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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23日，年逾七十的粟裕将军离开北京，专程赶赴华中、华东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访问和视察工作。5月18日，“为整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段历史，特意去先遣队曾打过仗的黄山东麓的谭家桥看地形。”（注1）第二天同安徽省委副秘书长李岩谈话时又提到：“这次我到皖南来主要是去谭家桥看看，便于回忆那一段历史。”（注2）依据相关文章记载：18日下午，在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等人陪同下，来到谭家桥白亭木竹检查站左侧山涧畔的一块巨石旁，粟裕将军坐在那里默默地凝望着东南面被晚霞染红的石门岗。过了没一会儿，将军突然潸然泪下，略微回头伤感地说：“我这一生都在打胜仗，这里，是我最大的遗憾！” 
1978年6月18日，粟裕将军凭吊谭家桥战场遗址。（图片取自网络） 许多年后，个别自以为是的所谓“军迷”或自以为聪明者，明明对粟裕将军此次谭家桥之行不甚了了，却在其写作的文章里自作聪明地将粟裕将军最后那句话结尾，仅凭主观臆测或想象擅自改为“我就是在这里打了败仗”！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随后有不少后来者趋之若鹜——其中有些还是所谓的“专家”或“大咖”，争先恐后地“创造”出王耀武此战如何如何英勇善战云云。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敢于吹嘘，王耀武却未必敢认。上世纪六十年代，王耀武回忆此战时引用李天霞的话说：“敌人今天向我们袭击过早了，……。对我们形成包围以后，再开始向我们猛袭，我们就很可能失败了。”（注3）看到没有，如果不是红十军团指挥失误，此战失败的一定是敌王耀武部。以粟裕将军的性格，能说出“我就是在这里打了败仗”的话吗？答案是否定的。其时，粟裕将军的职务为红十军团参谋长，以他一贯谦逊的性格，能僭越军团长和军团政委说出那种大话？！谭家桥战斗的实际指挥者为军团长刘畴西，几乎所有的文献史料及亲历者回忆都是如此记载，所以即使粟裕将军参与了此战指挥，至多可能说成是“我们就是在这里打了败仗”相类似的话。那么，粟裕将军到底有无参与此战的实际指挥？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有趣的是，网上一干文章乌央乌央地说此战的作战部署是粟裕做出的，甚至不惜精心打造出两个虚无缥缈的“段子”：一是粟裕安排了几个战士身着便衣在乌泥关诱敌；另一个是粟裕眼疾手快，一枪击毙敌前卫团的司号长。可惜的是，这两个“段子”根本经不起历史（时空）的推敲！先来分析第一个“段子”。乌泥关距离此战埋伏的起点石门峡南口约有七华里的路程，谁家打仗会将“诱敌之兵”派到远离战场之外的？更何况红十军团各部是凌晨一点才开始进入伏击阵地的，哪有时间安排什么“诱敌之兵”？！再来分析第二个“段子”。且不说其时粟裕将军右手枪伤未愈、左手残疾，打开地图测量一下就会发现，其时设在钟鼓山上的临时指挥所距离石门峡北口空中直线距离约为两千千米，不要说裸眼瞄准即便是借助高倍瞄准镜也无济于事！
参考图：石门峡北口位于“墩上”左侧，临时指挥所位于“汪家坞”右下侧。粟裕将军虽然在其《战争回忆录》里提到此战的具体部署，但一是并未申明出自他本人之手，二是非但与此战亲历者乐少华（军团政委）及刘英（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回忆有很大冲突，而且在部队和具体设伏地点等问题上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那么，其时粟裕将军到底身居何方呢？据时任红十军团担架连排长的宣金堂回忆：“此时负伤的还有乐少华、粟裕、刘英等军团领导，粟、刘各伤了一只手，我们担架队就是负责抬他们随部队行军。”（注4）试问，如果粟裕将军参与此战实际指挥，怎么可能离开临时指挥所独自跑到担架连去？！如果说，以上还不足以佐证粟裕将军并未参与谭家桥一战的实际指挥，再来阅读一下他老人家自己是如何说的。综合相关描述粟裕将军1978年6月谭家桥之行的文章，粟裕将军南下访问视察之前告诉随行的工作人员：“这次出来，有几个任务，一是上井冈山，回忆当年的战争历史。二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谭家桥、怀玉山战斗失利，牺牲了方志敏、寻淮州等很多优秀的领导同志，这个教训是沉痛的，过去几十年没机会总结，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所以还要去谭家桥等地，实地考察、回忆……。”（注5）我们可以简单地思索一下，如果此战的具体部署确系他本人所为，粟裕将军还会说“过去几十年没机会总结”吗？！简言之，如果谭家桥战斗是由粟裕将军亲自部署并参与指挥的，还用得着“所以还要去谭家桥等地，实地考察、回忆”吗？！