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赵朴初(1907—2000) 右图:吴大琨(1916—2007) 出身名门 却甘愿俯身救难民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神州大地阴云密布,局势异常紧张。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慈善中心—仁济堂门前挤满从闸北、南市和郊区逃过来的难民。赵朴初当即召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以下简称“慈联会”)会议,着手准备战争期间难民的安置工作。会议做出两个决定:一是由慈联会设法租用10辆大卡车运送难民;二是迅速寻找临时安置点。 8月14日,第一批难民尚未送出,数架日军飞机就在上海市区上空盘旋。突然,一颗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许多行人被炸飞,遇难者不计其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不时有炸弹落进租界,工作人员和运送难民的卡车司机都吓跑了,赵朴初硬着头皮只身上街,刚好看到同来救助难民的朋友吴大琨,他激动地说:“你来得正好!你来得正好!”简单商量后,两人立即采取行动,各举一面红十字旗帜,赵朴初在前面带路,吴大琨断后,大声对难民们呼喊:“同胞们,跟我们一起走!”时有流弹飞过,难民哭声不绝,两人领着数百名难民,穿过南京路,一路向北飞跑,直奔宁波同乡会会所。简单安顿好难民以后,两人又冒着危险连续奔波,把其余难民安排到一些电影院、戏院和寺院。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灾民终于被安顿在宁波同乡会大楼、金城大剧院等十多处地。第二天上海报纸就登出文章《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救难民》。自此,人民永远记住了两个名字:赵朴初、吴大琨。 赵朴初,1907年11月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四代翰林之家。1920年,13岁的赵朴初前往上海,投奔表亲关絅之。1922年,考入东吴大学附中。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赵朴初作为东吴大学附中选出的10名委员之一,积极参与声援活动。在他的倡议下,大家积极募集款项,集体吃素两周,省钱支援抗战。此后,他考入东吴大学,只就读一年即因病肄业,回到上海觉园关家养病。经关絅之介绍,赵朴初在上海佛教会担任秘书,同时在中国佛教会兼办文书工作,后任主任秘书。 日渐浓重的硝烟让这个设在仁济堂,由关絅之、屈映光、黄涵之等任负责人的慈联会更加忙碌。慈联会不同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参与人员除上海慈善界知名团体和人士外,还有当时上海市政府人员,包括市长吴铁城、社会局长潘公展等,赵朴初在该会担任常务委员。 吴大琨,1916年出生在江苏苏州一个爱国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年轻时曾参加过同盟会。1934年入东吴大学就读,1935年8月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参加了一个中共领导的读书小组,并翻译了中国第一本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蒙读物(1936年11月由新知书店出版的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当时译为《大众政治经济学》),此书先后共印三版,后来成为延安干部的必读书。在日期间,吴大琨结识浙江实业银行副行长章乃器,一年后,他收到章乃器来信,邀请他回上海工作。1935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各地都成立救国会。1936年5月,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选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的领导机构,章乃器在该会内被推选为宣传部部长,受邀回国的吴大琨被章委任为宣传部总干事,编辑救国会机关刊物《救亡情报》。 出生入死 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等7位领导人,史称“七君子事件”。吴大琨亲眼目睹章乃器被逮捕,立即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起草抗议宣言。第二天一早,吴大琨赶到印刷厂,刊出《救亡情报》号外,将七君子被捕事件公之于众。除了寄送给各救国团体,还加送如英国的《字林西报》和美国的《大美晚报》等外文报馆。消息一出,立刻震动社会各界。章乃器被捕后,时局异常紧张,吴大琨搬到赵朴初处躲避达七八个月,两人每天关心时事,谈论时局。次年,赵、吴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护国和平会,宗旨是抗日图存,反对内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创立“保卫中国大同盟”,通过自己广泛的国际关系,动员全世界进步人士为八路军、新四军捐献医药物品和物资、电台等。1937年5月25日,吴大琨应邀拜访宋庆龄,加入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还动员一批上海的进步医生和护士去新四军服务,并创办军医院。1939年初,上海各界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安徽泾县云岭慰问新四军,吴大琨任团长,全团共28人,带着一批文件、纱布、药棉等物资,分批乘船出发。他们突破日军封锁,经温州、金华、上饶,数次化险为夷,历时近3个月,辗转到达新四军驻地,但他们的行动也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嫉恨。慰问结束后,在返回上海途中,吴大琨被有预谋的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在江西上饶茅家岭黑狱,后被移到集中营,受训、做苦工,受尽种种酷刑,直到1942年11月才被营救出狱。 