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王海龙在纽约的一座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当年白求恩写给毛泽东信件的大量原稿和副本。从这些封存已久的资料中可以看出，白求恩自离开延安奔赴战场后，坚持不懈地写信给毛泽东谈心和汇报工作。在文章中，王海龙梳理和分析了白求恩信件的内容及其重要影响，读者可以了解具体生动的历史细节，同时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对中华民族解放的意义。 谨以此文纪念白求恩赴华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八十五周年。 白求恩写给毛泽东的信 二〇二三年是白求恩赴华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八十五周年。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家喻户晓。他来到中国后拒绝了跟蒋介石政府合作而坚持去延安；到达延安后他又拒绝留在延安医院而坚持去晋察冀战场第一线为战士服务。他在战场上工作了约一年半时间，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白求恩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名医，他有成功的事业，本可在北美养尊处优远离危险，但为了支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事业，他无数次出生入死，从西班牙战场转战中国抗战前线，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壮歌。白求恩牺牲后，毛泽东饱含深情地写下了《纪念白求恩》的宏文，号召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这篇文章是后来被尊为“老三篇”的第一篇，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有着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在文章中首先介绍了白求恩不远万里来中国支援抗战的伟大意义和对他牺牲的惋惜之情，并以真挚的感情赞扬了白求恩精神的榜样力量。同时，文章还回忆了自己跟白求恩的交往。对于白求恩的牺牲，毛泽东是怀着深深的惋惜和遗憾之情的。毛泽东写道：“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白求恩牺牲后，由于处于激烈的战争年代，特别是经历了后来反动派攻占延安等事件，很多当年的第一手历史材料没能保留下来。毛泽东著作中提及白求恩的“许多信”留存下来的极少，除了后来被传为白求恩遗书的文件和小部分日记外，白求恩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函几难寻觅。这样，在现当代史和抗战史乃至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缺少了必要的文献物证。而在普通读者心目中更是留下了一些空白，读者迫切想知道白求恩给毛泽东的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 一、白求恩到达延安前后及写信的背景 八十五年前，白求恩从西班牙战场返回北美募捐支援马德里保卫战，他听到中国抗战爆发的消息并获知中国军民医疗条件更差、更需要战地救护，遂决定转战奔赴中国。但那时赴华是一条艰难的路。美国和加拿大并没有向日本宣战且还协助日本战争物资，白求恩当年赴华需求助于加共和美共与中国联络。一九三七年十月，白求恩赴纽约参与了由美共和加共总书记发起的派遣赴华医疗队的筹备会（Stewart, Roderick and Sharon.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81）。与此同时，在中国由宋庆龄和国际友人开始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和“国际工合”等抗战组织开展国际合作，他们跟刚成立的“美国和平民主联盟”暨美国援华委员会（CAC，China Aid Council）在纽约的总部建立了联系。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国际工合”及时向美加报告了中国抗日战场斗争的惨烈和亟需战地医疗救护的困境。白求恩希望赴华的愿望正好呼应了这一需求。于是，美国和加拿大总部即刻组织医疗人员、筹备医药器械，两个多月后就迅疾赴华了。
一九三八年初，经过紧张的组织和联络，美加援华医疗队从温哥华赴香港，后由宋庆龄安排抵达武汉。但当时的医疗队负责人帕森斯医生有酗酒症，而且他坚决拒绝到延安跟共产党合作。后来他终于跟白求恩分道扬镳返回了美国，并没在中国为中国军民工作过一天。而白求恩和另外一名成员——护士伊文——为了奔赴晋察冀战场误入了敌占区，遭遇日军袭击并穿越黄河，其间美国的报纸已经几次报道白求恩的死讯，但他们最终到达了延安（Bethune, Norman.“To the Yellow River,”The Fight for Peace and Democracy . August, 1938, New York）。 抵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就亲切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长谈。白求恩赴华前早就从史沫特莱和斯诺的著作中读到过毛泽东的事迹。回顾从西班牙战场到来华奔赴延安经历的九死一生，白求恩无限感慨。毛泽东的欢迎和礼遇对他有着重要的意义。白求恩转达了美加共产党对中共和中国人民抗战的声援和支持。而且，白求恩带来了援华委员会帮助中国建立火线急救医院的允诺。毛泽东饶有兴致地倾听白求恩介绍建立战地救护系统可以极大限度抢救伤员生命和避免残疾的比率，白求恩还向毛泽东表达了他要倾全力去战场、去第一线救助伤员并培训医护人员的愿望。此后的时间里，毛泽东又跟白求恩详细讨论过这些方案的内容（Ewen, Jean. Canadian Nurse in China ,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Toronto, 1981, p.87, 94，96; Canada）。白求恩深受鼓舞，他相信有这样的领袖，中国的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在此后给美加亲友的书信中，他都表达了这种信心。
正因为有了这些亲切交往和感情基础，或许还有毛泽东愿意接受他的报告和意见，白求恩之后才会给毛泽东写那么多封信。否则，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和医生，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白求恩那么频繁地给中共最高领袖写信就没有一个可信的基础了。 一个偶然机遇，笔者在纽约一座图书馆发现了当年白求恩写给毛泽东信件的大量原稿和副本。其中有些是白求恩从战场寄给当年派遣他赴华的纽约援华总部信件的报告副本，还有一部分是白求恩牺牲后被陆续寄还和带回的遗物和文献。这些文献的收藏者最后将它们捐给了学术机构。 从这些被封存了八十多年的资料中，我发现，白求恩在离开延安赴战场后，几乎每个月，甚至有时一个月几封地给毛泽东写信。短的信件就几行字，长的甚至达十几页。确如毛泽东在纪念文章中说的，毛泽东很少有时间给他回信，但白求恩却坚持不懈一直向毛泽东写信谈心并汇报工作。 根据史实回溯，当年毛泽东给白求恩回过不止一封信。另外，毛泽东给白求恩的回复有的是以信件的形式，也有电报、口信和问候。但是，那时毛泽东日理万机，较少有机会以个人名义回复白求恩，回复大多以延安中央军委名义或通过聂荣臻、贺龙、王震和其他领导以及医疗部门的相关人士传递给白求恩。
