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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作为历史上最憋屈、版图最小的大一统王朝，边境线上可谓群狼环伺，北有辽金、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大理、南有安南……天天东边不乱西边乱，应该名将辈出才对，但网络传说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宋无名将，唯有狄武襄，为什么会有如此说法？宋初那些开国名将都到哪里去了？  首先，和汉唐不同，北宋立国有先天性的不足：雄才大略的柴荣英年早逝，赵匡胤用一场“陈桥兵变”就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江山。  得国太快、太容易，使北宋那些功臣宿将们没有机会和时间建立让世人瞩目的功业，当然也就不那么出名了。 比如宋初功绩最显的两位武将——曹彬和潘美，虽然他们讨平了南汉和南唐，但后者一有昏君当道，二无名将在世，唯一一位能上得了台面的林虎子，还是被赵匡胤用反间计害死，可以说二人是凭借柴荣打下的底子碾压获胜的，算不上多么的出彩，再加上潘美害死杨业，曹彬岐沟关大败这个严重的污点，两人很难被划归到名将的行列。  其次，因为赵匡胤得位不正，所以为了防止其他武夫效仿自己再搞一出兵变夺位，“杯酒释兵权”，以荣华富贵换了领兵大将的军权，并且改革了军制，以枢密院掌虎符，以文官出任枢密使，平时大将出征，指派文官为监军，并且监军拥有最终决定权。 所以你会看到杨业为何兵败两郎山，最主要原因就是监军王侁的威逼：“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一句话就将本是降将的杨业逼上了绝路。  即使大将出征不派监军，皇帝也会御驾亲征，宋初四伐北汉，就有三次是皇帝亲征，两次是赵大，最后一次是赵二，这都是为了防范武将掌军尾大不掉。 宋朝“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决定了武将天生受打压，小功不授，大功折减，后面狄青以武人出任枢密使引来举朝反对，就是因为宋朝明文规定：武将功劳再高也不能入相！ 于是，备受打压的武将在文人政治的北宋，无论是在宣传力度上，还是后世立传上都被选择性的忽略了。  第三，宋军作战必以皇帝所授“阵图”行军布阵。 所谓“阵”，就是古代军队在投入战斗时，依据地形条件、敌我实力而布置的战斗队形，而把这种战斗队形排列组合画在图上，就是阵图。 阵图其实并非赵二首创，早在春秋时就已经出现，《左传》记载，桓公五年郑庄公在行军作战中就采用了一种新型阵法——鱼丽阵；战国时的《孙膑兵法》中，又出现了方阵、圆阵、疏阵、锥形阵、雁形阵等八种阵型；后来诸葛亮就是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鼎鼎大名的八阵图。  此后历朝历代的名将们都非常注重阵法，到了宋朝，阵图更是成为宋朝迷之神器，也就是从此开始，阵图成了武将们的镣铐。 首开此风的是赵匡胤，比如建隆四年，赵匡胤命李处耘收复荆湖。李处耘出发前，赵匡胤就“以成算授之”。又如乾德二年，宋军发动灭蜀之战，战前他又把东路军主帅刘光义拉到地图前，“授之以方略”。刘光义一丝不苟的按计划实施，果然轻松获胜。  赵匡胤武将出身，指挥才能还不错，几次遥控指挥，事后都证明了他的正确性；而且赵匡胤也深谙“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道理，所以虽然“授之以方略”，但还是给了将领很大的自主权，比如开宝七年，宋灭南唐时，他就对主帅曹彬说：“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而且还给了他尚方宝剑——“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  但赵二就不一样了，他虽然也是武将出身，但军事生涯并不长，难以独当一面。可惜他自我感觉良好，总觉得自己是个不世出的英明统帅，而他既没有兄长的心胸气魄，指挥才能，却又继承了兄长的参谋长本性。 更要命的是，他对武将的猜忌心更重，他曾公开宣称：“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而怎样才能让前线的武将俯首帖耳，老实听话？