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大政纪》的武宗历史书写与世宗隐衷关系初探

《皇明大政纪》作为一部私修的当代史，敢于大肆揭露明武宗的劣迹及其治下弊政，一如对武宗历史直言无隐的《武宗实录》。根本原因在于作者雷礼凭借和明世宗亲密的君臣关系，得以窥探、揣摩到后者嫉妒与报复前帝的隐衷，并在修史时积极迎合。被世宗隐衷影响渗透的《皇明大政纪》沿袭了《武宗实录》书写武宗历史的定式，通过贬低武宗以巩固世宗统治的历史合法性。最终和实录一样，成为统治者构建史学权力话语的文本载体。

《历史教学问题》2023第2期

在中国历史上，当不同王朝发生更迭时，新朝往往会大张旗鼓地否定前朝，以之为鉴，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西汉和唐朝建立之后，汉唐君臣分别对各自的前朝进行反思，形成了“过秦”和“鉴隋”的时代精神。受此影响，否定前朝并贬低前朝皇帝，成为汉唐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如《史记》批判秦朝，揭露秦始皇暴政；《隋书》批判隋朝，指斥隋炀帝恶行。但是在同一王朝内，当皇位轮转交替时，受限于血缘伦理关系与“为尊者讳”的惯例，这种现象通常不会出现。然而明正德、嘉靖更替时，出现了否定正德朝的时代变奏，武宗历史的书写定式应运而生，“贬低明武宗，批判正德弊政”成为世人心照不宣的史学主题。这一现象的产生，根植于明世宗的隐衷。正如黄云眉先生所言：“非世宗薄视武庙，总裁诸臣有以窥其隐衷所在，亦不敢破累朝实录之例讳，弄此侮笔于身所经事之故帝可知也。”身为最高统治者的世宗心存嫉妒与报复前帝的隐衷，他对史臣进行暗示、怂恿，将自己那不便大肆宣扬的意图倾注到实录中去，遂使本应发生在不同王朝更迭时的史学现象，异常地出现在明王朝内部。

所谓历史书写，指的是作史者遵从某种宗旨、目的筛选史料，编排史实，在既定的撰述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重构。被世宗隐衷所影响，《武宗实录》在书写武宗历史时，按照贬低武宗的基调，对武宗劣迹及其治下弊政直言无讳。而世宗隐衷的参透与贯彻，不仅限于官修的《武宗实录》，还渗透到明人私修的当代史中，使得这些史书也以相同的书写方式去构建武宗历史，雷礼所著编年体明史《皇明大政纪》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本文尝试在前人的基础上以《皇明大政纪》为切人点分析世宗的隐衷所在、该书对武宗历史的书写方式及雷礼对世宗隐衷的窥探和揣摩，从而深人认识和理解这种特殊现象。

一、嫉妒与报复——世宗的隐衷所在

明世宗和其先祖明太宗一样，都与自己的前任皇帝存在着利害冲突，但二人处理前帝史迹的方式却大有不同。曾为燕王的太宗通过武力非法夺取皇位，为了洗刷篡位的罪名，他不惜兴师动众，两次重修《太祖实录》，编纂《奉天靖难记》，捏造史实以抹黑建文君臣并美化自己的出身和叛乱行径。甚至革去建文年号，不修建文朝实录，彻底断绝建文帝的皇统。相较之下，世宗虽亦出自宗藩，但他是被群臣按照“兄终弟及”的祖制拥戴继位，程序上完全合法，所以他不可能割裂对绝嗣的明武宗统绪的承袭。与此同时，围绕世宗究竟该继嗣还是继统的问题而展开的激烈的“大礼议”之争，严重刺伤了这位出身外藩的皇帝的自尊心，让他对正统出身的堂兄嫉恨交加，却又无法像太宗那样公然浩荡地在史书中攻讦前帝。因此，对武宗的嫉妒与报复便成为世宗不便公开的隐衷，城府颇深的他暗中操控《武宗实录》的修纂，允许史臣如实记载武宗的劣迹，植染武宗历史的消极影响，从而释放仇怨，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对于如何处理前帝的身后劣迹，世宗的态度经历了前后截然不同的转变。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给事中王纪建议撤毁武宗南巡时所造建筑和相关的文书档案，他认为这些有损武宗天子形象的遗迹“不可以传示天下后世，宜为讳处”。王纪的请求合情合理，符合“为尊者讳”的惯例，立足未稳的世宗虽选择“从之”，却在修《武宗实录》时另有打算。

