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出行何其难，如今一键就搞定（作者：王智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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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老底子情

当年出行何其难

如今一键就搞定

王智琦

今年国庆黄金假期又至，全国各地旅游景点到处人潮汹涌，高速公路上，私家车已到了车满为患甚至寸步难行的地步，这在改革开放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能想像得到。旅游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那时，旅游却只能是少数人的奢侈之举，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运力严重不足，导致车票、船票非常紧张甚至一票难求。想要乘坐飞机需公派任务在身，加上单位证明盖公章，还要有一定的级别标准，这项死规定就把普通百姓基本排除在外。当然即便不是去旅游，当年支援内陆建设的职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亲戚朋友间的正常走动探望，尤其是到了新春佳节亲人团聚时日，那时出行依靠的主要就是火车和轮船！

船游大连开心却遭买票人情债

大学时读的是中文系，受古人“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豪言影响，到了大三暑期，就有了“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蠢蠢欲动之心。福建籍大学同学小辜（现在是知名二级教授）有个老乡在大连海运学院读书，他来信动员大家去青岛、大连游玩，我积极响应，我俩便结伴同游，买票任务落在我的身上。记得是在1981年的7月3日，暑假即将开始，我清晨六点就赶到十六铺码头售票处排队，售票室大厅里烟雾弥漫、人声鼎沸，船票非常紧张，规定每人一次只能买一张票。姑念我是当时社会上还受青睐的大学生，售票员网开一面，排队三个多小时，站得腰酸腿疼，终于买到了两张学生票，还是最底层的五等舱。7月5日乘坐从上海到青岛的“长柳号”，五等舱内有床铺，居然还有空调，明亮舒适，大为颠覆了我原来的印象。但回程从大连乘坐“长征轮”到上海，五等舱内却闷热不堪，机器轰鸣，躺在床上难以入眠，苦熬30多小时，深切体会到“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日难”的滋味。

这次游青岛乘坐“长柳轮”，意外地碰到全国劳动模范杨怀远，当年他的“小扁担精神”已有耳闻。杨怀远高个子，身板敦实，胖乎乎的圆脸终日笑眯眯的。他提着小扁担肩挑手提、扶老携幼，忙得大汗淋漓，劳动模范果真是名不虚传。杨怀远一直家住原闸北区，我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与他相遇，一次我乘坐电梯到18楼区总工会，正巧杨怀远要乘坐电梯下去，他尽管年岁大了，还是笑容可掬的模样。

船上还偶遇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记得著名女歌唱演员郑绪岚在甲板上演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情深意长》两首歌，赢得乘客的热烈掌声，为炎热的夏夜带来一丝清凉和享受，可惜当时明明带着照相机，却没意识到摄下这难忘的瞬间。

大连郑同学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尽管早餐吃的是混合黑窝头和棒子粥，但我俩游兴十足，老虎滩、黑石礁等都留下我俩兴高采烈的黑白照。游玩大连回上海，船票紧张，但提前数天还是能买到的。问题是后来发生的买票人情债，却使我始料不及，难以应付。原来有不少福建籍同学在大连海运学院就读，他们每年都要回福州老家探亲，一般都先坐船到上海，再乘火车回家。郑同学是历届生，社会阅历丰富，他从没来麻烦过我。但郑同学和辜同学毕业回福建后，郑同学的小老乡洪同学打着他的旗号，来信托我买上海到福州的火车票，并指定必须是1月30日那天的车票。不等我回信，他就挂号寄来3张学生证、45元钱。我那时在中学里当教师，自己去排队买三张学生票显然不现实，只好厚着脸皮到处去托人。有位李姓学生的父亲在铁路上当列车员，一直跑新疆长途，她满口应承下来，但回家一问，她父亲当晚就要跑新疆了，根本不可能帮着买票。

时间一天天过去，车票却遥遥无期，我急得抓耳挠腮，想着大连郑同学当初待我亲如兄弟，尽管我并不认识洪同学，却怎么也不好意思把学生证和钱一退了之。最后还是单位同事出手相助，教生物的陈老师丈夫在就在铁路上海站工作，她让我28日晚9时，到北站中转站30号窗口取票。我大喜过望却忐忑不安，准时到达窗口，陈老师丈夫言而有信，果真我拿到了三张学生票，但没有座位，只能一路站20多个小时到福州。想着这些年轻学子回家一趟不容易，我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那时候高校不负责为学生集体买火车或船票，需要学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洪同学每年坐船到上海，再去买火车票，确实难以保证次次能买到，且时间上正好接得上。我非常体谅他的难处，又千方百计地帮着买了两次。后来车票实在太难买了，我只能硬下心来拒绝，洪同学却不期而遇地冲到我家里。望着他稚气未消的脸，我只好陪他到老北站去买票，整整站了四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第二天深夜回福州的站票。买一张火车票如此辛苦，洪同学有了切肤之痛，自此以后不再联系我。现在也不知他在哪里高就，是否还记得当年买车票的囧事？