阵图无疑是最佳工具。赵二继位的当年十月，就“以阵图授诸将”，这是史书中第一次记载宋朝皇帝以阵图遥控指挥前线大将。雍熙四年，赵二召集大宋王朝的天才们，一起御制了《平戎万全阵图》。然后召见潘美、田重进、崔翰等大将，向他们讲解自己大作的要旨——“在外将领，仍受君命”。  从此宋朝正式确立了“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的祖宗家法，形成了“将从中御”的基本国策。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如此一来，领兵之将哪还有临敌机变，自由发挥的空间，所谓名将就成了宋朝皇帝的牵线木偶。比如第二次北伐幽云时，东路军主帅曹彬本来半路上已经意识到粮道被断的危险，准备退回雄州取粮，但是被赵光义一句按既定方略行事，退而复进，终为耶律休哥所乘。  当然也有人看出了阵图的弊端，并没有严格按照阵图布阵，比如满城之战时，右龙武将军赵延进劝说主帅刘延翰不听皇帝的，改八阵为二阵，打了场大胜仗，事后赵二非但没怪罪，反而嘉赏二人。 但问题在于，这会让宋朝武将陷入一种两难之境，就算他们知道阵图是错的，可如果不按阵图打，谁能保证一定会打胜？ 按图打，输了也能有个说辞；不按阵图却打了败仗，皇帝不拿你当替罪羊才怪？久而久之，宋朝敢便宜行事的武将越来越少，一群墨守陈规的阵图奴隶却越来越多，不出名将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北宋明相掩盖了武将的光辉。 宋朝推行的是文官政治，名相辈出，比如赵普、王安石、寇准、韩琦、司马光、范仲淹，吕端，文彦博等等，论名相的数量和质量，估计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能和北宋相比。 在他们的知名度和取得的功绩面前，北宋诸将本就不多的光芒更加暗淡无光了。因此就有了“北宋少名将，南宋少名相”的说法。 至于为什么狄青成了北宋名将中的独苗，被世人推崇，原因有二： 第一，狄青的功绩配当上名将之称。 狄青是山西人，从小喜欢舞枪弄棒，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入替兄长打架之过，“逮罪入京，窜名赤籍”，在脸上刺字，发配充军。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这对狄青来说，并非坏事。他充军以后因为孔武有力，被直接分配到了御马直，成为禁军中的一名骑兵。 后来，狄青又因为精骑射，便弓马，被选做散直。宝元初年，西夏李元昊发动叛乱，宋庭征选有志之士到边疆卫戍，狄青主动请缨，被任命为三班差使，延州指挥使前往边疆。 当时前线诸军多次被西夏所败，士气低落，难以再战。狄青到任后，整饬军纪，每次作战，披头散发，带铜面具，冲锋在前，极大鼓舞了士气。 在边界四年之中，他跃马扬鞭，前后大小二十五战，八次被流矢射中。破金汤城，占宥州，灭岁香、毛奴、尚罗等部族，烧西夏数万石粮草，俘虏万人。又修垒建堡，扼敌要害，西夏军望风披靡，无人敢挡。 此时的狄青虽然打出了一定的声名，但他出身贫寒，又有罪名在身，面有刺字，距离被朝堂认可的名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康定元年，北宋大文豪尹洙出任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司判官， 狄青以指使身份求见，结果一见之下，尹洙对他大为赞赏，将他推荐给了范仲淹等人。 范仲淹等人一见狄青，也觉得他是个奇才，待以上宾，并授之以《左氏春秋》。狄青从此改变志趣，读起书来，终于研习精通了秦汉以来将帅的事迹和兵法，因此更加善战，名声愈显。 不俗的战绩，加上对兵法的洞悉，使得狄青在军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引起了宋仁宗的关注，便想召见这个军中偶像。 不巧，西夏军入侵渭州，狄青无法觐见。思之心切的宋仁宗便派画师到边关，将他的形象描绘出来，放在宫中时常观看夸奖。 边关将士无不艳羡，于是军心大振。 庆历四年五月，李元昊称臣。狄青升任真定路副总管，接着又升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皇佑四年六月，狄青入朝升任枢密副使。同年，广西源州土著首领侬智高举兵反叛，狄青迎来了一生中建功立业的最好机会。当时叛军已攻陷邕州，建立“大南国”，又沿江连破八个州，兵围广州。而平叛的宋军几次征讨，均铩羽而归。