同年十一月，世宗下诏修纂《武宗实录》。在这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礼议”之争愈演愈烈。世宗虽然成功“追尊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母妃为兴献后”，不再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但要实现自己最终想要的议礼结果，阻碍仍然不小。年少的世宗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他意识到必须享有独立的皇权，才能不受他人掣肘，不必再以“避位归藩”这种摈弃皇帝尊严的胁迫方式，换取强硬臣僚对自己合理诉求的些许妥协。因此，相比在实录中替这个间接让自己尊严扫地、备受伦理煎熬的堂兄讳饰劣迹，直书其过失从而为自己得来不易的皇权树立威严，才是最符合世宗根本政治利益的选项。于是世宗迅速下令，把正德朝臣斥责武宗不理国事、任用奸侯的860余本留中奏疏悉数“付史局”，用作修实录的史料。此举在客观上符合据实直书的修史原则，但究世宗本意，以之为自己的“新政之助”，当是其真实动机所在。这也意味着世宗作为隐藏在幕后的真正主宰，敲定了《武宗实录》修纂的政治基调，并向史臣透露自己的隐衷，让他们遵依圣裁行事。

知晓了世宗对武宗态度的明确转变后，政治嗅觉灵敏的总裁、纂修诸臣心领神会，放手开展修纂工作。期间纂修人员发生了较大的人事变动，总裁杨廷和等人因在“大礼议”之争中失势，或遭贬谪，或被迫辞职，离开了纂修队伍。但修纂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继任总裁费宏也是一个老练的官员，他“颇揣知帝旨”，领导众人遵照原定的编纂基调完成了剩余的修纂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武宗实录》“记事、是非评定的形式与其他各朝实录大有差异”，“把武宗一生违背'祖训’之荒唐政治及怪诞行为，无不记载，而且都是赤裸裸的”。比如直书武宗戏称乾清宫的火灾：“是好大一棚烟火也”！贵为天子却抢夺民妻；南巡途中颁布可笑糊涂的禁猪令，等等。诸如此类描述武宗昏庸愚昧的生动记载，在《武宗实录》中随处可见，为其塑造了淫佚无道的昏君形象。足见《武宗实录》并未按照惯例，以歌颂、讳饰皇帝为基本的修纂目的与方针。而留给武宗最后的颜面，则是没有让他独自承担所有的错误，将部分罪责归咎于其身边奸邪的引导与蒙蔽。如记载武宗之所以兴造豹房并沉湎其中，原因是“为群奸盘惑”。这是纂修诸臣体察世宗隐衷后，巧妙游走于实录“例讳”底线边缘的两全做法——既满足世宗贬低前任的需求与直书的撰史原则，又为世宗和他们自己留下一定的政治回旋余地，毕竟此前的《明实录》从未对皇帝的真实隐私有过如此直白无掩的曝光。

由此可见，借实录的修纂贬斥武宗，发泄嫉妒与报复的情绪，并为嘉靖新政铺路，巩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即世宗的隐衷所在。世宗没有明白表露其隐衷，原因在于武宗生前和他并没有直接激烈的矛盾冲突。世宗对处理武宗劣迹的态度转变，对后者产生的种种负面情绪，是在武宗逝世后展开的“大礼议”之争中间接形成的。且世宗即位之初势单力薄，政治根基薄弱，需要争取朝中各方势力的支持，贸然公开诋毁前帝，存在不小的风险。因此对世宗而言，最好的方式自然是采取隐晦的手段，暗示、撺掇善揣上意的纂修诸臣，允许他们在不彻底突破底线的前提下，违反实录为皇帝歌颂、讳饰的修纂惯例，尽可能地揭露武宗的丑行与正德朝弊政。如此就能在“秉笔直书”的旗帜下，利用实录强大的历史判决功能为武宗下定论，实现自己那不便开诚布公的隐衷，同时避免直接背负“亵尊”的骂名。

