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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起落悲欣 ▌邹安时

 金钱河南山牧童 2023-09-23


北京晚报 | 2023年09月23日

  ▌邹安时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的《秋词》、《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恰好也是诗人23年贬谪生涯的起止点。不应忽略的是,无论仕途起落,还是诗文创作,刘禹锡的命运,均与数位重要人物,羁绊甚深,联系紧密。

(传)南宋 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局部)

  等闲平地起波澜

  如果考察青年刘禹锡的履历,我们很难将他和贬谪联系一处。刘禹锡于21岁进士及第,同年又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唐摭言》记录时人谚语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进士科的含金量。“博学鸿词科”考试亦称“制科”考试,乃是优中选优的干部选拔测试,录取率极低,是真正的“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显然,青年刘禹锡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刘禹锡先在外省历练,于30岁回到京城,欲大展身手。恰在此时,他遇到了生命中带给他最大希望,同时也带给他最大绝望的人——王叔文。所谓“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源头,便是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失败。

  王叔文本是顺宗的“棋待诏”,唐中期的“待诏”并非清流出身,通常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在宫中陪伴皇帝娱乐。然而,王叔文其人颇有政治野心,当顺宗李诵还是太子时,便经常纵论时局,深得信赖。

  顺宗即位后,旋即重用王叔文等人,其中当然包括刘禹锡、柳宗元。刘禹锡堪称王叔文的“左膀右臂”,《旧唐书》记载:“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因此,时人号称“二王、刘、柳”。

  不久,顺宗身疾,在宦官和敌对官僚的运作下,顺宗被动禅位于宪宗,史称“永贞内禅”。政局本来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宪宗为巩固权柄,自然要任用自己的心腹;更何况王叔文出身微末,为士大夫清流所不齿。如此,全然依附于顺宗皇权的王叔文集团,命运天翻地覆。

  刘、柳等人皆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更绝望的是,元和元年(806),朝廷诏令“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亦即无论如何,难以赦免减罪。毫无疑问,宪宗对于顺宗旧臣,采用了超绝的态度,诏令也基本宣告刘禹锡等人政治生命的完结。

  受限于后世视角,王叔文诸人在新、旧唐书中的角色,全然负面。《新唐书》观点最为鲜明,其言“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而刘、柳诸君,则是昏暗不明,以至于“僻涂自噬”。就连与刘、柳私交甚好的韩愈,也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认为二人是“蹈道不谨,昵比小人”。

  其实,王叔文的改革与施政,并未造成事实上的恶劣影响,这些负面评价,更多来自士大夫阶层,对皇帝任用“内廷”的不满。略观王叔文集团成员,便会发现绝非蝇营狗苟的“小人”,如韦执谊、吕温、韩晔等人,恰恰都如刘、柳一样,皆属清流出身,兼具抱负与能力。只能说,操之过急的掌权改革,以及对政局不够老练的控制,造成王叔文集团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不过,失败的后果,却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到任伊始,他创作《秋词》二首以明心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一联洋溢着积极乐观,一改“悲秋”传统,为后人称道;然而,不应忽视的是,第二首“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一联,更直观表现出刘禹锡愤懑求索、孤立无援的状态。如若考察刘禹锡生平创作,不难发现一种蹉跎与斗志的矛盾,形成其诗沉浮得失之间的张力。《秋词》不啻是这类风格的开篇之作。

刘禹锡画像

  暂凭杯酒长精神

  政治风波改变了刘禹锡的人生走向,但真挚的友情,却在余生中不断慰藉和鼓舞着他。这未尝不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刘禹锡的好友包括“老战友”柳宗元、诗歌并称“刘白”的白居易、共倡古文的韩愈等一连串文化名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交往,当属君子知己的典范,二人关于“天人之际”的讨论,在中古思想史上闪耀“光芒”;而柳宗元三十卷诗文作品,有赖于刘禹锡花费大量精力编纂的《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保留。只可惜,随着47岁的柳宗元撒手人寰,二人阴阳两隔。

  客观而言,刘禹锡在后半生交流最密切、给予他最多鼓舞的好友当属白居易。刘禹锡23年的贬谪生涯中,二人的交往逐渐密切。

  以唐宋观,判断官员起落,主要察其任职之地。大致而言,离国都愈远愈差,经济、军事地位高者好于差者。刘禹锡的贬谪可分为 四 段,分 别 是:元 和 元 年(806),任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元和十年(816),任连州(今广 东 清 远)刺 史;长 庆 元 年(821),任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长庆四年(824),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大和元年(827),回东都洛阳任主客郎中。

  朗州的九年岁月,刘禹锡收集民歌,与友人通信,度过寂寥的岁月。《新唐书》云:“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作《问大钧》、《谪九年》等赋数篇。”其后,刘禹锡在连州四年余,因母丧离开连州,回洛阳丁忧。在连州,他依旧保持在朗州的状态——创作诗文,与好友互通有无。

  当刘禹锡于长庆四年(824),调任和州刺史时,年过半百的他,已经历妻子薛氏、王叔文、柳宗元、韩愈先后离世,加之政治形势的反反复复,已经多了几分淡然。正如他后来在给白居易的诗中写道:“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刘禹锡无非是在蹉跎与落寞中,等待命运的转机。

