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暇之余，陪俩孙女去看电影。她们怀里抱着大桶爆米花，身边放着心仪的饮料，坐着舒适的座椅，在气温宜人的放影厅，看着自已喜爱的电影。顿时，勾起了我儿时看电影的往事。 时光荏苒，年与时驰，岁月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奔流不息，翻阅生活的日历，许多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模糊，唯有儿时看电影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婆娑在记忆的年轮里，每次想起，都是满满的温暖和深深地眷恋。 露天电影或称坝坝电影，在平淡、艰苦的岁月中，是一道最迷人的风景，也是儿时最为向往的一件开心事，对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都享受过这种精神盛宴，对此都有深刻的记忆。 那时，经济滞后，文化生活匮乏，能看一场露天电影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 记得七十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到远近闻名的犀牛山罗江镇天池村当知青，不久便任了村上的民办教师。那时为了看一场电影，要步行七八公里的崎岖山路，回到镇上，心怀侥幸心理能在离家四五公里外的农校或川北技校看一埸电影。第二天一早，无论刮风下雨仍要赶回学校上课，时常不能按时吃饭，饿得肌肠辘辘。 有时县上的电影队偶尔也会到各乡镇放一场电影，获知消息，行动最快的当然是无忧无虑的孩子们，下午放学，就迫不及待地回家，一改往日在放学路上的停留和玩耍，赶紧回家吃晚饭，准备看电影。除了小孩子们期待已久、兴奋快乐外，大人也一样，下午劳动的状态和劲头跟平时就不完全一样了，精神振奋、干劲十足，目的是早点收工回家。  那时放电影一般都是在学校的操场或河边的草坪上。天刚擦黑，散落各处的人们陆续向电影场地聚集，纷纷抢占看电影的最佳位置。最好的位置当然属于放映机正前方区域，那里都由住在附近的人家用凳子、椅子占了。那些没有凳子可坐的人，尽量挤到靠近中间的区域，站着看。真正苦恼的是那些没有坐位的小孩子，因为个头小，经常被前面的人挡住了视线，有的没办法，直接钻到银幕的最前面观看，但就是离银幕太近，需要仰着头，看一场下来，脖子酸痛。有时，人多没有好位置了，干脆就到银幕的反面去看，那里人少观看视野好，只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看什么都是反的，特别是字幕看得很别扭。 特别是夏天，年纪大一些的挥动着蒲扇吹牛聊天，孩子们围着电影机追逐打闹，大姑娘小媳妇头发梳得油滴滴的，身上散发着花露水的香味，年轻的小伙穿着时髦，喜欢向有漂亮姑娘的附近挤占，仿佛她们那儿有超强的磁场。男女老少的脸上都展现着开心的笑容。 时过境迁，儿时的往事依稀可见。记得经常来放电影的王师傅，不知何故，人称“王烂龙”。他特别幽默，每次在放影前便会念上一段对口溜：“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放映之前听我讲一讲。尊老爱幼传统美德，人人有责永不忘。高板凳要打倒，矮板凳往前靠…… 那时文化生活匮乏，电影种类单调，一般都是“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和《英雄儿女》。另外不有一些时代印记的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几十年过去了，那些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特别是精典台词依然记忆犹新、烂熟于心。如“高，实在是高”“我胡汉山又回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不是国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阿米尔，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更是成了口头禅。 时至今日，许多看电影的往事时常随风而来。有一年放映由黄婉秋老师主演的《刘三姐》，非常喜欢，百看不厌。据说有一位四十左右的单身男子，背着行礼，跟随放映队，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十里八乡，不离不弃。  七十年代末，我应征入伍到了北海舰队某部，看电影的机会就多了，也没有那么麻烦了。那时我们营部没有放映队，每周放电影是靠兄弟部队的放映队。当时，我任营部通信员，每次放电影我最先得到消息，还要派车去接送放电影的。一时成了消息“灵通人士”，因此还结交了一些朋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少林寺》的横空出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少林热”“武术热”。为了尽早观看《少林寺》，成群结队的人专程去县城观看，一时万人空巷。为了节约车费，三五同窗相约，深夜三时出发，步行十一公里去城里，一路上有说有笑，很快到了城里，买上票，进入影院，因腄眠不足，长途步行，昏昏沉沉看完了电影。返家途中，又逢倾盆大雨，洪水猛涨，低矮处的公路、桥梁被淹，众人跋山涉水，傍晚才艰辛回家。 我很怀恋那个年代，怀恋一起看露天电影的小伙伴们，和那一个个快乐、热闹、沸腾的场景。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再次坐在这科技含量高而舒适的电影院里，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年看露天电影的情景，虽然零碎，虽然平淡，但却属于每个人心中最难以忘怀的旧时光。 编审：王冬梅 简评：露天电影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回忆中充满了普通百姓点滴的日常生活的大众的人间烟火，时代在发展，很多美好的记忆也需要用文字纪录下来。 终审：严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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