于是狄青再次主动请战，“臣请领数百外族骑兵，并朝廷禁军，取贼人首级献于宫阙之下。”仁宗为其豪情所感，亲自为其践行。 但狄青以何身份领军却让君臣犯了难，大多数朝臣认为狄青一介武夫，不足以独领大军，需有文官任正职节制。唯有宰相庞籍大力支持狄青独自领兵，并说明了大将不受文官节制的重要性。仁宗最终听从了庞籍的意见，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经制广南盗贼事，这是宋史上为数不多的武将出征不受文臣节制的一次。 于是，狄青率领二十万大军汇合孙沔、余靖部后，很快到达了宾州前线。当时的宋军在接连败仗的打击下，人心惶惶，军心浮动。更有一些将领以私利为重，枉顾军令。就如钤辖陈曙，为了抢功，擅自出击，致使宋军大败于昆仑关，袁用等大将弃阵而逃。 所谓“号令不齐，兵败如山”，狄青到前线后的第二天，便将陈曙绑了，连同袁用等大将三十多人，推出营门斩首示众。孙沔、余靖相顾愕然，在场诸将两股战战，不敢发一言。 随后，狄青下令禁止诸将出战，以此麻痹敌人，暗中则囤积了大量的粮草物资。侬智高果然受惑，以为宋军短期内不会再进攻，放松了警惕。狄青则抓住这一时机，兵分三路，在中元节趁着月色一举拿下了昆仑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夜袭昆仑”。 侬智高失了昆仑关要隘，惊慌失措下令全军出战。宋军先锋大将孙杰与敌血战牺牲，贼军气势复起，孙沔等大将吓得面无血色。 当此之际，狄青亲率左右两翼骑兵，攻其无备，大败敌军，追奔五十里，斩首万级，杀死敌军首脑及各级官吏五十余人，侬智高乘夜放火烧城而去。 天明后，狄青带兵入城，缴获金帛数万、牲畜数千，随后在邕州城下，砍下敌方首脑首级示众，并收敛敌军尸体，于城北一角筑成京观。 经此一战，狄青名动天下，威望“如日中天”。仁宗更是力排众议，破格任命其为枢密使。 注意，是枢密正使，由武官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这在北宋是破天荒的头一遭，足见当时狄青的威名之盛。 第二，狄青的结局让人嗟叹。 虽然仁宗对于狄青非常信重，但架不住一帮文臣的撺唆，狄青任枢密使后，就被文人贬呼为“赤佬”（面有红色刺字），他的枢密院则被蔑称为“赤枢”，就连一代名臣欧阳修也多次上奏请免狄青的枢密使之职，理由是“为国家消未萌之患”，潜台词是狄青有谋反之心。 仁宗对文臣们说：“狄青是个大忠臣啊！”宰相文彦博却答：“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乎？”一句话，就捅到皇帝的心窝。忠臣不忠臣无所谓，武将掌兵权就是原罪。 当狄青得知后，用这句话质问文彦博，文彦博冷冷的吐出一句：“无他，朝廷疑尔。”一句话震得狄青倒退数步。征战半生，含垢忍辱，换来的不过是一句朝廷疑尔。 虽然对于这些话，仁宗并未完全放在心上，对于文臣罢免狄青的奏章，也是置之不问，但架不住众口铄金。 至和二年，就有谏官称狄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嘉佑元年，京师发大水，狄青举家搬到相国寺居住，结果半夜走水，他在大殿上指挥士卒救火，就因为穿了一件浅黄色的袄子，顷刻间谣言就传遍全城：“狄枢密使穿黄衣、登大殿指挥士卒了！” 欧阳修更是上《论水灾疏》，称水灾的原因有二：皇帝不立太子，狄青武人掌枢密院。 嘉佑元年，仁宗终于扛不住压力，免去狄青枢密使之职，离京出知陈州。 狄青到陈州以后，宋廷士大夫们仍不放心，“每月两遣中使抚问”，名为抚问，实为监视。史载，在陈州的那些日子里，狄青夙夜忧惧，痛苦难当，不到半年，便发病而终，年仅49岁。 宋廷痛抑猛士，而猜防百至，夫复何言! 狄青死后，文臣们终于长舒了口气，于是死后的狄青又受到了礼遇和推崇，追赠中书令，谥号“武襄”。 公平的讲，以狄青的战功与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还是略有不如的，但因为宋朝的将领实在是太菜了，清朝史学家爱新觉罗·昭梿就在《啸亭杂录》中说:“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广南，稍有生色。” 再加上狄青令人同情的遭遇，于是便有了“北宋无名将，唯有狄武襄”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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