二、白求恩给毛泽东的信上写了什么 目前发现的白求恩给毛泽东的信件至少有十余封，内容以报告工作居多，也有个人嘱托性质的短信，还有一些是白求恩的建议和批评，具体如下： （一）工作报告。其中大多相当于月报；还有则是因为具体情况而进行的特别汇报——在这种情形下，会有间隔不到一个月甚或在短期内连续写信的案例。这类工作报告大都十分详细和具体，是八路军晋察冀医疗卫生工作的宝贵史料。 （二）工作建议或批评。白求恩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他有话就说，“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纪念白求恩》），所以他有主人翁精神，时常对八路军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这类建议包括在晋察冀建立模范医院、设立医生和护士培训学校，强调医生必须到前线去，以及关于买药品和器材的意见等。白求恩还提出了残疾军人的护理、疗养和心理康复这样一些在当时看来比较超前的话题。可贵的是，除了医疗本身，白求恩还提出了一些政治性的建议，如关于利用日本战俘搞统战、向百姓宣传参军及负伤光荣以及表彰军烈属、给烈士开追悼会等方面的内容。 白求恩直言不讳，有时候甚至非常严厉。他经常直陈事实甚至点名批评具体部门的医生和护士的工作，不怕得罪人，他的批评也常是一针见血的，指出当时医疗缺乏专业性、对伤病员的服务反应迟滞等问题。毛泽东后来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他的这种负责任的精神。因为白求恩的信是直接写给毛泽东和延安最高部门的，他信中提到的弊端就容易被上层领导及时发现并纠正。因此可以说，白求恩以这种特殊方式帮助了整个八路军的医疗系统。
（三）展望计划和构想。白求恩是一位有着国际眼光的著名外科医生。初至中国时，他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八路军的情形并不十分了解，因此他很快就做了第一手调研，对自己的工作和医疗系统内容进行了巡视和研究，并根据战地情形建立自己的计划和构想。后来的事实验证，白求恩的计划构想有的是对的，有的却未必符合八路军的情形（比如他坚持建立“模范医院”，虽建成但不久即被日寇扫荡损毁）。可贵的是，在事实面前，白求恩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以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的需要。读着白求恩这些炽热的文字，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抗日的战火硝烟是怎样把一位国际友人淬炼成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 （四）个人事务。在白求恩写给毛泽东的书信中，有一部分是因其个人事务而请求毛泽东替他打理和关注的。如请毛泽东关照替他往美国和加拿大寄邮件或洗印照片，以及需要毛泽东替他审核一些稿件，因为白求恩在晋察冀写作了大量的报道、报告文学和散文作品在美洲的报刊发表，以唤取民众的支持。但白求恩是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他不清楚某些内容是否应该发表，因此就通过组织渠道报请中共领导人对这些内容把关。 （五）询问美国和加拿大的消息。在参与中国抗战的整个过程中，白求恩极感不便的是跟外面世界信息的隔绝。他非常渴望知道欧亚战场的消息，特别是希望知道派他来华的援华委员会的消息。因为在他赴华前，这个委员会答应其后会有资金、药材、器械和医生后续支援中国。可白求恩赴华后，这些允诺几乎一样也没如期到来。白求恩是个重承诺的人。他在延安跟毛泽东会见时曾经转述过这些信息并且希望利用这些资源大干一场，可惜这些允诺没能兑现，这让白求恩非常沮丧。因而他此后不断写信追询这些情况。比如美加的资金、设备和人员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来多少，等等——遗憾的是，他一直没能从美国总部有关部门得到确切消息；更兼日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阻挠，以致直到白求恩牺牲都没能盼来这些资源。
除了对上述物资的期待和问询外，白求恩致毛泽东的信也对中国抗战面临的国际形势、海外舆论以及政治宣传等问题保持着高度的兴趣。 三、白求恩在战时中国的国际意义 白求恩战时抵达中国，后又为中国人民抗战而牺牲，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至西方世界都是大事。白求恩牺牲后，八路军及时向纽约援华总部做了报告。欧美国际组织和共产国际团体之后发起了对白求恩的纪念和追悼活动。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及解放区军民等皆有对他深切悼念的文章。延安党中央和晋察冀根据地军民都隆重地举行了白求恩的追悼活动。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军学习白求恩精神，这种精神今天仍然鼓舞着人们。
作为一名医生，白求恩到中国来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七十多年后他仍然被中国人民评为“十大国际友人”的第一名，不是没有其内在原因的。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中共带领红军刚刚经过浴血奋战，从江西经历万水千山长征到达延安，而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正在进行最后的“剿共”，试图一鼓作气将红军扼死在陕北。虽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但当时反共、恐共已成欧美社会潮流，所以蒋政权明里暗里还是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而中共在当时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局面。 在当时，中国“左倾”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及政治家以及国际上的左派人士开始看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并同情和暗助中共，如鲁迅的舆论支持和宋庆龄介绍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西方记者和医生（还有后来的白求恩、柯棣华等人）去延安。