《武宗实录》修毕后，世宗的隐衷并未褪散。从类似“朕以藩服，仰荷天命”，“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人承祖位”等经常出现在世宗诏书中的话语，不难看出他一直被武宗的正统身份所刺激，内心深处萦绕着“出身不正”的阴影。世宗“常忽忽有所恨”，恨的不仅是那些阻扰他行使皇帝权力的顽固“维礼派”官员，还“恨屋及乌”，延及间接造成这种局面，让自己屈尊就卑的武宗。如坚决反对议礼的首辅蒋冕，曾主张世宗“既受命于武宗，则即嗣武宗后”，应当“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处也”。对于追求独立皇权的世宗来说，继嗣孝宗尚不能接受，继武宗之嗣，以父道事同辈的堂兄那更是绝无可能。蒋氏的说辞不但无法奏效，反而只会加深世宗对武宗的厌恨。正因如此，世宗在成功追尊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帝”和“皇考”后仍未停歇，还为他没做过一天皇帝的生父朱佑杬修实录，且遵循“非嘉言善行不录的编写宗旨”。同时又专门开史馆修《明伦大典》，为该书亲自定名、作序并下场指导修纂工作，强调纂修诸臣要“深体朕心”，按自己的意愿给“大礼议”作理论与历史的总结。在此基础上，更是不惜耗费多年时间，直至让其父以庙号“睿宗”升拊太庙且“序跻武宗上”，达成对武宗全方位的压制才肯罢休。

足见世宗越是“独揽权纲”，对武宗的嫉妒和报复之心就越发强烈，越要从不同层面将贬低武宗进行到底。故世宗的隐衷伴随着他日益稳固的统治地位，实际上得到不断的增强，并以实录为载体，借助世宗精心打造的舆论场域向外渗透和扩散，使得朝野内外逐渐形成对武宗历史基本统一的评价标准与书写模式。于是乎，“贬低明武宗，批判正德弊政”成为嘉靖以后世人心照不宣的史学主题，极大地影响了史家对当代史的撰写。

二、《大政纪》对武宗历史的异常书写

《皇明大政纪》（以下简称《大政纪》）是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工部尚书的雷礼（1505-1581）私修的一部编年体明史。作为官僚型学者，雷礼“明习朝典，以史学自任”，在任官期间便留心史学，与著名史学家郑晓“同以练习掌故”，并修纂了《真定府志》《南京太仆寺志》等地方史志，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经验。隆庆二年（1568）致仕归乡后，雷礼潜心著述，撰写了多部史书，其中就有大致成书于万历二年（1574）至万历九年（1581）间的当代史《大政纪》。

《大政纪》断限上起至正十二年（1352）明太祖起兵濠州，下迄正德十六年明世宗初登帝位。体裁采用编年体中的纲目体，按时间顺序逐条纪事，每条史事或纲目齐备，或去目存纲。纲以简要概括某件史事，目则详述该史事的细节，层次分明，易于阅读检索。该书以皇帝为中心，主要记载关于明王朝“因革用舍”的重要史事，其中对武宗历史采取了异常的书写方式。

《大政纪》以否定和批判为基调书写武宗历史，按照直书武宗劣迹，揭露正德弊政的标准进行史事的取舍、编排及是非评判。例如该书正德五年八月“四川巡抚都御史林俊疏改弊政，不报”条，目文记载林俊上疏请求启用先朝旧臣以修复弊政，是因为“时逆瑾虽诛，而张永继用事。上好游乐，时宿于外，而皇储未建”。又如正德九年正月“中书舍人何景明应诏陈言弊政，不报”条，目文节录何景明留中未发的《应诏陈言治安疏》，指责武宗“日与边军并出人，番僧义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创见，前朝未闻也”。再如正德十一年八月“大学士杨一清因灾自劾，并疏弊政，以近幸钱宁衔之，遂乞致仕”条，目文借杨一清奏疏所言，毫不掩饰地描述了当时千疮百孔的糜烂朝政：“纪纲纵弛，风俗倾颓，用舍违宜，宫府异体。官帑空虚，浮费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征求病民不能除。赏功大滥，刑罚失中。谗言可以惑圣聪，匹夫得以摇国是，禁庭杂介胄之夫，京师无藩翰之托。一切弊政，大异往年。”