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如此，粟裕将军为何拖着病躯，不辞劳苦地专程去谭家桥战场遗址考察、回忆？为何会潸然泪下，久久不愿离去？这要从粟裕将军对红七军团（红十九师）的深厚感情，以及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说起。网上充斥着有关红七军团的谬论及评说，如有文章（视频）说红七军团是偏师、是小军团，还有揣着糊涂装明白不负责任地将红十九师说成是二流部队。说句不好听的大事话，某些人打着介绍历史的幌子，实际却在玩着语不惊人死不休蹭流量的游戏。那么，粟裕将军为什对这支队伍有如此之深的感情，并郑重地说：“我死后，要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依据明确的文献资料，中革军委于1933年5月10日下达组建红七军团的电令：提出由红十一军，以及闽北两个独立团和建黎泰、川金资两个独立团组成。同年7月5日（大湖坪整编），中革军委又明确规定：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师，由原红十一军改编；第二十师，以闽北独立师为第五十八团，以邵光独立团为第五十九团，建黎泰独立师为第六十团；第二十一师，以闽赣独立师和建黎独立团为第六十一团，以工人第二师为第六十二团，将扩大的黎川模范团委第六十三团。粟裕被任命为红二十师师长兼政委。遗憾的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急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取得胜利”、“两个拳头打人”，还未等红七军团正式成立，红十九师及第六十一团就被派往“东方军”作战。红二十师则被编入抚东支队，跟随红五军团行动——此时粟裕尚在养伤。在攻打城镇的一系列作战中，红军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红七军团所部遭受很大损失。10月28日，中革军委命令正式成立红七军团，下辖三个师加一个直属团，军团长为寻淮洲，肖劲光为政委。但寻淮洲并未上任，大概因红十九师师长周建屏资格老——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八期（比叶剑英早四期）。在11月中旬的浒湾、八角亭战役中，参战的红十九师及红二十师两个团阻敌失利，战后肖劲光被押送后方追责。随即寻淮洲上任并兼红十九师师长（周建屏调离），乐少华升任军团政委，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11月18日，中革军委将红三十四师，划归整编后的红七军团。12月，随着红五十八团的调离，红七军团取消红二十师师部，所部缩编为三个团（红十九师）和一个独立营（军团直属）。 此后根据粟裕回忆：“浒湾战斗后，我们部队活动于清流、归化、将乐、山田一带。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当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时，就打出去，截住敌人，以吸引敌人回援。”（注6）此后，红七军团（主要为红十九师）一直在东方军的指挥下作战。1934年的2月18日“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下去后，红三军团等东方军主力奉命返回中央苏区的广昌、头陂一带。红七军团奉命留在闽西北的建宁、泰宁、将乐、归化、清流一带，以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东路军的汤恩伯部，支持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6月下旬，红十九师突然被中革军委召回瑞金，目的是为了执行“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注7）“第二天，又补充人员，连队由一百二十左右增加到一百七八十人；另拨来教导队、侦察连、工兵连，运输连增员最多；部队总数约七千人。枪支补充不多，……，补充的新兵没有枪，拨来的老兵都带枪；此外，每连发七八根梭镖。”（注8）为了扩大影响，除了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继续沿用红七军团的番号外，将红十九师三个团分别改称为三个师。寻淮洲在粟裕的辅佐下，不断排除乐少华的干扰，经过数月艰苦征战进抵闽浙赣苏区。其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红十九师）与红十军两个师合组为红十军团，改回红十九师番号。大概由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红七军团实际只有红十九师，因此网上一众所谓的“专家”“大咖”便望文生义信口开河，说什么“红七军团是小军团”等诸如此类的话。他们忘记了孔老夫子的教诲：“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933年10月红七军团组建时，红一军团只下辖红一和红二两个师，红三师（1932年12月成立）被抽出筹建红九军团。