这些人去延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医疗、技术和道义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向全世界发声，报道延安和共产党人的主张、纲领和他们的行动。而就在此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全国民众一齐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是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和大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共产党人除了求生存、领导抗战外，还非常注重开拓国际舆论战场、争取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更加有效地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达到其后掌握国家政权、最后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目标。除了国际政治宣传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也急需海外医药和医护人员的支持。而在这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领导的“保盟”和“国际工合”两大组织及时地伸出了援手。 当时延安以在医疗救护方面的需求作为跟国际社会和援华组织联络的切入点，同时利用新闻记者和进步作家对延安的报道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地融入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并得到欧美正义组织和人士的同情和认可。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中期以后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共和延安审时度势，极大地开拓了自己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影响力空间。而在抗战早期，利用引进医疗人员进行有效的国际宣传以获得国际媒体和组织的关注和支持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舆论手段。 在白求恩写给毛泽东信件同时期的援华委员会和“国际工合”资料中，我也发现了一批中共领袖写给纽约和伦敦的信件，其中就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和彭德怀等人的亲笔信。
除了寻求医药资助和国际舆论宣传，当时的“保盟”和“国际工合”负责人宋庆龄利用她跟纽约援华总部的亲密关系，同自己原来的秘书暨援华总部具体负责人蒲爱德进行了良好的互动；而延安则通过这种国际联络有效地向欧美主流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扩展舆论的影响力。 比如，延安以白求恩个案为契机，及时向纽约援华总部汇报援华物资被蒋政权扣留封锁和其破坏抗战的事实。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致纽约和伦敦援华组织的信函里，都专门报告并揭露了欧美援助晋察冀医疗器材被扣、被封锁的事实；揭露了蒋介石在抗日和民族生死存亡期间仍然借机反共灭共的阴谋，从而在美国政界和知识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到后来蒋介石政权打内战求美援时美国人已经对他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此同时，宋庆龄也利用舆论揭露蒋介石政权封锁解放区，偷袭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卡压救护器材的恶行。她在悼念白求恩的文章中直接控诉：“到底是什么杀死了白求恩医生？……他工作的地区不仅被日本敌人封锁，也被中国的落后势力封锁着，该政府一直准备妥协而不是打一场人民战争。白求恩为之战斗的人（八路军）被判定为不配拥有武器和弹药，甚至不配提供医治伤员的医疗用品。他们死于感染，白求恩是死于败血症……”（Soong, Ching-Ling.“Preface to Life of Dr. Norman Bethune.”American Committee in Aid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Indusco）
当年在重庆写这篇悼念文章时，宋庆龄只能用曲笔将蒋政权写作“落后势力”，而一九五二年白求恩英文传记在美国出版此文被用作序言时，宋庆龄仍然难掩愤怒，将上文的“中国落后势力”改成了直接点名控诉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封锁”（Soong, Ching-Ling,“Preface”, in Allan, Ted and Gordon, Sydney, The Scalpel, the Sword; the Story of Dr. Norman Bethune , Boston, Little, Brown, 1952）。 由上面大量史实记录看，抗战时期白求恩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不仅是救死扶伤，甚至不仅是他为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了医疗学校并奠定了正规的医务系统的基础，还在于他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精神和民族解放的决心传向国际世界，为延安的舆论宣传走向国际和赢得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做出了贡献。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白求恩英文传记作者泰德·阿兰（Ted Allan）和西德尼·戈登（Sydney Gordon）认为他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医学和救死扶伤，盛赞“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是远离他出生地的英雄”。宋庆龄更是认为白求恩“属于所有民族和与压迫人民者作斗争的人。……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是帮助我们获得自由的人之一。他的作品和他的记忆将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今天我们纪念白求恩，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对中华民族解放的意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