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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文明起源很早，中华民族也踊跃出了非常多的所谓聪明绝顶的“中华圣人”，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以“子”结尾的贤者：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等，以及后世一心求做圣贤、不停下“结论”的学者，比如将读书定义为宇宙第一的汪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自己下决心与这个物质世界绝缘，还要误导别人的王阳明：“心外无物”、“吾心即是宇宙”。 如果站在科学研究（简称科研）量的角度，那么这群中华圣人的科研成果数量无疑是巨大，从古至今，教你怎么做人、探讨宇宙起源、世界万物运行规律的书籍和圣人下的结论数不胜数，直教得你眼花缭乱、瞬间膜拜：中华文明太伟大了，太博大精深了，这么多圣人、这么多科研成果，我咋消化得过来？ 但问题很快来了，既然有这么多圣人，又有这么多科研成果，为何中华文明运行了几千年，只是在原地转圈圈，却没有显著进步呢？而且这一转圈圈就转了2000多年。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至1912年清宣统帝下诏退位为止这段时间，在这2134年间，中国封建王朝就像蒙着眼拉磨的驴，只知道原地转圈圈，不知有丝毫的进步。 原因也很容易找到，站在科研质的角度，中华圣人们的科研可以说是毫无实际价值的科研，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中华圣人们的科研聚焦在人心，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客观属性完全背道而驰。 搞过科研的人，了解近代西方科学起源史的人都知晓：科学能够诞生的一大前提是“实践检验”，即将真理判断的标准交与了实践而非某个圣人或者领导权威。 为此，1644年西方的培根、伽利略、笛卡尔等科学家放弃了古希腊时期无休止的辩论，转而将目光聚焦在了实践检验中，以此制定了实践检验的方法和流程，这被后世人称之为动手思考（hands-on thinking）。 也正是因为他们将真理的判断标准放在实践中检验，切中了这个物质世界的客观属性，使得人类终于认知到主宰这个世界的不再是自大的人类，而是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规律。这是人类文明认知上的一次重大飞越，自此人类才真正掌握了解锁这个世界的密码。 在此基础上，马列哲学才提炼提出了物质的精准定义，也真正明确了一点：要想认知这个物质世界，就必须放弃极其自我的人类意志，客观、公正、冷静地看待这个世界。 反之，站在物质世界看待中华文明便会发现：中华文明对于物质世界的认知不仅从未有过突破，反而在明朝时期出现了重大倒退。 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便确立了“人心”这一主宰，使得之后封建王朝的认知均困在了“君”与“民”的二维格局中难以自拔，而到了明朝时期，一心想做圣贤的王阳明在此基础上再来一脚：直接告诉世人：这个世界的物质成分是不存在的，眼前的一切、耳边听到的都是人心在起作用。真是没明白：他后来病入膏肓以致去世，难道也是自己的心理作用？因为自己的心不再是宇宙的主宰？听起来非常可笑。 2.中华圣人们的科研：先下结论，再编证据，中国原地转圈2000年，怪谁？ 伟人毛主席曾经说过：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一个观点：真正的科学研究是需要大量的调研分析和事实依据做支撑的。事实的科学研究也是如此，其标准流程应该是这样：先做调研分析，获得参数输入，再做科学实验，获得试验数据，然后充分分析大量重复性的实验结果，提炼规律，再下结论。整个过程中不能掺杂有任何个人的意志。 但仔细研读中华圣人们的“科研论文”便会发现：一无调研、二无科学实验，三无数据作支撑，有的只是张口就来的结论，以及编造而成的“事实证据”。这里以典型的孔子为例。 孔子因为名气大，吴国使者特来拜访，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吴国使者：“人的骨头，数谁的最大？” 孔子：“大禹在会稽山召集众神，防风氏误期后到，大禹下令将他杀死并且陈尸示众。防风氏一节骨头就占满了一车，他的骨头最大。” 吴国使者：“人最长有多长？” 孔子：“樵尧氏身长三尺，短到了极点，最长不过十倍于此，这是数字上的极限。” 通过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孔子并没有拿出详细的调研表格，也没有动手在实践中去搜集证据，而只是想当然地认为防风氏的骨头最大、樵尧氏的身长最短，三丈的尺寸最长，并且还拍着胸脯说这是数字上的极限。 很多崇拜孔子崇拜得一塌糊涂的人对此解释说孔子读了很多古书，是有依据的，但问题是古书上的东西就都是真的吗？谁的骨头占满了一车？谁的身高达到了三丈9.9米？再者，古代一辆推车的长度差不多有三到四米，人的高度差不多四节腿骨那么长，按照孔子的话，防风氏岂不是至少12米高，这不是跟他说的9.9米是数字上的极限相矛盾吗？ 由此可见，中华圣人们的科研要么都是先臆想一个结论，然后再编造证据去证明，要么就是盲目遵从古籍而不带任何思考，妥妥的依附和服从人格特性，如此导致中华文明虽然历经千年，却永远被这些错误的圣人们垄断导致停滞不前，如此也使得中国封建王朝原地转圈2000年而无一丝一毫的进步。但现在想想看，又能怪谁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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