红三军团虽下辖红四、五、六三个师，但新组建的红六师很长时间都在训练。红五军团则只剩下一个红十三师，新组建的红十四师迟迟没能到位后又划给红九军团，红十五师只有很短时间在五军团辖下后又归属红一军团，长征前夕才将红三十四师由红七军团划归红五军团。再来了解一下，红六、八、九等几个新建军团。红六军团一直停留在纸面上，直到长征前夕的1934年8月，才成立军团部下辖红十七和红十八两个师。红八军团则于1934年9月方组建，下辖红二十一和红二十三两师。红九军团虽与红七军团同时成立，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一个红三师，红十四师大部分时间配属其他军团作战，直至长征前夕才将红二十二师划归红九军团治下。那么，红七（十九师）军团是某些号称“专家”口中的二流部队吗？红十九师是由原红十一军改称（编）的，下辖红五十五、五十六和五十七等三个团。先来了解一下红五十五团。该团主要源自两支老牌部队：三分之二为由秋收起义红三十一团第三营扩编而成的红三十五师，三分之一为原红二十二军缩编的红六十四师，合编后为红一军团第十三师。粟裕担任过红三十五师首任参谋长兼第一零四团团长，和缩编的红六十四师首任师长，此前已升任红四军参谋长，新十三师师长为寻淮洲。红十三师于1932年3月调入红十五军番号改为红四十五师，8月又调回红一军团番号改为红三十一师。1933年1月下旬调入新组建的红十一军番号不变，但原师长寻淮洲上年底升任红二十一军军长，师长由军长周建屏兼任，方志纯担任政委。红五十六团和红五十七团，主要均源自1930年7月方志敏等创建的（老）红十军。1933年1月，老红十军被调入中央苏区，所部分别被编为红三十二和红三十三师，与红三十一师合编为红十一军。红十一军军长周建屏（兼任红三十一师师长），政委由肖劲光担任，粟裕则由方面军教导师师长调（升）任红十一军参谋长。根据时任红三十一师政委方志纯回忆：“三十一师是从红一、三、五军团抽出来的比较优秀的指战员组成的一个师。由三个团，一个特务营，装备强，编制满，枪好弹药足，可谓兵精将猛。红三十一师是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指挥的一个师，经常深入到敌后，执行重要的临时性特殊任务。”（注9）红三十一师的战斗力如何呢？笔者可以举两个实（战）例，来验证一下。1932年8月19日，红军攻打宜黄城：由红三军团在城南担任主攻，红一军团在城西北担任助攻，红五军团则被部署在城西南龙源一带为总预备队。宜黄县城四面都是小高地，城墙即建筑在高地上。城南有峨眉山，城西有北华山，城东有卓王山，且都筑有野战工事及碉堡，为敌之坚固据点，易守难攻。20日拂晓，红三军团首先对城南蛾嵋山、北华山等敌人城外据点发起攻击，但因地形不利未能奏效。经过调整部署后，彭德怀决定20日夜对宜黄城发起总攻！没想到进攻发起后，却被临时配属给红三军的红三十一师，拔得头筹！该师师长寻淮洲指挥所部首先猛（佯）攻大北门，实际却将主力隐蔽在小北门左近，瞅准时机于二十三时一举攻破小北门——率先攻入城内！随后红五军之红一师（下同）从南门，红二师从西门攻入城内，接着红三师从东门攻入城内。天亮时分，胜利拿下宜黄城！正是由于红三十一师此战出色表现，刚满二十岁的寻淮洲于年底接替刘畴西，升任红二十一军军长。
宜黄县城（截取自宜黄县志） 另一个战例，则是黄陂之战中的蛟湖战斗。可能有人会说，此战是一军团红七师所部打的，与红三十一师有何干系？凡是看过杨得志将军回忆录的大抵还记得，蛟湖村战斗的主力是杨得志的红二十团，而这个团就是原红三十一师最后成立的第九十三团——红三十一师调入红十一军时留在一军团，随即被编入新组建的红七师改番号为红二十团。杨得志红二十团的战斗力如何，大概无需笔者在此赘言！通过以上简要介绍可知，红十一军（即后来红十九师）成立最晚的部队，也在1930年的7月。而其精锐的第五十五团（原红三十一师）更是由中革军委直接掌握——其时师一级部队配属电台的，显然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里也说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集中第一、三、七军团以及独立三十四师，总共七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发动一次进攻，……。”（注10）毋庸置疑，相较于装备稍差且以游击战为主的红三十二和红三十三师，红三十一师显然为红十一军当仁不让的主力，这也是师长为何由周建屏军长亲自兼任。而将粟裕调来任该军参谋长，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熟悉红三十一师，再是他在红校受过训，知道如何训练部队及迅速提高战斗力。红十一军组建后未能直接参加黄陂和东陂战役，而是遵照总部命令由新丰街渡河向黎川出击，箝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行动。红十一军先是在光泽一带消灭敌军一个团，5月又在南城附近，歼灭许克祥第二十四师的一个团。粟裕就是在5月的战斗中左臂中弹——子弹从前臂两根骨头之间穿过，动脉血管被擦伤当场昏死过去，若不是他的一名曾为医护的警卫员及时将上臂扎住，后果很难料想。