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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出土的战国至秦代蜀地的书法文献非常有价值，展示了秦篆向小篆过渡时的字形变化。这对于当代书法史的研究是一个关注的热点。这些木简和玺印上的文字填补了先秦时代蜀地书迹缺失的空白，同时也对汉代书法产生深远影响的现象。
一、要知画法通书法，兰竹如同草隶然
春秋时期，秦国原本是地处西部边陲的小国，长期受到戎狄的侵扰。秦穆公任用百里奚和蹇叔治理国家，使秦国迅速崛起。到了战国时期，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变法政策，倡导军功爵制，秦国国力日渐强盛。
公元前316年，秦国派遣张仪从子午道攻打蜀国，秦国大举出兵灭掉了蜀国，将其置于秦国的统治之下，任命子通国为蜀侯，陈壮为相，这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秦国统治。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的地理环境不同和文化差异，造成了各国不同的书法风格。随着出土文献的丰富和对战国文字的深入研究，书写差异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古文字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书法界总结出了秦系文字的特点。
《华阳国志》记载: “昔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
由于书写材料和工具的变化，书写方式变得多样化。其次，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书写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异构、假借和俗写等现象，字形变化变得非常复杂。在战国晚期，秦国已经流行使用古隶书写，并展现了秦人个性特点和地域性色彩。
在整理郝家坪战国古墓出土的遗物时，考古学家发现了两件木牍书迹。其中一件因为残损不可辨认，但另一件保存相对完好。这件木牍上记录着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的事件，具体是王命丞相戊（茂）和内史匽进行田地修理的细节。
内容包括了田地的划分、宽度、道路的布置等。根据尹显德的研究，青川木牍比云梦睡虎地秦简还要早80年，对于了解秦代书体变迁、字形特点、年代区分有着重要的意义。
青川木牍是一种在蜀地发现的秦系木质文字载体，其字形已经显示出从篆书转变为隶书的过程。书写时使用的笔法多变而有力，弧线富有弹性，点画出现了掠笔、波挑等不同形态。
与睡虎地秦简相比较，青川木牍的结构更加错落有致，用笔更加流畅自然。书写者注重起笔与收笔的力度，使字体线条起伏变化，柔中带刚。特别是在一些字形如“桥”、“道”、“内”、“史”、“高”、“月”等的运笔上，用笔灵活多变，线条圆润曲线流畅。
整体风格上更加偏向横向发展，字体稍微方扁，左侧有倾斜，右侧有波状，力求舒展开来，使结构紧凑而不拥挤，间距疏朗而不松散。这些发现对于研究古代书法和了解秦代的政治、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二、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青川木牍是唯一一件在蜀地发现的秦代木质文字载体。它的字形显示出了从篆书向隶书转化的过程。用笔方面，富有变化且有力度，弧线富有弹性。掠笔、波挑等不同形态的点画出现，结体奇特而流畅，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气息。
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相比较，青川木牍的结构更加错落有致，用笔更加流畅自然。在字体的运笔上，特别是“桥”、“道”、“内”、“史”、“高”、“月”等字的书写，用笔富有起伏变化，线条浑圆宛曲，柔中带刚。
书写者注重字体向横向发展，字体稍微方扁，左侧有倾斜，右侧有波状。他们追求书写舒展开来，使结构紧凑而不拥挤，间距疏朗而不松散。
当时社会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书写量不断增大，汉字也进行了简化处理。简便的书写成为追求的目标。
《华阳国志》记载: “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为仇，故蜀王怒，伐苴。
在研究古文字书法中，简牍文字往往比玺印更易于进入。简牍字以其坚硬的材质和工稳的字迹而闻名，字迹残泐现象也较少。近年来，在陕西、山西、辽宁等地陆续出土了许多封泥，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职官资料。
这些官名主要来源于秦国的职官系统。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诛杀了反叛的蜀侯，平定了蜀地的混乱，设立了蜀郡，以郡守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根据出土的文献，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秦王在蜀地设立官职的情况。
