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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韩家墩的武汉四中校园，高耸的教学楼后有一座小教堂，石阶苔色浸染已达115年，忝列为武汉十大优秀历史建筑之一。 
武汉四中小教堂 
1910年，左博学书院小教堂。秦光鼎供图
武汉四中的前身“博学书院”，由基督教英国伦敦会的杨格非牧师创办，1899年选址紧邻英租界的花楼街居巷，与武昌大东门外基督教英国循道会的“博文书院”（武汉十五中）齐名。
1921年，博学书院乐队合影。秦光鼎供图 1907年为纪念杨格非来华传教50周年，又在汉口西郊购地两百余亩新建校舍，于是张公堤（今汉西一路）边陡然出现一片洋建筑：一座钟楼一座教堂、一座医院、三幢教职员宿舍，还有健身房、网球场、游泳池等现代设施。1970年，我入学武汉四中，“老博学”的欧式风情别具一格。一条法国梧桐相拥的大道从中穿越，一边是南北两个大操场，一边是钟楼和教堂。钟楼气宇轩昂，连接左右裙楼，围合出一个“城堡”；教堂却在“城堡”之外，袖珍得不太起眼。如今，钟楼赫赫有名，教堂似乎鲜为人知，值得钩沉一番。
1885年，太平路（今江汉路）杨格非在此施医传教 教堂本名“魏氏纪念礼拜堂”，用于纪念与杨格非一起创立基督教伦敦会的魏廉森牧师。他们二位同时抵达汉口传教，但两年后魏廉森就因病去世，年仅34岁。趁着迁址新建校区，魏氏后人捐款，修筑了这座纪念堂。教堂的结构为一塔一堂，左侧为尖尖的塔楼，右边是高耸十字架的厅堂，墙面整体红色，拱券门窗用白色钩边，显得庄重而明丽。在武汉的欧式建筑中，它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较为典型，但不像法国哥特式那样高大堂皇，而具英国哥特式风格的小巧玲珑，或许是考虑与校园的总体氛围和谐。据称，它的功能主在纪念，其次供外籍教师做礼拜，同时开展相关群体活动。在杨格非创立的汉口仁济医院、协和医院先后担任院长的纪立生及妻子夏利世，1930年退休回到英国两年后，于1932年又重返汉口，要求继续为信徒服务，由中华基督教会派到魏氏纪念礼拜堂担任校牧，并在住宅楼下行医问诊。我入学四中时，教堂虽然距离校园主道不远，但隔着一个花园，其侧后方又种植了上百棵法桐构成“林荫会场”，较为隐蔽幽静，不太为人注意。特别是，很少见它的门窗打开，只是偶见晾晒花格子衬衫和条纹西装，大家神秘地交头接耳，说是东南亚归国的华侨住在里边，一般都不走近。小时候看过“新闻简报”，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变推翻了与中国友好的苏加诺总统，随后发生“排华事件”，造成大量华侨归国。后来知道，其中的华侨学生分别由广州、武汉安置，四中作为男子中学，接收了一批男生，集中住在一栋两层洋房。待到毕业后，少许仍未离开，便安排到教堂入住。他们进出已是成人模样，“洋气”得与教堂似乎挺般配，飞机头，火箭皮鞋，细腿紧身裤，引得大家悄悄打量，胆大的指指点点。教堂正面朝东，三角形尖塔与方形门楼前后相叠，门楼后还有一个厅堂内门，这个四五平米的小小空间，利用来设为了校广播站。我参与校政工组编辑《四中战报》，而广播站属政工组系统，又常播战报刊登的稿件，因此不时去那里衔接工作。播音员是低一届同学王胜钢，他父母赴外地“支援三线建设”，一度吃住在门楼，多次邀我课后去听新到的唱片。这样贴身亲近教堂，不免好奇地透过门缝，努力窥视厅堂的格局，但有限的视角和昏暗的光线只能增加神秘感。终于来了机缘进入教堂内部，那是全国轰轰烈烈“普及革命样板戏”，校宣传队排演现代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全剧，演员众多，场面宏大，教堂启开大门做了排练场，整日咚咚声中舞影婆娑。校宣传队归校团委管理，我兼任校团委宣传组组长，得以到教堂观摩排练。接着排演小话剧《毛主席送我上高中》，我参与编剧并创作其它“对口词”一类小节目，教堂放道具的一角摆个旧课桌成了“创作台”，课余乐于去那儿“感觉”一下。1972年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校团委举办文艺汇演，由我在《四中战报》刊出倡议并参与组织。