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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怎么回事？一唱到这声就小了呢？再来一遍，大声唱！” 大队团支书不满地吼道，我站在旁边也一脸诧异。 六个姑娘正在排练的是表演唱《华主席到湘潭》，这是大队文艺宣传队为参加1977年春节公社文艺汇演准备的节目，姑娘们能歌善舞，练了几次就差不多了，只是声音时大时小。 “华主席到湘潭， 平易近人像社员。 白天跟咱同劳动， 夜晚跟咱一床眠。 ……” 唱到这，姑娘们声又小了，有的还红着脸低下头，乐队中也有人“嗤嗤”的笑。 我恍然大悟，拍了几下脑袋，自责粗心。我协助团支书工作，角色类似于现在剧组的总监。这本是个男女生表演唱，因凑不够人，才全用女生，可歌词没动。找到原因，我便将“夜晚跟咱一床眠”改成“夜晚领咱学文件”，尽管差强人意，但声大了，排练一次过。 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一排练花絮，我仍忍俊不禁。那段时光值得怀念，值得珍藏，它是我三年插队生活中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我是1975年春节后下乡插队的，1977年年底考上大学返城，也就是说插队期间过了两个春节。1976年春节在家吃了元宵节的元宵才回生产队，1977年春节过了初三买了两条八毛钱一条的羊群烟就回去了，因为初四开始大队文艺宣传队有演出任务，先是参加公社汇演，后是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 鲁迅小说《祝福》开篇写道:“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就到新年的气象来。”我冒昧地套用一下，1977年的春节毕竟最像春节，城里不必说，就在乡下也显出就到春节的气氛来。当然这是相对1976年的春节说的。众所周知，1976年的春节是在忧伤和不安中度过的，其实不止春节，1976年从年头到岁尾都是这样度过的，哀乐声接二连三响起，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死伤，人们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不止憋闷，还有恐慌。 或许有人会说你插队的三郊大队地处丘陵，交通不便，受外边的风云变幻影响不会太大吧？是的，影响不大，在得知某个消息或某个重大事件时己经滞后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了。作为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农民，本已无暇旁顾，但在那个年代，又身不由己地被社会潮流推着走，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其外。年初举国致哀期间，隔壁生产队有个二楞子扯了几下二胡，被大队民兵带走办了三天学习班，因家庭成分还好就没往公社送。年底大队组建文艺宣传队时也为要不要两个家庭成分不好的有才艺的姑娘争论不休，最后还是大队党支书拍板将她俩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招了进来。 农村生活本来就枯燥乏味，更何况是充满忧伤和不安的1976年。江州司马白居易感叹“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我能理解他的沮丧心情，我比他强些，每天至少能听到两次时长几十秒甚至一两分钟的打击乐——用铁棒敲击一截废铁轨——生产队上工的钟声，当然，极端天气除外。遇到连阴雨，上不了工，道路泥泞，又出不了门，这样的日子最无聊最难打发。如果不是特殊时期，同住一屋的知青邓同学便拿出口琴断断续续地吹上一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或《北风吹》，等他吹完了我便扯着破锣嗓子吼几声自己改编的样板戏选段或道白，比如“吃菜没有吃肉香，阿庆嫂穿的的确良”，“李师傅，鸠山队长请你赴宴，吃的是洋芋片片。”闹腾完了便蒙头睡觉，窗外是没完没了的雨打芭蕉的声音。 