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医脏腑辨证的形成肇始于《内经》，经过两汉、隋唐时期的系统整理，至《备急千金要方》（简称《要方》），脏腑辨证己初具规模。
在脏腑辨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了中医思维模式。中医学以象思维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中医脏腑辨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处处体现了象思维这一基本形式。
象思维，又称取象思维。不同于西方的逻辑思维，其思维方式界定为：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具体的事物和意象），以想象推理为媒介，通过分析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的思维方法。
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物象具体的事物和意象为载体，在大量观象、取象的基础上，靠想象分析去推知抽象的事理，它重视事物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关系，而不是事物的构成元素和实体这种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同样是中医理论形成的源头，贯穿于中医理论形成的始终。
在脏腑辨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象思维一直贯穿始终，不但用于阐释整个脏腑的生理病理系统，也用于阐释单一脏腑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
一、以《内经》为代表的脏腑阴阳五行整体框架思维模式
自《内经》以降，《中藏经》对脏腑辨证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整理，奠定了以虚实寒热为基本纲要的辨证体系。
随后经过《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的进一步发挥，至《要方》，对其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在《中藏经》和脉经》的病机、证候基础上，补充了方证证治的内容，使脏腑辨证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具有了指导临床的实际意义。
唐及以前的脏腑辨证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各脏各腑在理论与实践上均衡发展的体系，各脏腑证辨证方法一致，用药方向一致，体现了以五行为框架的五脏之间无所偏倚，共同发展的思维理念。
无论《素问》还是《灵枢》，对脏腑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论述，都是以脏腑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的。
六腑从属于五脏，且三焦腑按《灵枢·本输》“三焦者，中读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肤”，三焦腑与膀肤腑可归于一类，因此六腑与五脏仍可一一对应。
与脏腑相关的生理与病理概念有五志、五色、五体、五官、五声、五音、五季、五邪等等。有些概念既有生理的属性，同时也有病理的属性。
如五邪、于五季分伤五脏，则引起相应的五志、五色、五体、五官、五声、五音等病变。
而五色、五志伤及五脏同样可引起五体、五宫、五声、五音的病变。这一五行框架模式变化的基础在于脏腑之气的变化。
无论哪些病变，其基本病机均为脏腑气之虚实，这是《内经》中提到的唯一一个有关脏腑病机的内容。
虚实从本质上反映的是阴阳的变化，因此，这个框架模式则为在以虚实为代表的阴阳基础上的五行框架模式，在脏腑的传变关系上同样也遵循五行生克的理论。
在这个模式中，各脏腑从病机到病理变化本质上趋于一致，无所偏倚，均衡发展。
这种模式直接影响到《中藏经》、《脉经》、《诸病源候论》和《要方》，这些著作尽管更系统、更深入地对脏腑辨证进行了阐发，至《要方》将脏腑辨证更直接地与临床相结合，用于指导临床治疗，但这些著作关于脏腑辨证的核心思维框架仍然是以虚实为代表的阴阳基础上的五行框架模式。
从《要方》脏腑十卷理论部分对《内经》和包括《中藏经》、《脉经》在内的前期文献有关内容几乎无所遗漏的收录，就足以说明其思维模式的来源。
二、《要方》脏腑辨证的思维模式
《要方》脏腑辨证的思维模式来源于《内经》，其思维模式体系为在象思维基础上的气思维、阴阳思维和五行思维模式，三类思维模式之间具有特定的相互关系。
气思维是《要方》脏腑辨证思维模式的物质基础。
《要方》脏腑辨证的基本理论均源于《内经》，其脏证基本符合《灵枢·本神》篇论述的五脏虚实的主要证候表现，即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径没不利肺气虚则鼻息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
《要方》五脏证的基本症状表现与上述基本一致。
《素问》中的五脏证以气为核心，在气的基础上再分类，基本以虚实寒热为分类标准。
《灵枢·本神》篇在论述五脏虚实的主要证候表现之前，详细讨论了五脏所藏之血、脉、营、气、精异常导致各脏病变的症状表现，最后之五脏虚实变化是对前述内容的总结，故篇末云“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
由此可知，《要方》脏腑辨证之虚实寒热的变化与《灵枢·本神》篇一致，均为在气的基础上的虚实寒热的变化。虚实寒热病性又可以统一于阴阳之中，故《要方》脏腑辨证气思维为在气的物质基础上的阴阳二元的变化。
阴阳思维是中医思维的基本构架，《要方》脏腑辨证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其中处处体现了阴阳思维。
