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围绕“轻罪治理与法律援助”作了主旨发言。 由于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必须对刑辩治理的机制和程序进行改革。樊崇义观察指出，近20年来，我国的刑事案件数量持续攀升，检察机关的起诉量从1999年的82.4万件增至2019年的220万件。此外，刑事犯罪的结果也发生了变化。严重暴力犯罪的起诉量从1999年的16.2万人下降至2019年的6万人，其中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占比从50.4%上升至83.2%。 “当前我国的刑事犯罪形势不容乐观，案件数量不断攀升，而且重罪和轻罪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樊崇义直言，特别是近五年来，我国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在被追诉的刑事案件中，超过85%的被告人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他研究发现，重庆和湖北这些地方的数据已经高达92%、93%了。排名第一的盗窃罪现在已经被危险驾驶罪取代了，而网络犯罪在2021年之后已经占据了犯罪总数的第三位。  制定法制需要更多法律人进行完善 樊崇义认为，在司法现代化的指引下，必须遵循司法发展的三大基本规律，充分认识轻罪治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一，司法职权与结构的发展规律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轻罪治理中，必须加强司法职权的保护职能，尤其是不可忽视的保护职责。第二，特别是近20年以来，协商性诉讼已成为轻罪治理的基本诉讼模式，应引起高度关注。第三，通过对我国刑诉法的历史发展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刑事诉讼法在三次大修改中，保障人权原则法制化是轻罪治理的直接理论基础和法律准绳。 基于此，他直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轻罪进行特别处理并与重罪区分开来，进行专门治理。“要实施分类治理，精准施策，不能一刀切笼统地加以治理，在中国特色轻罪现代化之下，轻罪治理应该遵循关于轻罪治理的基本理念和价值理念。” 与此同时，中国式轻罪治理现代化在程序中还需要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一是当前，我国亟待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层面入手，解决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标准问题。这是当前我国刑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刑诉法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二是，我们需要全力以赴地推动和完善刑事协商程序的构建。是否需要在刑诉法中专门规定刑事轻罪犯罪的刑事协商程序，包括参与主体、内容、证据标准以及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是否需要设立独立程序等问题。第三，为完善出罪机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更好地利用不起诉制度，二是如何加速推进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实践。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樊崇义 此外，关于轻罪的证明标准是否需要降低？是否需要为轻罪犯罪提供出路，从而建立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些也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樊崇义表示，当前轻罪治理的迫切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摆在政法战线（包括律师）面前，我国已经迈入了轻罪时代，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政法机关和刑事辩护律师都需要积极应对。 樊崇义还强调，在处理轻罪问题时，更为重要的是将治罪转变为治理，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从而化解矛盾。“在新的轻罪治理程序当中，刑辩工作任务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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