在秦玺印、封泥和兵器铭文中出现了一些官名，例如“蜀大府丞”、“蜀守若西工师”、“蜀工师丞”、“蜀左织官”、“成都丞印”、“严道丞印”等。
玺印在战国时期是凭信不分地位卑尊都可以使用的，只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将皇帝的印章称为“玺”。汉代有一些变化，王室贵族也可以拥有“玺”。封泥是古代玺印的一种款识，它是在陶土上刻制的，既可以防止别人拆封信函，又是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
秦时的封泥中出现了“蜀大府丞”，为了追求印面的美观，字与字之间都有边栏装饰，边框与文字结合和谐自然，圆劲瘦细的笔画显示出铮铮之力，布局整齐、严谨、稳定，给人庄重的感觉。
蜀左织官是秦朝在蜀郡设立的负责织染、绣作工坊的官吏。封泥上的“蜀左织官”字迹规整端庄，给人一种庄重肃穆的感觉。字形向中间聚拢，同时边角又向外扩展，形成宽大而饱满的格局，非常具有艺术性。
关于小篆和隶书的起源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随着大量的古文字材料的发现，我们可以进一步梳理清楚其中的经纬。秦朝统一天下，丞相李斯推行了“书同文”的政令，将六国文字中与秦不合的部分废除，将历史上笔画繁密、布置错落的“大篆”改为纤细、圆转的“小篆”，作为秦国的标准字体。
三 、世人但学兰庭面，欲换风骨无金丹
关于隶书的名实和起源，学者们有多种不同的推测。有人认为，下层官吏和一般老百姓参与书写文字与六国古文的演变有直接关系，而隶书的灵活简洁则源于奴隶的手笔。
鲁国尧在研究两汉典籍后得出结论：隶书这个名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班固，而“徒隶”并不指代奴隶或中下层官吏，而是指犯罪的人；所谓“施之于徒隶”是指对待罪犯使用简便的新书体。
最早提到隶书起源的历史文献是东汉时期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提到，随着秦朝灭亡经书和旧典被清除，官务繁忙，于是出现了隶书，以便约束和简化。
西晋时的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有人说下属官吏程邈因得罪始皇被囚禁，从狱中改变了大篆，使得笔画增减，方圆互变。程邈向始皇奏请并受到赞赏，被任命为御史，负责规定书写。
《书品》记载： “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
南北朝时期的庾肩吾在《书品》中说，随着秦朝底层官吏程邈创作了隶体字。唐朝的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程邈在囚禁期间创作了隶书。
元代的吾丘衍在《学古编》中说：“秦隶是程邈为了应对繁多的文牍而创造的，因为使用篆字很难，于是减少了小篆的结构，以更方便使用。所以并不是按照体势的发展而来的，就像汉代的款识一样。
虽然篆字相近，但并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隶书。因为隶书便于辅助写隶字，所以被称为隶书。”这样一来，后来的人们就误认为隶书的产生比小篆晚，小篆是古文字的结束，而隶书是现代文字的开始，将隶书的创造归功于秦始皇时期的程邈。
古代学者所拥有的古文字材料并不多，只有一些石刻材料，例如石鼓文、诅楚文、岣嵝碑等等，几乎看不到墨迹材料。如果没有先秦简帛的出土材料，只局限于铭刻文字，很难系统地研究秦隶。
但自从云梦睡虎地秦简和青川木牍两批秦系简牍被公布之后，通过从篆字演变而来的过渡性字体古隶的发现，引发了关于小篆和隶书起源问题的新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隶书在战国晚期已经基本形成了。隶书显然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并不是秦始皇让某个人创造出来的。因此，隶书的起源早于秦统一六国，当然也不是从小篆演变而来的，应该是从古隶演变而来的。
通过对秦简牍的研究，我们得知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了“隶书”。在隶书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那些经常使用文字的官府书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程邈可能是其中作用较大的人之一。也可能是在秦朝的官府正式采用隶书时，程邈对这种字体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因此就产生了程邈创造隶书的传说。
随着秦国统一六国之前的时期，隶变趋势已经显露出来。从草篆的产生到隶意的初现，从春秋晚期一直到战国时代，古隶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时光。战国中后期至秦代初期，隶变的迹象变得更加明显，似乎迈出了一大步。
结语
综上可知，隶书并非起源于始皇之前，它并不简单地由小篆演变和简化而来，而是基于秦国一贯使用的文字演变和简化而形成的。秦隶和小篆之间存在着一种同出于一祖先的兄弟关系，它们都是源于周篆体文字的不断简化。
参考文献：
《蜀志纪》
《学古编》
《书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