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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透视秦国历史上博弈激荡的政治风云，解析秦王嬴政暴君兼英雄的人生轨迹，诠释司马迁《史记》昭示秦统一前的各类人物，都无法淡忘一个被后世所鄙视的“有野心”的丑角——嫪毐。随着两千多年来沧桑岁月的流逝，时过境迁，嫪毐的真实面目已无人知晓，揆诸史籍只留下残篇断简的传闻记录，从“面首”宠幸到封为“长信侯”，从“大阴人”显贵到谋窃王权的“假父”，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最终被“车裂”惨死，其中一些蛛丝马迹的历史线索还可寻觅拓深，以揭示嫪毐身上存在的诡异离奇的嫌疑。 《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第1辑 一、嫪毐名字的来源 司马迁《史记》记载“嫪毐”二字没有任何线索说明，但这两字非常突兀奇怪，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都很罕见。按《说文解字》解释：“嫪，惜也，谓恋不能去也。”即“嫪”的古汉语字义是“恋惜”的意思。“毐”的字义是男子品行不端，“毐，人无行也。从士，从毋。贾侍中说，秦始皇母与嫪毐淫，坐诛，故世骂淫曰嫪毐”。因此，这两字并连的释义就是爱恋淫乱的男子，显然是出自当时男女不正当交合而编造的粗口性语言，后流传为一种骂贬语。 “嫪毐”两字在汉以后的读音为“laoai”，也是古音学上长期不明之谜，很可能是误释。唐林宝《元和姓纂》、《王力古汉语字典》等依据颜师古注将“嫪”字作为姓，无疑是误解了“嫪毐”二字蔑视语的结果。史书词语一般讲究典雅精练，但先秦两汉期间，言文一致，书面语和口语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像“嫪毐”这样的贬詈性俗语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场合才使用，可是编入具有严肃性和庄重性的史书，说明当时的词汇覆盖面非常丰富宽广，也反映了日常生活中各类人物涉及的经历，并没有躲避不及而感到难堪。 明张萱《疑耀》卷五就怀疑“嫪毐”非姓名，他认为后世浑语指奸夫或嫖客的孤老、婟嫪，就来源于嫪毐。我也认为，“嫪毐”不是真正的人名，而是一个骂人侮辱的性秽语俗称，类似于后世对人所起的贬呼绰号。就语言学来说，“嫪毐”不是一个街谈巷议、耳熟能详的流行俗语，史书中没有另外的例证，如果说“嫪毐”是秦代的新生词语，那么它很可能与外来词语关联，是从其他民族借用来的译语。 语言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密不可分，词语借用的音译或意译均与民族的交往息息相关。汉语的外来词语源流，按照时代和民族分有四个高潮历史时期，即秦汉魏晋来源于匈奴、西域、鲜卑诸语言的外来词，南北朝“五胡乱华”来源于梵语、中亚、周边民族的外来词，隋唐五代来源于突厥、波斯、粟特、回纥等民族的外来词，宋元明清来源于蒙古、满族等民族的外来词。战国末期秦汉时代的“匈奴”一词始见于《战国策》、《史记》。《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匈奴的起源具有悠久的历史，匈奴语没有文字，但它曾经使用过的词语在《史记》、《汉书》中仍有保留和反映，正史中偶尔也有解释说明。例如“屠耆”义为聪明、贤能，“撑犁孤涂”义为天的儿子，“吾斯”义为王公，“单”义为大，“单于”即大王，“若鞮”义为孝，“阏氏”义为皇后，“居次”义为公主等。又例如“师比”（serbi）为匈奴人使用的一种带钩，“络鞮”（luodi）为匈奴人一种长皮靴，“橐它”（dada）为匈奴人对骆驼的称呼，“赀”（ze）为匈奴人对奴婢叫法。这些词汇和用语都是秦汉时匈奴人的惯用语，只可惜很多匈奴语在史籍中消失了。 匈奴语言系属有突厥、蒙古、伊朗、叶尼塞语诸说，迄今尚无定论，但现在国内外的语言学家大多认为匈奴语接近突厥语系。前辈学者依据突厥阿尔泰语kottok对音还原，发现“嫪毐”语源kottok原是男性生殖器之义。这和《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嫪毐为“大阴人”恰恰一致，“嫪毐”就是“大阴”的意思，因为“太后（秦始皇母亲）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所以，“嫪毐”别无他意，为猥亵谩骂之性语言，犹如后世的粗鲁羞辱绰号，其真正的姓名并不清楚。