  其后,在结束漫长贬谪、回归洛阳的途中,刘禹锡与白居易于扬州相见。这对老友在多年间互有唱和,不仅友情甚笃,且有《刘白唱和集》传世,据记载存诗138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自然是其中最著名的诗作: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诗中所谓“凄凉地”“弃置身”,是对自己大半生的感慨。不过,刘禹锡始终没有认命,即便于巴山楚水之间,也尽职尽责,爱惜民众,还把民间俚曲,加工而成优美悠扬的《竹枝词》。从心底,刘禹锡也许接受了悲剧的命运,但胸中的热情、责任与追求,却难以让他彻底的心灰意冷。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作为千古名句,广为传颂,除了新旧交替的昂扬,这一联更是刘禹锡悲情的写照——少有鸿鹄之志,此时不免颓唐,暮年不曾放弃,无奈可为有限。这种心境,恐怕只有白居易最能深刻理解。

  一路走来,那些远去的背影,也让刘禹锡想起怀念嵇康的向秀——他何尝不是“向秀”?这首诗既应和着生者白居易,也追思着逝去的故人。自己的苍颜白发,也许并未让刘禹锡过度沮丧,而那些已经驾鹤西去的故旧,真真切切地让他感受到自己是恍若隔世的“烂柯人”。

  当然,作为终身好友,白居易在刘禹锡去世后,随即写下《哭刘尚书梦得》,其诗云:

  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

  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

  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

  白居易一如当年的刘禹锡,在挚友的际遇和离开中,感叹着生命中那份不可弥补的缺憾。

  归来还见曲江春

  “前度刘郎”可谓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典故之一,故事的发生地点——长安的玄都观,却是刘禹锡一则以喜、一则以悲的感慨之地。

  元和九年(814),身处朗州的刘禹锡奉命回京,仕途似乎峰回路转。他激动地写道“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关于此次回京,史家普遍认为宪宗在臣僚建议下,业已摒弃前嫌,意欲重用旧人,加之“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

  然而,刘禹锡此次未能摆脱“永贞旧党”的阴影。他来到长安的玄都观,回忆起自己在贞元二十一年(805)曾游览此地,时光易逝,物是人非,于是创作绝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本是一首有感而发的诗作,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指摘,向武元衡报告说刘禹锡诗涉讽刺,抱怨牢骚。偏偏此时执政的武元衡,身份极为敏感,当年王叔文执政,将武元衡贬官,自此元衡终其一生,都与刘、柳等人不睦。此时有人煽风点火,自然勾起往昔不愉快的记忆。于是,元和十年(816),刘禹锡再次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

  斯时,武元衡的副手、后世贤相典范裴度,以御史中丞的身份,为刘禹锡求情——刘禹锡要赡养80岁老母,携母前往荒蛮的播州,对老人家而言九死一生,有违孝道。最终,宪宗在犹豫之下,还是将刘禹锡改贬连州(今广东清远)刺史,算是稍加体恤。裴度为刘禹锡的陈情,便是二人关系的绝好体现。不同于武元衡,裴度终其一生与刘禹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晚年更有人生知己的意味。

  宝历二年(826),刘禹锡终于被调回洛阳,任主客郎中一职。此官属于闲职,实权不多,但地位待遇尚佳,后又以集贤殿学士的头衔,整理典籍,倒也符合刘禹锡此时的心境。其实,刘禹锡能够在晚年善终,多赖宰相裴度的荐举。裴度一生功绩卓著,分别于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拜相,煊赫一时。刘禹锡晚年曾描述裴度的地位道:“万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央。”

  多亏裴度的提携,刘禹锡才有机会成为“刘宾客”“刘尚书”,而在政局之中浮沉数十载的裴度,也必然理解刘禹锡的寥落与遗憾。

  太和二年(828),刘禹锡故地重游,再于玄都观题诗云:“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过尽千帆,前度刘郎,晚年归来,心境究竟如何?其人又是否有所改变?

  刘禹锡也许没有变——他还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文士,怀古诗自成一格,老友白居易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历史、政治、家国的思考;文宗召其交谈,遣职苏州,临行之时,姚合说他“三十年来天下名”;晚年到任苏州,刘禹锡积极行事,疏浚水灾,政绩卓著,文宗后赐金紫鱼袋,加以表彰。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诗句。

  刘禹锡也许改变了——苏州归来,致仕洛阳,他与裴度、白居易经常聚会唱和,存诗颇多。他以七十岁高龄创作《子刘子自传》,文中丝毫没有表现他作为“诗豪”的一面,只是罗列晚年担任的重要官职,作为自己的“盖棺定论”,乍看上去,仿若一位平平无奇的官僚。也许,对刘禹锡而言,他的一生,终究有未尽其能的遗憾,正如其晚年所言“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悲怆与失意在所难免。

  纵观刘禹锡一生,恍惚之间,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人生的困顿也许很长,但终究长不过人世间的希望与温情,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有挣扎与落寞。人与人的际遇,交织成我们生活的世界,它引领我们走上生命的旅途,也让人不再有踽踽独行的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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