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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梁启超
文章开始引的梁启超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古典向现代转向时，学者们对于《诗经》一书的最宽容、最温柔的评价了。因为在那个时代，《诗经》和其他许多儒家经典一样，面临着被“打倒”的困境。毕竟，在古典时代，《诗经》更为人看重的，是它作为历史教训的那个身份，而不是作为文学表达的那个身份。其实，最开始的《诗经》，并不叫“经”，她的名字，就是“诗”。诗者，言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最开始，就是陈述人们内心的文字。可是逐渐地，“诗”慢慢变成了“经”，记载先秦人内心的这部《诗》，也就逐渐改变了称呼，被人叫做“诗经”。可是，为什么它会变成“经”？或者说，“诗经”的“经”是什么意思呢？出乎大家意料的，“诗经”的“经”，含义并不是“经典”，或者说并不仅仅是“经典”。这个经的含义是“政典”，或者说更大意义上是“政典”之意。《诗经》中各种篇章，大多是从当时各个诸侯国中采风采来的。这些采来的篇章，记载着作者的情感的好恶，隐含着底层百姓的向往。因此，后来为政治国的君主，可以从《诗经》的篇章中，权衡政策的利弊，判断治理的结果。甚至于一些国家大事举行时采用的仪式，可以参照《诗经》所记载的礼仪来进行。在古典时代，这是《诗经》诸多功能中最重要的一种。后世的儒者和士人，从《论语》中看见孔子重视《诗经》的陶冶作用，从《孟子》中看见先师重视《诗经》的“政典”身份，于是，大家争着来整理《诗经》，为《诗经》做注解。这之中最影响历史的一本《诗经》注解书，便是西汉人毛公作传，东汉人郑玄作笺的《毛诗传笺》。《毛诗传笺》自汉代成书以来，一直受到研习《诗经》的人的重视。其中毛公、郑玄的注解甚至和《诗经》正文一起，成为了后代诗歌的重要的思想源泉和典故源泉。此书在唐代时被官方看重。唐太宗下诏，由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孔颖达主持对《毛诗传笺》的注解，形成了深刻影响之后一千三百余年的《毛诗正义》。然而，《毛诗正义》是牢守毛公、郑玄的作品，一方面在解释毛公、郑玄注文的逻辑上很详尽，读者可以从它的解释中理解毛公、郑玄。另一方面则对于毛公、郑玄注文有曲护的倾向。例如，那些原本只是表达男女爱情的，却被毛公、郑玄认作是对国君私生活的讽刺的篇章，就并未在《毛诗正义》的解释中得到更正。这一情况，到了北宋的欧阳修才有所转变。欧阳修是一位知晓人情的大儒，在阅读《毛诗传笺》之后，他不满那些从为政治国角度诠释《诗经》的注解，于是写了一部《诗本义》。顾名思义，《诗本义》是强调《诗经》原本之义，也就是那个作为文学表达的身份。
欧阳修在《诗经》的解释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正是欧阳修的不落窠臼，开启了后代人用“以意逆志”方式理解《诗经》的读《诗》路径。这条路径上最光彩夺目的作品，就是南宋朱熹的《诗集传》。 《诗集传》摒弃了原先注解《诗经》先照录毛公、郑玄而后加按语的做法，径直改以朱熹本人的题解、注释。考虑到《诗经》在宋代读起来已不甚押韵，朱熹还特地给每一首诗的韵字做了注音。这本《诗集传》在一定程度上对《诗经》部分篇章做了去政治化的解读，使人体会到那些篇章背后活泼泼的情感，这是很了不起的。朱熹的《诗集传》后来跟朱熹编写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以及其弟子门徒编纂的《书集传》《礼记集说》《春秋传》同时受到了官方的推崇，合称为“四书五经”，并将其列为科举考试的“指定用书”，整整影响了从元代开始的后半截的古典中国。清代时期，学术发展进入了以文字训诂考据为主要读书方法的“朴学时代”。对于《诗经》而言，学者们既不满于朱熹的《诗集传》，又不满于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他们充分利用当时颇为发达的语文学手段（从文字、音韵到语法、文例）来解释《诗经》包括毛公、郑玄注解中出现的字词，进而解释《诗经》篇章本身。这一时期中，涌现了不少解读《诗经》包括毛公、郑玄注解的著作，较为出名的，有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前文提及，《诗经》出现之后，有很多的儒者和士人来注解《诗经》，这之中自然有作为前文主脉的毛公一家，还有盛行于齐鲁大地的“鲁诗说”和“齐诗说”，以及燕人韩婴创立的“韩诗说”。这独立于毛公之外的三家，是流行于汉代的说《诗》流派，各派之中，有不少的门生弟子进入了朝堂成为了影响朝廷大政的重要官员。因此，无论是作为了解汉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文献，还是作为对比毛公一家的重要的他家解释，整理这三家诗说，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三家诗说中，较为幸运的是“韩诗”尚有《韩诗外传》传了下来，其余的断简残篇都只有靠各种古籍引用才得以保存。清代的学者花了大力气，从史传、子杂、总集中辑出这些“吉光片羽”，并加以重组、诠释，非常便于后人看这些三家《诗》的说法。这之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便是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1840年以后，神州大地风雨飘摇，古典中国走到了迈向现代中国的关口。正如文章开头说的那样，《诗经》到这个关口也面临着永远被扔进书库和发掘她的现代价值的抉择。在古典中国，《诗经》是“经”，是“政典”，是能关系国计民生的“经学”的一部分。可是在迈向现代中国的关口，“经学”已经死了，除了作为政治史料的意义，《诗经》作为“政典”的身份也不再会有人注意。那么，《诗经》要怎么脱去她古老的躯壳，焕发她青春的面容？
答曰：文学。文学的意义在于它在文字的谜语中的发现了人，是活泼泼的，有着丰富情感的人。《诗经》是中国诗歌文学的祖源，是后代人接触先民们日常生活的一扇大门。近代的文史学者是在这个意义上赋予《诗经》生命力的。他们用《诗经》，窥探民俗的起转，推敲世风的变换，挖掘大众的生活哲学，揣摩生命的思想情感，让《诗经》一度成为先秦庶民文学的代表之作。
秉持着这样的解释思路，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提升大众文化修养的重要书籍，《诗经》的注解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典型的代表有高亨的《诗经今注》，周振甫的《诗经译注》以及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这些书的注解，是在吸纳前人（从西汉的毛公到清代的马瑞辰）成果的基础上给出的。此外，这些书或加以翻译（如周振甫《诗经译注》），或加以评析（如程、蒋的《诗经注析》），更方便今天的人们阅读《诗经》，了解《诗经》。《诗经》是一本活在古今人们生活中的典籍，它的研读史，也是古今人们生活的变迁史。无论是像古人一样从最经典的《毛诗传笺》读起，还是按今天的方式从最容易的《诗经译注》入手，在顺序和倒序之中，永远能够碰见在历史中闪过一下的、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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