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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饭量大，最多一顿能够吃三斤米饭。他在外挑河时能够吃一扁担馒头，所以大家给他起个绰号“馕食包”。那一年春节初二，他妈包了两平屉饺子，一大平屉一小平屉。他一个人吃了一大平屉，而他爹妈吃了一小平屉。爹妈自然没有吃饱，但自己的儿子也不好说什么。那时小镇有火车站，装卸火车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小镇人身上。每当干完装卸火车的活计，“馕食包”便在车站下面的小饭馆买2斤大饼，卷成两个卷，在里面再插进一颗大葱，然后左右开弓，也不喝水，干咬，一会儿就吃完了。那时装卸火车，装卸一吨4角2分，所得的装卸费个人可得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归大队。因为装卸火车的人也可以得些钱，“馕食包”干完活就先犒劳自己一顿，而不管父母。有人嘲讽他是“一个人吃饱了一家子不饿。”  “馕食包”饭量大，这也怪不得他。因为农村在改革开放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平日荤腥见得少，肚子里油水也少，所以饭量都很大，一顿吃个斤八的，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人们管吃得多的人叫“大肚汉”，可那个时候见不到一个大腹便便的人，反而现在许多人都撅着肚子，像怀孕几个月的孕妇。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是第一位的事情，在吃瓜菜带那年头，人们把能够吃和不能够吃得都吃了，用一袋粮食换一个媳妇的事情也是有的，那个时候妇女也饿得基本不怀孕。我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时的定量每个人一天就七八两。而那些能够吃饱肚子的一是大小队干部，二是大食堂的人（那时几乎村村有食堂），三是看青和护秋的（看青是指麦秋时节在麦子快拉黄的时候看护麦田的人，护秋是指秋天看护庄稼的人，职责一样，但季节不一样）。前两类人不但可以吃饱肚子，还可以往家拿粮食，而后一类人则是往家偷粮食，属于监守自盗。我记得，在1962年的秋后，小镇有个护秋人结婚，全庄的人都去随份子吃干饭（意即参加婚礼），结果小镇西头有个老汉贪吃把肠子撑断了。因为那个时候吃糠咽菜把肠子刮细了，吃得饭量一多就把肠子撑断了。他儿子在小镇车站上班，就赶紧要站点（火车临时停站），把他紧急送往唐山铁路医院才抢救过来。结果在“四清”的时候，这三类人都因为多吃多占挨了整。到了70年代，生活条件虽说好了一些，但依然是吃不饱肚子，糠菜半年粮。人们为了吃饱肚子就去出河工，或是去外地挑海河或是去完成县里、工委布置的挖河工程。每年秋后，地里的活计忙完了，粮食进了场院，于是各村的大部分青壮劳力就去外地或外村挖河了。  那时别看挖河的活计累，但要去的人的很多，因为挖河可以吃饱肚子。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刚刚18岁就去挑小镇西北面崔庄户村北的河了。“馕食包”自然也去了，因为只有这样，他们一家省得因为他吃得多而挨饿。挖河一般早起是秫米干饭（杂交高粱米），他盛一大海碗，先把碗中间的饭拨拉着往嘴里填，因为这样从中间的缝隙可以看得见大盆里的米饭还有多少。当他把这一大海碗干饭吃完后，就把裤带松一个裤眼再接着吃。等别人吃第二碗的时候，他已经吃第三碗了，吃得慢的人最后只得吃一点儿饭嘎嘎。那时隔三差五要吃一顿馒头，早饭前大师傅发给每个河工8个刀切馒头，三两一个，就像鞋底子一样。这些馒头用作早饭和午饭两顿饭吃的。早饭时有的人吃3个，有的人吃4个，余下的馒头留作中饭，但“馕食包”早饭一顿就把这8个馒头吃了。那么，他中午吃什么呢？中午时，大师傅要担着小米粥和窝头去挖河的工地。有的河工吃完自带的馒头如果不够可以吃窝头，但只有“囊食包”一个人吃窝头和喝小米粥。  我高中毕业就去挖河，不仅是想为家省些粮食，也是想摔打一下自己。生产队长略一思索就让我去了。“馕食包”与我在一个生产队，那时是每个生产队的人自愿结对子，两个人一副抬。那时我身单力薄，“囊食包”却自愿与我一副抬。在要把一筐泥土抬到河埝上时，他总是把筐绳往自己这一侧的扁担上挪挪，自己多负重一些。我对此很是感激，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把自己带的馒头给他一个。他不要，说我吃窝头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有人起腻说，谁要是把两筐河泥挑到河埝上，就把自己带的4个馒头给他吃了！大家都有些迟楞，面面相觑，要知道这两筐河泥得有七八百斤重。 这时“馕食包”站起身来说：“我来！” “你这是馒头馋得，你看他都流哈喇子了！”于是大家哄堂大笑。 “费话少说！”“馕食包”显得急不可待。 “馕食包”让起腻的那个人把4个馒头放到河埝上的一个扁担上面。然后他拿起两条扁担，因为他怕一条扁担挑不起来，从中间断了。待有人把两筐河泥装好后，他就把两条扁担穿进筐绳，放在肩上挑起来。只见他一溜歪斜，一走三晃，脚底下一走留下一个深坑，几乎拔不出脚来。他还是硬撑着，嘴唇紧闭，咬着牙，像爬山一样一步一步往上蹭。终于，他把两筐河泥担到了河埝上，一下子就躺倒了。他四肢伸开，大口地喘着气，大家见状齐声叫好。稍倾，他站起身子，一手拿两个馒头往嘴里塞，也不喝水，噎得直翻白眼。 