《大政纪》在直录武宗过失的同时，还记载了大量正直官员因忤逆当权宦官，被“矫诏”罚俸、罢黜甚至处死的史实；详述“流贼”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宁王朱宸濠扰攘地方、谋划反叛的前后经过；并着重叙述王守仁由兵部主事谪为龙场驿丞后的历官行实，尤其是王氏巡抚江西时平定当地盗贼和宁王叛乱的事迹。使得武宗信用奸侯、荒游废政的昏君形象愈益突出，与苦苦维系家国安定的忠臣义士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以强烈的反差感。如此进一步刻画出正德朝百弊丛生、内乱不断的黑暗社会图景，对武宗及其宠臣的抨击和愤慨跃然纸上。

完成对武宗历史的铺叙后，雷礼专门撰写了一条400余字的史论，载于《大政纪》书末，作为全书的总结，阐明自己对武宗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兹载录如下：

臣辑我明大政至正德年间时事，未始不叹多难迭臻，故天所以开世宗之中兴也。自阉宦谷大用八人蛊上燕游，加以逆瑾乘隙窃柄，窜逐元老，桎梏臣工，杜塞言路。取祖宗纲纪法度，一切变更。贿差阉党于两京十三省，操利权，威劫三司，剥削生灵，不可盈厌。而又置腹心于吏、兵，听其指授，进退文武官，利门大开，民不聊生。故寘繙以诛瑾反，而流贼遍于两畿、山东、河南、四川、江西，卒难扑灭，皆瑾辈胎祸之大也。及瑾伏诛，而阉宦又导上召边将江彬辈入卫，号义子。与上同卧起，赐国姓，屡导上出宫游戏，近郊、宣大、关陕无不巡幸，中外皆切隐忧。以致宸濠妄规天意，举兵指斥乘舆，岂无从中通之乎及都御史王守仁平濠乱，已奏捷矣，而张忠、江彬辈又导上南征，欲诬守仁，并执为功。使非张永申救，不将为逆濠报仇乎是正德十四年中，骄帅跋尾不恭，剧盗级横日炽，强藩称乱相望，皆阉竖窃政致之也。幸天启世宗，拨乱反正，尽洗正德弊政，与天下更始。而又独秉乾断，革天下镇守宦臣，使不得摇吻于民。盖心太祖之心，自正统以来而一见者也。非万世而下，所当谨守不变者哉！

需要知道的是，《大政纪》的整体撰述风格偏重叙事纪实，全书的史论不多，共有21条。去除引用他人的部分，属于雷礼自撰的史论只有14条，其中针对具体史事的13条史论非常简短，均在10余、20字左右，最多不过60余字。故书末最后这条史论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此段论述不难看出，雷礼认为明王朝历经诸多磨难，由国初的强盛逐渐走向衰弱，至正德时已经陷人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幸亏上天“安排”继承太祖遗志的世宗继位登基，洗清前朝弊政，国家才能转危为安，走向“中兴”。因此越是突出记载正德朝难以剔除的沉疴积弊，就越能衬映出嘉靖朝新政拨乱反正的光辉。故雷礼发出感叹，从“天命”的高度去肯定世宗的历史功绩，反过来说，也就意味着站在同样的高度否定武宗的治绩，贬低他的历史地位。

据上文分析可知，雷礼将史实与史论相结合，在《大政纪》中严厉贬斥武宗，揭露正德朝政的诸多弊端。之所以说这种书写武宗历史的方式是“异常”的，是因为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史家在编写当代史时，受儒家“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与现实政治的影响，多少会在史书中替本朝故帝遮掩过失。《大政纪》记载正德以前的明代列朝历史时，基本态度都是肯定的。或稍有批判，也远未达到对正德朝那样大范围否定的程度。并且对待武宗以前的明朝皇帝，均遵循“为尊者讳”的原则，多载录他们的嘉猷善行，尽量歌颂讳饰。如记载太宗皇帝命太子少师姚广孝赈济苏州灾民，谕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穷无衣食，君岂可不恤。”突出太宗体恤百姓的贤君风范。又如记载英宗在“土木之变”中兵败被困，无法突围，遂“下马盘膝面南坐”，面对被俘仍从容不惧，显然也是为了维护英宗尊贵的皇帝形象。而惟独到了同为大明天子的武宗这里，《大政纪》“为尊者讳”的书法原则却失效大半，笔锋戛然猛转，针对性地向武宗痛下侮笔，大揭其短。末了虽然略替武宗饰非掩过，称其过错乃身边奸侯“窃政”所致，即所谓“祖宗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倖，又再坏于边帅之手”，但这道浅薄遮羞布能起到的效果着实有限，明眼人都能看出其批判的矛头真正指向的是武宗本人。

