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首先采用了采邑分封制度对其王朝创立过程中的功臣进行奖赏，“裂土分封 ”被用来概括 这一形式的直接结果，在元代出现了许多国中之国，它们各自为政，诸州民户也成为土地的附属品，且 “役使佃户如农奴，虽不为政府法令所许，而事实之存在，则终元之世，未能改变 ”。  就社会发展言之，元代延续了前朝的经济形式而进入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时期，元代的城市商业活动较为活跃，但农村的农业活动却依旧束缚于奴隶性生产关系之中。这种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差异使得部分劳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些农村人口也逐步发展成为元杂剧演艺市场的观众群体之一。 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元代文人的创作背景元代初期科举形式废除之后，常规的科举之路被打断，士人的生存方式发生转变，开始以农、 商、工等行业为主要生存方式，此时，少部分元 代文人因为科举形式的废除而投身于戏曲文学的 创作，并逐渐脱离原有的科举致仕路径及当时的思想文化限制，这一选择有蓬勃而兴之态势。 在科举形式短暂废除后，元朝权势者实行宽容的文化管理模式，使思想文化领域形成开放蓬勃的发展状态，使得文人在创作上脱离了单一的思想文化形式的束缚。权势者受到各种思想文化的熏陶，使原有的单一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转变为各种思想共同发展，这促进了思想领域的多元化发展，并最终开出摇曳生姿的文化之花。  总体来看，虽然元代由非传统中原地区的蒙古族作为统治者， 但其部分保存了原有中原地区的经济形式，尤其 是在忽必烈时期，农业生产繁荣，经济生产稳定，人口流动频繁，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戏剧消费市场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元代初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更使得蒙汉两大民族产生了文化交融与碰撞，对多种思想文化的宽容态度拓展了艺术创作者的创作领域，元杂剧的发展与元代初期的思想文化状况密不可分。 元杂剧的创作与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元代统治者一方面耗费大量财力用于边境治理，使得大量文人的生活处境堪忧；另一方面，作为时代 前瞻者的忽必烈推行了一系列复兴文化产业的措 施，制定了相关政策，使元代文人逐渐有了自我 觉醒意识，开始思考自身的价值，欲利用自身的 才学改变生活状况。 这使得元代文人阶层出现独特变化：在较短的时期内，大量具有同等文化水 平的群体出现在社会的两个不同阶层当中。有的 家境贫寒、无力维持日常生活，有的生活富裕，二者虽然看似具有较大差异，但其所受的优待却 是相似的，在社会上所享受的权力大同小异。  这也展现了元代文人的极端性，生活条件的不同也使得元杂剧的创作结果出现差异，阶级差异延伸至普通人群，使得元杂剧中出现莺歌燕舞、悲欢离合等不同景象。中国元代文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称为中国“垮掉的一代”。 元初统治者时隐时现的对汉人的蔑视之态以及抑萌阻新的文坛政策使怀抱志趣的文人对于元代外族的管理态度复杂，纵有阶层固化之现实，他们也都不弃傲意风格，他们用不惧世态的心态创作，采用不同的价值态度，这种个人写作态度催生了元杂剧这一文学成果，宏大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共同促进了艺术创作的发展。 元代文人的杂剧创作心理特点创作者的创作过程其实是创作者创作心理的展现，元杂剧作品把创作者的心理从虚无变为现 实。 元杂剧中的故事情节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经过创作者的加工组合，表现了元杂剧创作者的这样一种创作心理：在现实困境中构建与现实相反的情境的个性化心理追求。 创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也是分析创作者创作心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元朝建立初期，虽然人们的生活状态已经趋于稳定，但是，随着朝代的更替，统治阶级也从原有的汉族人变为了蒙古族人，这导致了相关文化管理政策的改变，使得部分已经适应了旧秩序的中国文人被迫改变从业形式，也迫使其进行一定的思考，去发现新的创作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使元代士人的目光逐渐从以往的传统类型转向城市题材。 创作市场间接影响了元杂剧的创作，创作市场的特点也影响了元杂剧的创作特点 。特点一： 市场价格体现了作品质量。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 曲史》中说：“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 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 ”。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这几位创作者的创作代表了元杂剧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最高成就，他们的作品在文人阶层中被推崇，市场上文学作品的等级评判以这四大创作者的作品为标杆，这使得元代杂剧创作市场的作品 质量较高。特点二：好的戏剧作品能提供更高的 群众观赏率。城市勾栏常常需要突出戏剧表演的内容，戏剧创作者的新版剧本常常是宣传重点，也是观众关注的焦点，好的戏剧作品层出不穷，使得元杂剧的观众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元杂剧这一艺术类型在元代的发展。  与文学创作相似，支撑元杂剧产业表演市场的，是表演市场中的人物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经济生活。