三年后，我已经是大队副书记了，一般外出的挖河修渠的任务都是由我带队。1975年丰南县要在津唐运河南岸董庄子桥南面建一座扬水站，任务交给了唐坊公社。唐坊公社18个大队，每个大队大约派20人左右。于是我就带本村的人前往。这一年正月十五刚过，我们就用马车拉着锅灶、粮食和行李出发了。我在董庄子有个三姑，娘家庄的人来了，三姑把三间正房的西屋腾出来，又让我们在前院垒了锅灶，三姑的乡情和亲情让我们非常感动。  虽说正月的地气已经上扬，但土地还在封冻，有尺把厚，需用点着柴禾把地面靠烤一下，然后用铁锤把大铁楔子楔进冻土层，再把一块块冰土掀开再挖土。因为是建扬水站，挖的地槽要远远深于一般的挖河的深度，得有两层楼那么深，于是一边用“195”抽水，人们一边挖。扬水站越挖越深，活越来越累，民工们吃得也自然越来越多，最后平均每天吃4斤粮食。我派人去村里要粮食，当时唐坊公社的孙书记正在小镇蹲点，一听就急眼了：“怎么吃这么多，都换豆片吃了吧？”让我赶紧回来汇报。此时工地的活正紧，公社带工的是一位副书记（县里带工的是一个姓王的副县长）对我说：“你是公社重点培养对象，你见他说话客气点儿。” 我回到小镇后，向孙书记和大队支委们汇报了工地的情况，重点说吃得粮食多的问题。我说：“工地活儿累，大家肚子里没有油水，所以吃得就多了一些。” “哪也不能一天吃四斤粮食啊？”孙书记质问道。 我听罢，苦笑一声：“我一顿就可以吃2斤，甚至更多。大家知道'囊食包’吧，他一顿可以吃3斤，遇见好吃的可以吃得更多。” “哪天我上工地看看去！”孙书记要见证一下，但小镇干部们对我的话深信不疑。 这一天早上，我得知消息说孙书记要来工地检查工作，还要在我们这里吃饭。我吩咐伙房的大师傅：“今天吃刀切馒头，管够！”大家一听，既改善伙食还管够，都憋着肚子留着中午吃。 我吩咐“馕食包”：“你敞开肚皮吃！” “馕食包”一拍肚皮说：“放心吧，这里面盛个十斤八斤的都没有问题！” 中午吃饭时分，孙书记果然来到了伙房正赶上吃饭。那天的菜是白菜炖豆腐，每个民工盛一大碗，拿着馒头在院里放的桌子上吃。孙书记要见识一下民工的饭量，没有让我陪他一起吃饭，而是到院子里看看民工的吃饭：只见每个民工一手拿着两个馒头，一手拿着筷子，狼吞虎咽。只见“囊食包”没有坐在长板凳上，而是在板凳上放满了馒头，有十几个之多。他甩开腮帮子，张开大嘴，狼吞虎咽，两三口就吃一个馒头。不一会儿，这十几个馒头风卷残云似地就吃没了。 孙书记看得口瞪目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跟我悄悄地对我说：“这些人是上辈子准是饿死鬼托生的，怎么吃得这么多，这得多少粮食管够啊？” 我不以为然：“吃得多干得也多，这些人起早贪晚，都是重体力活，不这么吃怎么这么重干活？” 孙书记无语，一声不吭地走了。 这时“馕食包”过来与我炫耀：“你看我吃得怎么样？把孙小个子（孙书记个矬，大家都叫他孙小个子）吓着了吧？”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名不虚传，你就是一个'馕食包’，下午不要耽误干活！” “馕食包”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耽误干活！”说着打了一个饱嗝，吐出了一大块卡在嗓子眼里的馒头。 我骂了一声：“看你那点儿出息！”大家听罢哈哈大笑。 下午，我们所需的粮食就给送来了，但是粗粮多，基本是两杂（杂交玉米与杂交高粱），还给了一些白面和大米。  到了8月底，扬水站还没有建完，我就接到了去县里当支援落后村工作组组长的任务，那时叫大下工作组，这是县里进一步考察培养后备干部之举。临行之时，大师傅做了一大锅米饭，猪肉炖粉条，算是给我送别。大家对我有些恋恋不舍，“馕食包”也没有像以往那样胡吃海塞，而是默默无语地盛了一碗饭挨着我吃，眼里流露出不舍。我对大家说：“以后我就不能再带大家出河工了，希望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然后我又对“馕食包”说：“以后我也在看不到你的吃相了，如果以后要是相亲时多注意点儿，别漏兜！”  “馕食包”不屑一顾地说：“你放心去吧！我丈母娘还没有给我生呢！找我这样的姑爷，还不把缸底粮食给搲光了！那就像到高老庄娶亲的猪八戒，两天半就得给打出来！” 大家听罢，哈哈大笑。我笑着狠狠地擂了他一拳头。 推荐阅读  作者简介  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滦河诗群论稿》《散文创作研究》等专著25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历史上的纪念地》、小说集《小镇传奇》、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怀念与纪念》等10多部文学作品。作品获第一届、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七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十六届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第九届优秀教学成果等多项奖励。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主办：河北京畿学研究中心 许振东名师工作室 编辑：王璐佳 审校：王昊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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