象是下地干活的样子，随同刘其人同志出发了。两人提心吊胆地在干娘家等待着，真有度日如年之感。一直到天大黑了，干娘的丈夫回来，两人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刘其人同志走后，两人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一切都要自己拿主意。王冰叛变了，事情却并没有结束。保安二旅的人认为他们胜利了，更加猖狂起来，公开声言，既能统过去一个，就能统过去三个，真有些人正面地、侧面地来纠缠。两人心里害怕，可表面上还要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白天她们以工作为名，走东家，串西家，躲在群众家里，晚上就早早地躲在屋里，不敢出来。还告诉住在隔壁的房东大娘，如听到有什么动静，就赶快过来。房东大娘看出她们的处境困难，就时时地在暗中保护她们。就这样，她们在石栏村基本群众的帮助和保护下，艰难地苦熬着日子，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分局的调令。 刘其人同志走后十多天，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山东分局来了交通员。他先递给她们一封公函式的大信封，里面是以张恺父亲名义写的公开信，说她母亲病重，速回看望。交通员又从裹腿里拿出山东分局组织部的调令。 两人欢喜若狂，但冷静下来以后，又觉得是否能走出去还是个问题。王冰知道她们的情况，若从中破坏，不知还会出些什么麻烦。两人商量，走得越快越好，免出事端。 当晚，她们就拿着家信找郝云溪请假。张恺说母亲病重，请半月假回去看看。戴伟珍说，和大姐一起出来，也请假一起回去看看母亲。出乎意料，郝云溪当场就准了假。他不会相信两人请假的理由，但他已破坏了统战关系，想把她们统过去，事实上已不可能，把她们扣在那里，他的上司张里元与我方还有统战关系，对上交代不过去，所以就顺水推舟地准了假。 两人很高兴，可又怕郝后悔或另出什么主意。就于半夜时分，随交通员离开了。她们一路小跑，终于在夜里通过保安二旅的防区，黎明时踏进了自己部队的防区。 她们一把撕下扔掉了保安二旅的臂章，放声地纵情歌唱，感觉到半年来从没有过的自由解放。下午到达山东分局驻地王庄，刘其人同志和分局组织部的同志来看望她们。见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重回革命的大家庭，她们悲喜交集地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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