其后粟裕将军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每次换药时都要先将旧的敷料从伤口扯出，再将涂上药膏的新敷料，用消好毒的签子从伤口这头一点点捅（穿）到那头！经过约半年的治疗，左前臂的枪伤终于好了，但却留下了终身残疾。但粟裕将军并未退缩，而是积极要求返回部队，随即便参加浒湾、八角亭战役。那么，寻淮洲来到红七军团（主要为红十九师）后，与粟裕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换言之，两人的配合好吗？粟裕将军回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X，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注11）粟裕将军这段回忆，说明寻淮洲并没有摆军团长的架子，而是主动出来迎接从战场归来的军团参谋长，既显示了他对粟裕的尊重，又说明两人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而这位初次见面的政委乐少华则不然，见面伊始就摆出了一副说一不二的横蛮态度——既“敲山”（寻淮洲）又“镇虎”（粟裕），给二人来了个“下马威”！寻淮洲之所以主动出来迎接粟裕，当然因为两人是老相识——1930年初，粟裕在红十二军任支队长（营级）时，寻淮洲为大队长（连级）；10月红军改纵队为师的时候，粟裕由红三十四师（原第一纵队）调到红三十五师（第二纵队）任师参谋长兼第一零四团团长。寻淮洲则升任第一百团团长。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相当密切。那么，寻淮洲来到红七军团之后，两人关系如何？简言之配合得密切吗？这可从之后红七军团（红十九师）的作战历程一窥究竟。1934年的2月18日，由于“福建事变”的失败，红三军团等东方军主力奉命返回中央苏区的广昌、头陂一带。红七军团（红十九师）则奉命留在闽西北的建宁、泰宁、将乐、归化、清流一带，以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东路军的汤恩伯部，以支持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遥想将军当年，英姿勃发。（图片取自网络） 东方军主力离去后，红十九师首先要对付的，是东面的敌李默安的第十师，和东南面敌卢兴邦的第五十二师。只有六千多兵力的红七军团（红十九师）不得不分成两部分，向两个方向通过游击战迟滞国民党军的西进。1934年3月22日，李默安率领国民党第十师主力，在卢兴邦第五十二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归化城攻击前进。在红七军团掩护下，当地苏维埃政府等于23日撤离归化城。3月26日，敌第十师将归化城防交给卢兴邦的那个旅，返回将乐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没想到其后卫部队进入铁岭地带后，突然遭到埋伏在此处的红十九师的猛烈打击！溃散的敌军纷纷向白莲逃去——粟裕回忆：“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注12）敌卢兴邦部得知红七军团杀回来后，立刻弃城狼狈而逃！红十九师将归化城交给当地红军独立营后，随即连夜返身南下——急行军一百余华里进抵永安县北侧的安砂镇。红十九师此行是要在独立红九团，以及红七军团另两个师——红二十（缺红五十八团）和红二十一师，拿下敌卢兴邦部的老巢永安城，并打（阻）击敌两个方向的援军。军团长寻淮洲将攻城任务交由参谋长粟裕指挥，他与乐少华掌控全局并负责打援。有“闽北王”之称的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可谓狡猾至极，大概是因为此前曾多次遭到红军的沉重打击，明知永安有被攻陷之虞却不敢直接援救，而是采取“围魏救赵”——再次攻打归化。得到归化告急消息后，寻淮洲当机立断，粟裕留下指挥永安方面作战，他带领红五十六、五十七团救援归化。红十九师主力急行军一百七十华里，突然向归化城外的敌军侧后发起攻击！卢兴邦做梦也没想到红军来的如此之快，一家伙被打掉近一个团，不得不带领余部再次狼狈逃窜。红十九师主力返回永安后，粟裕立即开始总攻永安城——随着巨大的爆破，红五十五团和独立红九团杀进城内，仅用四个来小时，全歼永安守敌三千多人。战后，红七军团受到中革军委的表彰：“据《火线上的英雄》的战报报道，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分别以'领导七军团，特别在第五次战役归化战斗中，有很大的转变，获得了伟大胜利，平日工作一贯积极，作战英勇，给二等奖章。’”（注13）政委乐少华获二等红星奖章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军团长与军团政委一般不会为一次战绩同时获奖，因此颇给人以秃子跟着月亮走的感觉。笔者推测，大概是为了彰显乐少华的政治工作要好于之前的军团政委肖劲光。可如此一来，为攻克永安城做出精心部署的参谋长粟裕，就只能与二等红星奖章失之交臂。