这种运用不同标准区别对待明朝故帝的异常书写方式，对于亲历过正德一朝的雷礼来说，堪称逾越臣子本分，冒犯故君的大胆之举。从表面上看，此举似乎是雷礼纯粹的个人行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之所以敢不顾忌讳，直书前帝历史，大胆指斥武宗，是因为窥探到世宗隐衷并受其鼓舞所致。

三、雷礼对世宗隐衷的窥探和揣摩

四库馆臣称《大政纪》“所记多采撮实录”。那么这部私修明史积极响应“贬低明武宗，批判正德弊政”的史学主题，使用与《武宗实录》相同的书写方式构建武宗历史，有没有可能是将《武宗实录》用作史料并受其影响所致呢？答案是否定的。雷礼虽未明列《大政纪》的参考书目，但经笔者爬梳查阅，基本理清了该书对列朝《明实录》的征引情况。《大政纪》确实“多采撮实录”，但采撮的实录并不“全”。是书记载洪武至正德朝历史，征引到的《明实录》总共有五部，分别是《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和《英宗实录》。此外，《宪宗实录》《孝宗实录》与《武宗实录》则未在其征引之列。《大政纪》用以记载武宗历史的史料种类比较丰富，主要包括明人的私修史著、文集、奏议、墓志碑铭，以及地方志与政府公文档案等。因此，《大政纪》所呈现出的武宗历史书写方式，并非受到《武宗实录》的影响。追根溯源，实乃作者雷礼有条件近距离窥探和揣摩世宗的隐衷，且有意愿主动迎合的结果。

限于种种因素，世宗不便明说其隐衷，故需要善揣帝意的臣子去领会并付诸实践。雷礼因其个人与世宗的密切关系，遂得以深察世宗的隐衷。嘉靖三十三年（1554），曾一度被贬，在地方辗转多年的雷礼升任工部右侍郎，参与修建天寿山。期间他夙夜在公，不辞辛劳，世宗听闻后赞叹不已。于是雷礼“受知始此”，迎来了仕途的转折。后续如重修紫禁城三大殿，建造紫极殿、寿清宫等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经雷礼躬身操办，裁汰偏累，节省冗费，均得妥善完工。凭借此番瞩目的营建功绩，雷礼充分满足了世宗大兴土木的皇权欲壑，故“独为上所眷倚”，在顺利执掌工部的同时，累加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获得的赐服、赐银、赐馔等物质奖赏更是不计其数，可谓位极人臣。而雷礼能够深受世宗的信任和恩宠，靠的不仅是出色的工作能力，还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与感知力。诚如沈德符所言：“（雷礼）时窥知上意已向华亭，复去严事徐。其营万寿一事，倶先有成谋，因分宜失旨，愈得间之以固宠。”雷礼也是一名善于察言观色的老练官员，他既然能在发迹之初窥探到世宗的人事调整意图，把握其大兴土木的喜好，自然也能通过逐渐亲密的君臣关系，揣摩到世宗那绵延多年的嫉妒与报复前帝的隐衷。