病因上，以阴阳辨邪气的性质。如“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阳气在合，阴气初胜……阴气未盛，未能深入，故取瑜以泻阴邪，取合以虚阳邪”卷十七《肺脏·肺脏脉论第一》。
此处“阳气”、“阴气”指的是阴邪与阳邪，阴邪即秋之凉气，阳邪即夏之火气。
病机上，以阴阳阐明疾病的机理。如“心声笑……其经手少阴，厥逆太阳则营卫不通，阴阳反错。阳气外击，阴气内伤，伤则寒，寒则虚”《卷十三，合脏·心虚实第二》。
“阴阳反错”，指手少阴经脉之气与手太阳经脉之气相搏击，其后之“阳气”、“阴气”，为阳经之脉气与阴经之脉气，寒与虚则说明了疾病的性质。
另如，“又言声忧惧，舌本卷缩，此是木克土，阳击阴，阴气伏，阳气起，起则实，实则热”卷十五《脾脏·脾脏脉论第一》。此木即肝，为阳，土即脾，为阴。
其后阴气、阳气同样指二脏经脉之气，但由于不同的阴阳划分方法，经脉之气的称呼也有所变化。
诊断上，以阴阳辨脉位。如“左手关上脉阴实者……名曰肝实热也”卷十一《肝脏·肝虚实第二》。
凡脏之实热证，脉皆为阴实，虚寒证皆为阴虚反之，腑之实热证，脉皆为阳实，虚寒证皆为阳虚而脏腑俱实证，脉皆为阴阳俱实，虚寒证皆为阴阳俱虚。
故曰“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阴阳为辨脉位的基本方法。治疗上，以阴阳定治法。
如卷十一《肝脏·筋极第四》论述肝虚风与肝实风的治疗原则时云“审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卷十九《肾脏·精极第四》亦有“从阳引阴”、“从阴引阳”之句，若与卷十三《心脏·脉极第四》互参，其论述“心风虚实疾”的治法时云：“若阳经脉病治阴络，阴络脉病治阳经”，即“阴阳”指的是阳经与阴络。
阴阳思维是《要方》脏腑辨证的基本框架，五行思维分述五脏，更具备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使阴阳思维最终落到实处，是对阴阳思维的具体化。
《要方》的五脏的虚实变化本于《灵枢》，即与五脏之所藏血、脉、营、气、精，所舍魂、神、意、魄、志有关。
从七窍病与五脏证的关系可见，七窍病也与五脏开窍的部位直接相关。并《要方》脏腑各卷均包含有诸极，筋极、脉极、肉极、气极、骨极、精极，并髓虚实、脉虚实、肉虚实、皮虚实、骨虚实，诸极为诸脏伤风所致，余髓、脉、肉、皮、骨病则热应脏，寒应腑。
故《要方》五脏证充分体现了五脏与五官、五体、五志的联系，具有五行归属上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要方》脏腑疾病在五脏之间的传变是通过五行生克关系实现的，《病源》五脏横病候云五脏“其气更休更王，互虚互实，自相乘克，内生于病，此为正经自病……为风湿阴阳毒气所乘，则非正经自生，是外邪所伤”，如无外邪，脏腑内生之病皆由相互生克传变而来，同时其传变的预后情况也完全依赖于五脏之间的传变关系，符合《难经·五十难》的有关论述“邪以后来者为虚邪，从前来者为实邪，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从所胜来者为微邪”。
《要方》五脏证、六腑证和脏腑复合证构成了以实热证与虚寒虚冷证为为核心的五行关系环。
每一类证均以病性为核心，按照病位所属的五行属性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
以脏腑所属经脉症状进行。
脏腑辨证《千金要方》的脏腑辨证是在结合脏腑所在经络的基础上进行辨证的。
例如《千金要方·肝实热》“病苦心下坚满，常两胁痛，息忿忿如怒状，名曰肝实热也。”而《灵枢·经脉》上说“肝足厥阴之脉，……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
从上可得知，心下(胃)，两胁等等都是肝经循行路线，这些肝所属的经脉发生病变，归结于肝，就可以辨证为肝脏系统的疾病。
又例如《千金要方·肺实热》中“病苦肺胀汗出若露，上气喘逆咽中塞如欲呕状，名曰肺实热也。”
《灵枢·经脉》: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
这里在《千金要方》的脏腑辨证中，因为肺经起于中焦，胃口，又经过胸中等部位。“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所以相应的表现出肺胀，中焦胃腑的一些症状，根据这些症状就可以归结于属于肺脏的疾病。
它紧紧扣合肺所在循行的经脉，而且表现出相应的症状。反观现代脏腑辨证一般肺系疾病不表现胃的症状。这些条文辨证体现了《千金要方》中以脏腑所属经脉症状进行脏腑辨证。
三、小结
《备急千金要方》脏腑辨证的思维模式来源于《内经》，其思维模式体系为在象思维基础上的气思维、阴阳思维和五行思维模式，三类思维模式之间具有特定的相互关系。
气思维是《要方》脏腑辨证思维模式的物质基础，阴阳思维是《要方》脏腑辨证的基本框架，五行思维分述五脏，更具备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使阴阳思维最终落到实处，是对阴阳思维的具体化。
两汉隋唐时期脏腑辨证的主要脉络，为以《备急千金要方》脏腑辨证为代表的，脏腑之气为基础的，以阴阳为纲领的，以虚实寒热为主导的方证相应脏腑辨证论治模式体系，各脏腑之间的关系符合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上的关系环，这个模式与当代脏腑辨证有所不同，具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架。
《备急千金要方》脏腑辨证的理论体系在中医学诊疗体系中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和地位，既是对唐以前脏腑辨证的理论总结，同时又增补了论治方药，为后世脏腑辨证的专题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使后世脏腑辨证的发展始终遵循《备急千金要方》脏腑辨证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而不断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