我们班的舞蹈《土家喜送爱国粮》入选，我近水楼台“开后门”，使之进入教堂彩排加工，女生兴奋地踏着地板的节奏起舞，脸上好像多了一份得意。教堂共有三个门，尖塔下的前门，钟楼方向的侧门，紧贴“林荫会场”的后门。这个后门是新开的，直通会场舞台，因此凡有演出都在教堂内候场，调度节目十分方便。1972年秋，学校举办“教育革命成果讲用会”，我们年级已赴东西湖辛安渡农场学农劳动，单独召我这个“四好班”班长乘火车回校发言，也是从教堂西门走向麦克风的。校长招手示意工宣队丁副指挥长为我拍照，不久照片放大置于“教育革命成果展览”。可惜，这张照片没有给我，要不，就有了与背景上教堂的首次“合影”。高中毕业后，多次回校探望老师、召集班级聚会、参加校庆活动，还带着儿子、侄女、外甥几个小孩进校园游玩，选择钟楼、操场、花园等处留影，却一概忽略了教堂，大约是它大门紧锁少了人气吧？好在，儿子长大同样就读四中，从1996年到2002年考取武汉大学。这期间，我陪儿子打乒乓球，参加家长会，这才逮住机会在教堂周围拍照。从照片上的不同着装来看，至少有过三次，为教堂留下了那一时段的风貌。教堂显然经过整修粉刷，前侧添加了长长的铁艺围栏，后侧辟出种植棕榈的花园，但自身不失往昔模样，仍具年代感，屋顶的红瓦甚至有一些发黑或破损。 教堂门楼侧影
 教堂前侧一角
 教堂后侧一角
 儿子在教堂侧门
儿子也有教堂留影，奇怪的是只有侧门一处，着装不像我打乒乓球时的无袖汗衫、参加家长会时的长袖衬衣（西装拿在手中），而是厚厚毛衣上一件双层外套，两人完全不属一个季节。不过，他的头部上方，可见门上铸铁装饰的宗教图案，遗存了当初的历史信息。儿子告诉我，教堂内部经过装修，布置成报刊阅览室，课余对学生自习开放。 教堂内部厅堂
此后，我也听说，钟楼左边上音乐课的阶梯教室拆除后，楼上的图书馆一度迁到教堂，厅堂四周摆满报刊。2019年冬天，我应邀参加母校120周年校庆，不忘抽暇踱步到教堂前，趁着天将欲雨、落叶飘洒，请路过的学生帮忙拍照，留下它的苍茫影像。刚好，远远瞧见当年的班主任陈震老师夫妇，邀约与教堂再次合影。此时，教堂修缮一新，内部还原为礼拜堂用于布展，外墙与过去不同，装饰为了青色色调，侧门门廊还增加了几处过去未见的白色小尖塔。这使我有一点惆怅，感觉它更像一个穿上新装的“网红景点”，等待着情侣前来拍婚纱倩影，而不是我这样的老校友徘徊忆旧。
说起来，“老博学”这个教堂，与黄石路“荣光堂”有一定关联，因为“荣光堂”原名“格非堂”，旨在纪念杨格非创立基督教英国伦敦会。1861年汉口开埠伊始，杨格非即于6月21日抵达，最早将基督教传入江城。“格非堂”1931年兴建（编者注：原花楼街居巷福音堂系其前身），晚了“魏氏纪念礼拜堂”24年。因为杨格非的缘故，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之时，“老博学”西迁四川江津之前，短暂挤在“格非堂”上课，以其靠近租界而躲避轰炸。解放后，“格非堂”取圣经中一句“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之意，改名为“荣光堂”，为武汉现存最大的基督教礼拜堂。实际上，与“老博学”近在咫尺，太平洋路曾有一座天主教堂，在张公堤下解放大道那边，与宗关水厂的后院隔路相望，其形制不亚于“荣光堂”，红色尖顶建筑远远可见。小时候，它是武汉市第十医院所在地，穹形大门上方的那个白色“十字”具有双重意味。我生病去过十医院，进门好几级台阶，灯泡吊得老高光线昏暗，候诊走廊狭长幽深，人少时有些吓人，二楼不敢上去。进四中以后，十医院在古田三路修建了新院区，搬走后入驻宗关派出所办公。1974年下乡当知青，我进去“下户口”，好像就在挂号的那个窗口办理。约在1990年代初，教堂与邻近的红旗胶木厂一同拆除，竖起一座高层大楼，楼中开设的一家“红日火锅城”，食客盈门，名噪一时，我曾约同学前往品尝，都为教堂的消失而遗憾。现在，网上都搜不到任何有关信息，它消逝得如同一片落叶，不留一点踪影。由此特意“记录在案”，以供有识之士追寻。从这个角度看，“老博学”教堂是幸运的，它见证了一所学校的变迁轨迹，也承载了许多学子的个人记忆。
汉口博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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