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到第二个年头，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正与日军艰苦作战，由于武器落后和弹药匮乏，八路军在抗战初期打得分外悲壮。 特别是一些新成立的，经验不足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受的流与打击远超想象。 其中最为惨烈的一仗，就是曾经发起20万人参加暴动的冀东抗日大起义，在起义成功后仅仅三个月，就在西撤途中被日军打得五万人仅剩千余人，多名副司令级别的高级将领壮烈牺牲。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每每想起此战，总是扼腕长叹。  一、冀东暴动，威震敌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了，我党积极发展在华北的敌后抗日斗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冀东地区进入了毛主席的视线。 1937年8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在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由刚刚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李运昌，赶赴冀东筹备武装起义。  为了在敌后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经是黄埔四期生的李运昌组建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成员广泛地吸收社会各界的抗日积极分子，不仅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各政治党派的代表，还有各行各业的爱国民主人士。 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1938年7月6日，李运昌在港北村宣布起义，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起义队伍席卷冀东大地，以星火燎原之势，在以开滦、丰润、遵化、昌黎、蓟县等几十个县为中心的冀东广大山区和平原迅猛发展起来。 遍地英雄下夕烟，从山海关到潮白河，到处都有起义的队伍。此次大暴动的规模和气势，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预料，参与暴动的人数达20多万人，仅各地武装人员就有10多万人。  在我党的指示下，冀东抗日联军火线成立，由滦县民团首领高志远担任总司令，冀热特委书记李运昌、曾任冯玉祥部军法官的国民党爱国军人洪麟阁和陈宇寰任副司令。 在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下，由宋时轮担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的八路军第四纵队5000余人挺近冀东，准备接应起义军。8月中旬，四纵与冀东抗联顺利会师，起义声势大震，沉重地打击了日寇。 冀东人民的武装暴动大起义，极大地震慑了日寇和伪满的军心，提振了全国各地的抗战士气，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为各地区的敌后抗日起义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国共两党均充分肯定了冀东大起义的胜利，刘少奇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义。”  二、党中央数次劝阻西撤未能成功冀东大起义成功之后，起义部队进展迅速，情绪高涨，党中央审时度势，成立了冀察热宁军区，由宋时轮任军区司令员，邓华任政委，高志远、李运昌和洪麟阁等人任副司令员，开始整训冀东抗日起义部队。 宋时轮在给延安的电报中展示了乐观的决心：“努力创造好冀热边抗日根据地，配合全国抗战，为最后的胜利而战斗到底。”  但毛主席对此并没有盲目乐观，而是清醒地看到了起义队伍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实战检验的农民，战斗力跟久经革命时期考验的八路军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毛主席在给宋邓李的回电中建议：针对全国抗战与华北敌后游击战的大形势，努力打好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基础，依托雾灵山和燕山绵延千里的良好地形，趁日军深陷华中战场，还未回军的有利时机，尽快率起义部队进入山区整训，建立雾灵山抗日根据地。 但是毛主席的建议没能引起宋和邓足够的重视。  1938年10月，由于冀东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日军物资南下的必经通道，起义引起了日寇和伪满的极大慌乱，回过神来的日军从武汉战区调集了一个野战旅团的兵力，加上关东军和伪满军，一共十多万大军，开始围剿冀东起义部队。 是战是撤？宋时轮认为冀东是平原地带，四通八达，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调动。而抗联自起义以来连续作战，未经整训，战斗力下降，急需修整。 再加上秋粮庄稼已收,部队缺少掩护，此时坚守冀东的话，可能会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主张将部队撤到潮白河以西，来年重新回到冀东开展游击战。  大部分人支持宋时轮的西撤意见，只有李运昌和洪麟阁等少数人不同意，认为起义军大多是本地农民，故土难离，可趁敌军主力未到时进行短期整训。 在日寇来攻时,抗联队伍可星散为零,蓄势待发,待日寇回撤时,再握紧拳头去攻敌虚弱之处，在燕山地区搞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是有把握的，如果把几万人集中起来撤退，目标太大，会给我军造成重大伤亡。 