在元杂剧繁荣的诸多原因之中，演员有较高的艺术造诣是公认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前文中对元代时代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历代文人所熟悉的传统思想的表现被淡化，取而 代之的表现各种思想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现实状态。 这种改变使得创作者面临传统伦理没落的困局，在此局面下，元代文人开始了对社会伦理的探究，现实的失意零落，渴望恢复曾经盛行的思想的心态，以及对伦理道德的责任感，让元代文人有了更加深厚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元杂剧作品的故事情节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元杂剧中贤妇故事占有一定的比例。贤妇剧的历史化特点展现了元代文人因为对现实失望而寄托于历史，希望从历史中探究社会道德风向的想法。 曾经历史长河中的贤妇，经过故事的传播，其面目已与最初的故事情节有所不同，这种变化给予了元代文人创作的推动力，复兴原有思想的愿望从讲述这些贤妇的故事开始，所以，这些贤妇承载了元代文人的创作意志，寄托着元代文人对历史的缅怀。  这些贤妇故事的人物形象也寄托着元代文人参与政事的渴望，由于现实生活的变化，文人被推离政治舞台，剧作的创作也展现了文人改变现实的渴望，他们渴望改变混乱的社会秩序，使社会恢复原有的稳定，他们内心渴望重回盛世的繁华，对宋文化的贤妇剧除了表现了元代文人对恢复社会秩序的 渴望外，还包含着他们对自我内心世界的价值追寻。 贤妇剧中的男性大多在经历了坎坷之后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这种故事结局使得身陷现实困境的元代文人产生向往之情，他们希望自己也能够如此实现自我价值，但现实对于元代文人来说是残酷 的，这使得剧作者只有通过自己的作品寄托自己的人生价值。 也正是这种人生价值的难以实现突出展现了元代文人对道德的追求，突出了其时代背景的悲剧性。在贤妇剧中，剧作者通过故事情节中的人物状态展现了其写作的心理状态。 元代文人在剧作中展现了其求助心态。由于剧作家在现实世界中因为时代的更替失去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所以，作为剧作者，他们希望得到外部力量的帮助来实现自我价值，此时的元代是以蒙古族为统治者的时代，元代文人中的汉人与外族有着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的隔阂。 此时，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身边人如妻子等女性角色，他们希望借助女性的智慧来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在贤妇剧中表现的元代文人的创作心理之一是其求助心态 。  元代文人在其剧作中还展现了自矜心态。 戏剧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以及剧作者本人在内，在面 对无力对抗的现实困境的时候，欲通过提高自我的道德水平来与现实世界进行权力抗衡，得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但是，他们心怀孤傲磊落之气，在内心深处并不希望通过道德直接面对社会的黑暗，而是希望以幻想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企图保留自我尊严，这也是他们选择以女性来对抗现实的原因。 在元杂剧作品中，元代文人让女性人物成为重构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戏剧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大多呈现觉醒之势，形象设计又有反抗叛逆之意。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元代现实社会的压制中，元代文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弱化，所以，他们选择让女性成为替他们解决问题的角色，以小窥大，借不可发生之事谏现实之意。 正是因为男性写作者这种以男性为视角的写作方式，以及原有的父权社会的影响，无论贤妇在帮助男性战胜社会现实中的困难的过程中作出了多么宏伟的贡献，剧作中的男性角色都有 心安理得的态度，女性角色的短暂觉醒实际上是剧作家内心深处的傲意不散的反映，他们无力驳之，从而以女性身份为宣泄口。  元杂剧中男性角色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在间接地反映元代文人的自矜心态， 虽孤傲磊落却也有万般无奈。个人的精神追求是影响其创作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元代士人而言，由于权势者对思想文化的发展采取宽容态度，使创作人的精神追求有了极大的实现空间，对元代士人创作精神的分析可以发现，思想文化环境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寻求自我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多元化思想的发展使元代文人创作风格呈求助自矜之意。 结语通过对元代文人的艺术创作即元杂剧的创作的分析，从多角度出发探究元代文人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心理发现，元代文人处于王朝交替的混乱时代，这一时代背景影响了创作者的个人创作，对其创作素材的来源、创作的动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思想文化的交织与改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元代文人个人的精神追求等共同影响着其个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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