这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也是十分吻合的。 正确理解史书中“嫪毐”词语演变和词源含义是研究当时历史的基础。如果关于嫪毐秦汉时匈奴语“男性生殖器”的推断无误的话，就又可发现嫪毐有匈奴人或匈奴族后裔的嫌疑，从而为进一步搞清嫪毐种族提供了线索。 二、嫪毐种族的索隐 《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考证云：嫪氏出邯郸。同书《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在邯郸，见到困境中的秦国质子子楚，以“此奇货可居”而交往密谋。因此，有学者认为吕不韦与嫪毐之相识应在邯郸之时。既能于此时相识，当在成年以后，而吕不韦在嬴政立为秦王后即十余年后向太后推荐嫪毐以代替自己，嫪毐应在30-40岁之间。以此推测，嫪毐应生于秦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82年）前后。如果这个推测能成立，那么嫪毐在邯郸相识吕不韦也就是二十余岁。 邯郸既是赵国的都城，又是战国以来北方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吕不韦在此经商家累千金。特别是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通往北方匈奴的大道上，当时匈奴活跃在今内蒙古河套、大青山及燕赵北部一带、与赵国接壤最多，正如《史记·匈奴列传》叙述战国地域分界时说：“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燕、赵、秦）边于匈奴。”赵国与匈奴有对峙地带，也有民族交流区域，赵国西北部一直为汉人和胡人的错居之地，如匈奴民族南下的“驻牧地”九原郡（内蒙古包头西），战国时先为林胡、楼烦（今山西宁武、岢岚）托足之地，后为赵国所有，战国末又被匈奴所据，秦国北攻九原郡，直接得手于匈奴，间接得之于赵国。因此，赵国境内有匈奴人混居就毫不奇怪了，邯郸有匈奴人或匈奴人后裔也是不难理解之事。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北界长城大约是在武灵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306-公元前300年）间，击败东胡后向北拓进而修筑的，依南北两列划分，北列西起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两狼山口）沿阴山南麓向东行经五原、固阳县北境，至呼和浩特西北大青山；南列西起乌拉特前旗黄河东岸，东行经包头、呼和浩特、卓资、集宁、察右后旗、化德等进入山西东北的云中、雁门，全长650公里。考古已发现内蒙古有不少赵长城遗址。有学者曾认为赵武灵王主动接受“胡服骑射”是指林胡、楼烦而非匈奴，这恐非事实，只要了解赵国的疆域变化就可知所谓“胡服骑射”主要是匈奴。 赵武灵王修筑北界长城，目的是为了保卫新开拓的北疆边境，其后，匈奴骑兵愈发频繁“驱驰于楼烦之下”，骚扰赵国边疆。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赵国派大将李牧驻守代郡（今河北北部）、雁门（今内蒙阴山东脉），“大破之，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赵国还向内蒙古河套平原大量移民，《水经注·河水》引《竹书纪年》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2年）“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增加边地戎屯兵民，并在呼和浩特平原建立了云中城（今托克托县）。近年来，战国时期匈奴贵族墓中出土了不少汉式丝绸、漆器、铜镜等，北方汉人墓中也发现了一些受匈奴影响的马匹、马具，足见双方交流和文化接触绝不是完全断绝。 赵国与匈奴民族交往的历史背景，对识别嫪毐身世虽无破解，但对嫪毐种族线索却有帮助。当时匈奴人有可能在邯郸居住，至少有几条渠道：战争俘虏、通关商贾、叛逃胡兵、邦交使臣、胡医胡巫、贩卖奴隶、强制移民、释放部落首领等等。