但李运昌等人的建议未获通过，虽然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党中央在获知冀东军区的决定后，多次发电不同意西撤计划，要求坚持在雾灵进行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发展中的一切困难，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  毛主席还指出抗联队伍并不稳固，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如果长途行军，一旦遭到日伪堵截，很容易溃败。 我军有过相似的历史教训，早期井冈山8000多名农民军在未完成整训的情况下贸然下山打游击，结果途中溃散，损失惨重。因此毛主席再次叮嘱宋邓“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易率主力西撤。” 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也电示河北省委，认为四五万人一起西撤危险很大，不同意总退却，可组织适当数量的部队西撤，由四纵护送至八路军防区，其余部队应坚持在冀东打游击。 但党中央、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的多次劝说没有起到效果。  三、执意西撤，惨痛失败10月中旬，除了留下三个百人支队坚持在迁安山区开展游击战，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开始西撤。 邓华和高志远所部在前，洪麟阁和陈宇寰所部在中间，李运昌率部垫后，五万人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蛇阵,一路漫漫向西而退。 由于事前没有进行充分的宣传和动员，西撤各项筹备的也不严密，导致队伍行军极为缓慢，前军已至潮白河，后军还没有出发，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  而且沿途的后勤保障也没有做到位，很多战士吃不饱饭，深秋季节风餐露宿，让很多背乡离井的战士很不理解，想不通，队伍慢慢开始出现逃兵。 日军侦知冀东抗联撤退的消息后，开始组织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阻击，妄将起义部队消灭在潮白河以东。 失去了抗日根据地的依托，起义军完全暴露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 10月10日，在蓟县老山头，陈宇寰所部被日军迎头阻击，抗联队伍忍着饥寒，与日伪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副司令陈宇寰不幸被炮弹击中牺牲，部队在八路军的掩护下，且战且走，最终三个支队瓦解溃散，只剩下一千多人到达潮白河。  在蓟县抬头村，洪麟阁率领的五支队遭受日伪截击，被分割包围，伤 亡巨大，余部星散，副司令洪麟阁和下属各支队正副队长均牺牲。身负重伤的洪麟阁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牺牲前，用鲜血写下了“还我河山”的遗言。 在潮白河东岸，日军进行了严密的火力封锁，起义战士一片片地倒下。其他部队在途中也不断遭遇日军阻击，许多刚参军的农民毫无斗志，成批成批地逃跑，甚至有的支队3000多人一夜跑光。 殿后的李运昌所部损失较小，在接收了洪麟阁残部后还有6000多人，李运昌清楚，如果再继续西进，剩下这点部队也会打光。 李运昌紧急召集党小组会议，毅然决定停止西进，返回冀东，最大限度地保留抗日火种。但是来路也被封锁了，日伪层层阻击，李运昌带领剩余的6000人，连日苦战，疲惫不堪，伤亡日益严重，部队不断被打散，等到终于返回出发地的时候，李运昌身边仅剩下100多人。 五万人的起义部队，仅有高志远所部3000多人渡过了潮白河，过河后一路上也是连遭日伪袭击，最终到达平西根据地的人数不足1000人。 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五万大军仅剩千人，可谓是八路军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根本原因是错误地高估了日军力量，认为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对数万名缺乏实战经验的“民兵”进行长途行军的困难估计不足，冀东军区做出的错误决定，使得冀东抗日纵队将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正如毛主席在战后总结的：这次的教训，是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起义胜利的果实，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组织和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突发的局面，以致退出原根据地，群众及军队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如果宋时轮当时能够听取党中央毛主席，或是李运昌等人的正确建议，冀东抗战的局面或许会好得多，可是历史没有假设。不久后宋时轮离开冀东返回延安学习，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返前线。 冀东起义部队的西撤虽然失败了，但为我党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此后，我党将大批整训后的干部派往冀东，充实了冀东地区的抗日力量，各县、区、村的党组织不断恢复。李运昌依托撤退前留下的三支游击队，再加上收拢的打散部队，很快将冀东抗日武装恢复到4000多人。 到了1939年，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冀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西撤后的严峻形势也得到了初步扭转。 参考资料：1.《惨烈悲壮的平西大撤退》宁立星 党史博采 2006年 2.《李运昌回忆录》 李运昌 3.《冀东抗日大暴动》 唐山党史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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