实事求是地说，这时乐少华还没怎么干预红七军团（红十九师）的军事指挥，在此后的梅列、湖源等一系列重大作战中，粟裕协助寻淮洲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尤其在湖源遭遇战（又称盛坑岭战斗）中，在敌我双方兵力相当、地势（仰攻）不利的情况下，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一举击败装备好于红军的敌陈平裘（二三九）旅，打得该旅丢盔卸甲、狼狈不堪！仅俘虏就抓了八百多人，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3门、步枪8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外加敌二三九旅的全部辎重及其他军用物资。6月3日，红七军团（红十九师）返回苏区，将之前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及辎重上交后，又回到东方准备继续执行拖延、迟滞作战。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红七军团出动没几天即被紧急召回，是为了执行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敌人的任务，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由于在近一年的作战中，博古与李德指挥红军东奔西杀，兵力早已入不敷出。因此非但将红三十四师划拨给红五军团，要求红十九师继续打着红七军团的旗号行动，仅对红十九师进行了补充——如前所述，据时任红七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的赵春和回忆应为七千多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九师）踏上征途后，作为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就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此时的政委显然是认为打仗不就是那么回事，因而每次与军团长发生分歧，便自行出头指挥作战。由于他对作战指挥只是似懂非懂，粟裕将军只能按照他的意志进行部署。结果在福州和降虎两次作战，红十九师不但没有打赢，反而伤亡八百多人。就这样，红七军团（红十九师）在之后的征程中，几乎每次作战军团长与政委都争吵不休，甚至连部队的行进路线及宿营政委都要横插一杠。幸好在寻淮洲的坚持和粟裕的辅佐下，红十九师尽管一路上绊绊磕磕，总算坚持到了闽浙赣根据地。由于乐少华的“告御状”，组建红十军团时乐少华继续担任军团政委，寻淮洲非但被降为红十九师师长而且连军政委员会也未能进入。随后粟裕因伤留在根据地养伤，寻淮洲指挥经过补充的红十九师，继续深入敌后实施无依托作战。正当红十九师驰骋敌后，连战连捷，两次将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打得摸不着头脑时，突然接到与军团部会合的命令。根据史料记载，起初粟裕只是被任命为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幸好临行前方志敏任命他为军团参谋长，这才得以随军团一起行动。但从史料记载及亲历者回忆推断，粟裕并未能进入军团的指挥班子，而是继续在担架队休养。这应该就是粟裕将军为何说“过去几十年没机会总结，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所以还要去谭家桥等地，实地考察、回忆……”。正是由于粟裕将军没有涉足谭家桥及怀玉山的实际作战指挥，所以才“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所以还要去谭家桥等地，实地考察、回忆”！笔者斗胆猜测，粟裕将军想不明白的，很可能是为何那支经历过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的雄师，怎么就会在短短两个月内几遭全军覆没？！将军之所以眼望着谭家桥战场遗址潸然泪下，很可能是记起因此战而牺牲的寻淮洲等战友们，记起了当年他左臂负伤后为挽救他的生命用担架抬着他不间断跑了数十华里送到后方医院的那几位警卫人员——粟裕左臂动脉血管被擦伤后鲜血喷涌而出当场昏死过去，若不是及时送到医院输血救治，后果很难设想！当粟裕将军恋恋不舍地离开时，突然回头向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吐露出自己的心愿：“我死后，要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1984 年 4 月 28 日，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带着老人家的骨灰来到谭家桥白亭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小小墓穴取出一部分埋了进去，又郑重在周围种下几棵松、柏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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