与此同时，雷礼对世宗十分感恩戴德，他为历次所受的封赏恩赐，共撰写了六十余篇谢表，字里行间极尽赞颂之辞，如称嘉靖改元乃“景运重开，启大圣中兴之业”，愿世宗“景祚繁昌，寿禧茂介”，将其对世宗的崇敬和忠心展露无遗。这些话语并非是表面的溢美奉承之词，而是雷礼内心真情的流露。世宗宾天时，雷礼“临毁甚”，悲痛万分，他作为世宗忠实拥趸的政治立场亦未因世宗的逝世而发生改变。雷礼撰成《大政纪》时，距世宗逝世已有十年左右，在这部严肃的史学作品中，雷礼予以世宗极高的历史评价。正如前文所举雷礼在《大政纪》书末的史论所述，世宗被雷礼视作自正统朝以来明代唯一一位“心太祖之心”的中兴帝王，其丰功伟绩值得“万世谨守”。此番历史评价与雷礼在世宗生前所撰谢表中的赞颂之词两相呼应，从中可见雷礼对世宗那一以贯之的忠实政治立场。而在《大政纪》纪事断限止于正德朝的情况下，对武宗历史的揭露与批判无疑是衬托和凸显世宗历史地位的最好方式。因此，清楚世宗隐衷所在的雷礼，在编纂《大政纪》时对正德一朝的史料进行针对性的筛选与编排，不仅是为了如实直书武宗历史，更是为了主动遵从世宗隐衷之所指，进而更好地维护这位恩君的统治利益。

由此可见，雷礼未曾参加《武宗实录》的修纂，亦未将其用作纂史的材料，但个人的际遇和政治立场让他对世宗隐衷的窥探与迎合一如修纂《武宗实录》的史臣。因此，就像前文一、二部分所分析的那样，《大政纪》对武宗历史的书写方式与《武宗实录》可谓如出一辙。二书都将正德官员的留中奏疏用作史料，如实记载武宗的不堪行迹，并把奸臣竖宦当作分担皇帝罪责的“替罪羊”，在保留最后底线的前提下一反“为尊者讳”的惯例，着重描述正德朝政的黑暗面，极力塑造武宗荒淫无能、任用小人的负面形象。以此贬低武宗，批判正德弊政，侧面抬高继任者世宗的历史地位，为嘉靖新政的合法性基础添砖加瓦。说明《大政纪》和《武宗实录》都带有被世宗隐衷影响的深刻烙印，而这也正是《大政纪》对武宗历史采用异常的书写方式，以及《武宗实录》的叙事风格与其他列朝《明实录》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所在。

余论

综上所述，明世宗隐衷的本意是要在史学领域构建的一种服务于自身统治的权力话语。正德、嘉靖交替之际，皇位的非常流转导致了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世宗需要在承认武宗统绪的前提下构建有利于巩固自身统治的权力话语，以此大幅削弱武宗历史的正面影响，并摆脱外藩出身带来的“非正统”耻辱。而权力话语的生效和传播，需要一种既能合理渲染其政治内涵，又能暗中支配人们意识形态的转换媒介，也就是史学文本。因此世宗以《武宗实录》为搭建自身权力话语的载体，放开“为尊者讳”的限制，允许史臣大量使用涉及政治敏感的史料，最大限度上揭露武宗劣迹及其治下弊政，进而为自身统治确立合法的历史依据。

随着世宗统治地位的不断稳固，其依托实录构建的权力话语得以进一步增强，使得武宗历史的书写形成自上而下广泛流行的固定模式。受此影响，嘉靖以后，明人在私修当代史时大多默认使用这种书写定式去编纂武宗历史。反映该现象的《大政纪》是典型的例子，但并非唯一。其他还有如记载武宗不顾皇帝形象作“藏阄之戏”的《名山藏》；直书武宗巡游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的《石匮书》；以及谴责武宗不应“欣然乐而忘天下”的《国榷》，等等。这些史书不约而同地因袭了书写武宗历史的定式，呼应“贬低明武宗，批判正德弊政”的史学主题。它们虽不像《大政纪》那样，因作者的个人际遇和立场而主动迎合与践行世宗的隐衷，但沿用了相同的历史书写框架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被世宗的隐衷所间接渗透影响，与《大政纪》殊途同归，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统治者权力话语外化与传播的文本载体。

总而言之，通过全文的分析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史书并非只是对史料的简单堆砌，它们背后往往饱含深意，布满复杂的权力话语。只有把它们放置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来自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是如何隐匿在人们的意识世界，作为一种潜在的约束机制，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认识、价值观念和史学的书写方式。这无疑是我们在从事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所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