乘绿皮火车不易却是出行首选

家住老北站附近，每年春运期间，天目东路、宝山路都要交通管制，非机动车进行限行，短短的罗浮路上，挤满了从虬江路或武进路对冲而来的车流，人流，真是热闹喧腾。读中学时捞不到乘火车的机会，却要出力帮忙送亲戚上车厢。福建表舅妈弟弟在新疆乌鲁木齐某研究所工作，他从福州探亲后转道上海再向西域进发，夫妻二人带着3岁多的小孩，还有大包小包的一溜行李。他们在我家里吃罢午饭，下午就要坐火车，母亲和我前去送行。那时候老北站可以凭着当日车票买站台票，每张2毛钱。送他们进站台后，只见开往乌鲁木齐的绿皮火车拖着长长的十多节车厢，到处都是旅客和送行者。他们乘坐的是3号车厢，在车头那个方向，我们跌跌撞撞地往前赶，3号车厢门被行李塞得人已难挤上去。离开车时间已所剩无几，表舅妈弟弟顾不上斯文，把孩子交给母亲后，利索地裹紧衣裳，和妻子拎着大包行李硬是往上冲。我和母亲使不上劲，只能焦急地望着人头攒动的车厢。过了不知多少时间，他突然从半开的车窗里探出头来，让母亲赶紧把孩子递上去，母亲使不上劲，我帮着一起托住小孩的背部，车上的乘客也帮着七手八脚地往上拉，孩子哇哇大哭，那情景真有点像是在逃难。等我们把全部行李都塞进车窗后，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徐徐开动了。母亲叹口气：他们还要在车上坐三天三夜呐。这是我对乘坐绿皮火车难的最初印象。

大学毕业后，社会上兴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上海市青年宫在全市举办知识竞赛和读书征文活动，获奖者可去武夷山考察，我也侥幸获奖，得以一同乘坐火车前往，差不多年龄的青年同伴一路上欢声笑语，开心不已。但回程时因为车票紧张，一部分人买到的是站票，我和几位男同胞就拿了站票。那时从武夷山回上海要10多个小时，原本预计晚上10多钟可到老北站，但因火车误点，列车在浙江金华附近停留了很长时间，变成第二天凌晨3点多才能回到上海。我们这辆绿皮火车就停在不知名的道基旁，不断礼让着其他车辆呼啸而过。车厢内闷热不堪，摇头晃脑的电风扇吹出来的全是热风，过道上挤满了烦躁焦虑的乘客。我感觉再也站立不动了，昏昏欲睡，顾不上脏乱就势躺下，把脚伸进座位底下，头则碰触着过道地面，想迷糊着睡一会儿。但感觉不断地有人在走动，他们的脚就在我头上、身上跨来跨去，那种感觉实在是糟糕透顶。躺下不到五分钟，我无奈地只能勉强站起来，心里祈祷着列车快快开动，车窗外能够吹进点清凉的晚风，刺激一下变得昏沉懵懂的大脑神经。那种亲身乘坐绿皮火车的体验，现在想来简直就是在遭罪。

乘绿皮火车不易，那时候却是出行首选。1988年金秋十月，我和同伴第一次去北京旅游，辗转托人再托人，好不容易买到从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下午4:02分发车，到北京站是次日上午9:05分，整整17个小时，还是当时最快最好的列车。我们选的是硬座，一路上停靠站点不多，到山东德州车站，在小贩那儿买了一只德州扒鸡，味道还真不错。但整晚坐在硬座上，尤其是到了凌晨，感觉非常困乏，一对去北京看望儿子的老夫妻非常善良，硬是挤出点地方，让同伴能够侧身躺下睡一会儿，这是我乘坐绿皮火车最温暖的记忆。

到了北京后登长城、看颐和园，玩兴不觉大增，还想去承德避暑山庄，这是计划外的，只好自己去买票。记得那时北京站售票处“倒爷”长得五大三粗，他们极为猖狂厉害，公开加价兜售炙手可热的车票，有的甚至要翻上两三倍。我因囊中羞涩，又咽不下这口气，硬着头皮挤在混乱不堪、烟味扑鼻的队伍中，前面有很多只手想要塞进狭小的售票窗里，售票员都听不清楚大家叽哩哇啦地想要买什么票。我前面有位妇女抱着孩子，被挤得趔趔趄趄站不稳，孩子大哭，我路见不平，奋力顶着后面的冲力，让妇女有个喘息的空间。售票员可能看到了这一情况，等我买票时，售票员两手一摊，表示票早就卖完了，我脸上写满了失望和沮丧。她略一思索，建议我买从北京去齐齐哈尔的慢车票，无座，经停承德，当然时间要长得多。我连连点头感谢，突出重围时已是一身臭汗，内心却很是开心。

现在，人们的出行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对我而言，乘坐列车首选高铁，即便高铁远在虹桥，从家里坐地铁过去需要一小时，但因为高铁平稳迅捷又准点，再遥远的地方也能朝发夕至，坐在宽敞舒适的二等车厢座位上，空调冬暖夏凉，惬意无比，再也没有拥挤不堪、闷热难熬的感受了。只是现在坐高铁变得像是坐公交，一次到北京去培训后回上海，高铁经停济南站和南京站，边上乘客两次调换，毫无例外地都在低头看手机，抬脚就走人，视邻座为空气般地旁若无人，此时我忽然又怀念起充满汗烟味的绿皮火车来。如果现在还能坐上那种绿皮火车，载着不赶时间的我等，沿着记忆的河流溯流而上，慢慢行慢慢看，一路都是风景和回忆啊！当然我知道，谁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其实谁又愿意回到从前呢。

配图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