嫪毐能和吕不韦相识，来往密切，不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卑微小人物。 目前考古鉴定表明，匈奴人种多源复杂，匈奴主体属于大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的可能性最大，但也有突厥等种族的混血，而匈奴人有浓密胡须的现象不是少数，嫪毐被吕不韦推荐入宫时“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可见嫪毐有胡须的外貌非常引人注目，这也正是匈奴人的特征。至于有人说“匈奴形貌与汉人同”，有人则说汉代匈奴人皮肤白色，高鼻多须，汉代以后与汉人血统相混，鼻低额阔，头圆肤黄。尽管各种推测众说纷纭，但估计嫪毐形貌仪容不会太差，否则对他切齿痛恨的史家肯定要丑化，地位悬殊又有皇家贵族自尊的太后也不可能倾情于他。嫪毐必有能深深打动太后心仪的地方，只不过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令人难以看清他的真貌。 三、匈奴对秦的影响 匈奴与秦、赵、燕三国相邻接壤，实际活动领域非常广阔，东自燕、代，西至河套以北，作为游牧民族不仅活动在北方草原上，而且与羌、乌桓、东胡和西域各族经常发生过交流关系。匈奴自战国以来与中原的接触更为频繁，《战国策·燕策》记载燕王喜二十七年（公元前228年）秦将军樊於期有罪由秦逃到燕，太子丹收容了他，太傅鞠武怕秦国借口攻燕，劝谏太子丹赶快把他送往匈奴，并联结匈奴以图征服秦国。这说明匈奴与中原早有交结，《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谓秦时有人逃入匈奴，到汉代其子孙仍称“秦人”。 春秋战国之际，匈奴族在形成过程渐露头角中，融合兼并了荤粥、鬼方、猃狁、戎、狄、胡等原活动于大漠南北的各族或部落，匈奴民族成分本身也不单一，包括了休屠（屠各）、宇文、独孤、贺赖、羌渠等部，还有挛鞮氏、呼衍氏、兰氏、卜氏、丘林氏等氏族，囊括的“别种”、“别部”更多。秦人从偏居的“西垂”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也糅合了大量的戎狄文化因子，以至于很多人判定秦人就是起源于戎狄的戎族。因此，秦文化即使有多个源头，但始终有一种农业和游牧混合文化的特征。如匈奴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秦人攻战也赏军功，置斩敌首赐二十级爵之制，以重武功。匈奴对征服的部落或国家，将其部落酋长连同人口强迫迁移于自己统治支配之地；秦人对征服的东方六国，也采取强迫迁移被俘贵族于咸阳的措施。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秦人也重骑兵，善弓射，秦兵马俑坑中步骑混编的军阵就是表征。匈奴贪婪无度，抢掠成风；秦也以野蛮和非华夏之国而闻名。所以，与秦毗邻的国家才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正如卜德所指出：“秦的统治者和人民在文化上——很可能还在种族上——深受其邻近部落的影响。”虽然我们不能说秦国许多做法与匈奴完全一致，但匈奴对秦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 特别是秦法律中对其他民族融合的人有明确规定，形成年代很早的秦《法律答问》中“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的人，对其主长不满而想去夏的，不予准许”。“什么叫'去夏’？想离开秦的属境，称为'去夏’”，“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的父母所生子，以及出生在其他国的，称为'真’。什么叫'夏子’？父为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母亲是秦人，其子称为“夏子’”。这些被考古发现所证明的第一手法律条文，说明了秦国境内纯属其他民族血统的人不是少数，包括有戎狄君长等人物。 四、嫪毐轶事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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