1942年,吴大琨获释后,先后任暨南大学、东吴大学讲师、副教授。1944年,由于吴大琨的英语、日语都比较好,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决定聘他为军事顾问。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吴大琨开始为反法西斯事业做情报工作。美国人知道吴大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有联系,找到吴大琨希望他帮忙,拟精准打击日军的军药库。轰炸成功后,美国人认为吴大琨立了大功,要重奖他,被吴大琨婉言谢绝。为此,吴大琨赢得了美国人信任,随后被调往昆明总部担任顾问。 抗战胜利前夜,时任国共谈判中央代表团顾问、云南统战工作负责人华岗,授意吴大琨搭乘美军飞机到广西八步镇与李济深见面,同时还向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等传达了党中央想成立“联合政府”的意图。王若飞也指示吴大琨找机会赶赴上海,向地下党传达中央命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乘乱把关押在上海的美军战俘杀害,提出营救计划。因知道吴大琨熟悉上海,便点名要他出任美国军事救援团成员。8月19日,吴大琨作为美国军事救援团一员,搭乘美军第一架飞往上海的飞机赶到上海,这是日本宣告投降后,从内陆飞回上海的第一架飞机。飞机刚一着陆,马上被日本兵团团围住。双方剑拔弩张,枪口相向,形势相当危急,后来在中立国瑞士公使馆的出面帮助下才得以解围。美国军事救援团到达战俘营后,把关押在那里的美国人全部救了出来。1947年,美国国防部授予吴大琨“自由勋章”。 甘冒风险 为新四军转送物资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日寇横行,炮火连天,难民越来越多,鉴于此,慈联会决定成立上海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统筹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由屈映光担任主任,黄涵之担任副主任,赵朴初担任难民收容股主任,先后建起难民所50多个,收容难民50多万人。据上海《立报》消息,抗战爆发数月,上海附近难民猛增至130万人,涌入租界者最多时达70万人。在淞沪会战期间,宋希濂所率第三十六师伤亡惨重。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吴淞,全力抢救伤员。为了收容、救济难民,赵朴初常不分昼夜地忙碌,冒着危险上前线,还将百余名要求抗敌的青壮年难民送到第三十六师。 1937年11月19日上海《申报》刊载赵朴初救济难民的消息 位于上海宝山区的上海少年村纪念馆(摄于21世纪) 休戚相关家与国 往事差堪启后生 抗战胜利后,由美国人推荐,经组织同意,吴大琨于1946年10月离开上海,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吴大琨利用学校假期回到国内,以海外华侨身份列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政协会议时,周恩来特别将吴大琨介绍给毛泽东认识。10月1日,吴大琨和赵朴初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当晚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宴。 1951年,吴大琨回国,历任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吴大琨在学术研究上成绩斐然,他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中国世界经济学奠基者之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做了深入研究。 1952年11月,赵朴初联合20位全国佛教界著名人士发起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同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赵朴初主动将一尊药师佛像托日本代表带给日本佛教界,此举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不小波澜。日本有识之士纷纷对过去的战争行为表示忏悔,并将大批中国劳工遗骨送回中国。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三大语系、各民族、各地区的大团结。此后,赵朴初奉调进京,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为贯彻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为开创新中国佛教事业的新局面作出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赵朴初按照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的指示,以中国与周边国家佛教渊源为纽带,积极开展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民间外交活动。1961年3月,赵朴初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会前的纪念泰戈尔诞辰百年会议上,他痛斥印度反华势力。赵朴初的足迹遍及日本、斯里兰卡、印度、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被誉为“和平使者”,以民间交流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正式邦交。赵朴初曾任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5年8月,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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