夏去秋来，收完谷子，很快就年底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也传到了乡下，庄户人虽然迟钝，但也明显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宽松。大队团支书通知全体团员和知青到村小开会，内容是组建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参加公社春节文艺汇演。别看三郊大队穷乡僻壤，有才艺的人还真不少，组建的事很快就完成了。小乐队有五六个人，由村小教音乐的黄老师牵头，他手风琴特棒，拿手节目《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充满激情，后来考上师范，毕业后进城当老师了。有表演才艺的女多男少，团支书要知青出几个人，并点了我的名，我忙推辞说自己是狗肉不上席，平时就是瞎唱，绝对上不了台面。团支书给我戴高帽，说我是全大队第一笔杆子，让我协助他给节目把关，不好再推便应了下来。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想参加，一是年轻人在一起热闹，二是干的轻巧活，生产队给记工分，不用出大力。节目很多，有独唱、合唱、表演唱，器乐独奏、合奏等等，还有一个独幕剧，演一个多小时没问题。排练过程中接到公社通知，参加汇演至少要有一个结合形势的自创节目，我就整了一个表达粉碎“四人帮”喜悦心情的诗朗诵报了上去，很快审稿通过，接下来就是找人朗诵。试了几个人普通话都不行，团支书就让我上，我也觉得自己的汉中普通话，简称“汉普”还可以，说的比唱的好，便抓紧排练准备登台。 时间过得很快，大年初四晚上公社文艺汇演如期举行，我们三郊大队参演的几个节目只有一个没获奖，恭喜你猜对了，就是我的那个诗朗诵，不接农村人过年看戏喜欢闹热的地气，落选了。不过我还是要感谢善良纯朴的台下乡亲，尽管听不太懂台上的我朗诵的内容，但绝对没有人起哄喝倒彩，仅凭这一点，就甩当今的这粉那丝十八条街加二十四道拐！话说回来，诗朗诵没获奖，但也不是一无所获，我紧急救场的独幕剧《猪场风波》获得优秀奖，我扮演的角色是潜入猪场搞破坏的地主分子，因四句眉户调的唱词让我一夜走红，不管走到哪个大队都有人认出我，特别是本大队巡回演出后，碎娃们跟前跟后撵着我唱:老队长开会不在家，文川买了个瘟猪娃。溜进猪场看一下，放下猪娃跑回家依呀嗨！你都走老远了，还能听见他们连唱带喊的声音。我演这个角色纯属偶然，马上要参加公社汇演了，扮演地主分子的演员因家里有事不能出演，一时又找不到人顶替，团支书便让我上，因唱词不多，只有四句，动作也不多，只须弯腰出场，东张西望，当场被抓，两腿筛糠就行。我脸涂几道黑油彩，头戴一顶“栾平帽”，也就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土匪栾平戴的帽子，身穿破袄，腰缠草绳，一出场，台下爆笑。阴谋败露，接受批斗，老队长语重心长地唱道:小猪场也会有风云变幻，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的弦。从这两句唱词可以看出，尽管大环境较前宽松许多，但文革的影响远未消除，这出独幕剧就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演出那几天，正在过年，我基本没做饭，午饭这家叫那家喊，我揣上两包羊群烟就去蹭饭，相处两年，乡亲们待我如同家人，饭桌上大人小孩不停地重复七个字:吃好喝好吃了舀！晚上有巡演任务，全大队五个生产队，巡演到哪队就在哪队先吃饭后化妆，化完妆就开演。 二队是个穷队，但面子还是要的，巡演到二队，老队长专门安排了几个巧妇为演员们精心做了一顿丰盛的有肉之炊，还蒸了面皮，点了菜豆腐，一点也不比邻队的差。俗话说“宁穷一年，不穷一节”，春节是庄户人最看重的节日，必须做的三件事是吃肉看戏走亲戚。这吃肉是排在第一的，炸滑肉、豆豉炒腊肉，红苕或洋芋打底的蒸米粉肉是饭桌标配，再整些包谷酒、黄酒，一家老少围桌而坐，其乐融融。一年到头，只有这个时候，欢声笑语飞出了农家小院，让人们暂时忘却了青黄不接时的难捱时光。 看戏和走亲戚就不絮叨了，有一件事必须提，那就是生产队副队长不知从哪找了个四川媳妇，办喜事了。村子穷，嫁女容易娶妻难，年过三十的光棍就好几条。副队长是个独子，有个老母亲靠他赡养，到了娶亲年龄，托人说媒倒是见了几个，一个也没成。这突然要办酒席成亲了，羡慕归羡恭，来帮忙的人还真不少，这事给过年平添了几分喜气。旧俗“三天没大小”，这也让多年未闹洞房的老少光棍们蠢蠢欲动。成亲那天正赶上巡回演出，回来很晚便没去闹房。过了十天半月在村口碰见新媳妇，走路一瘸一拐，明知故问你这是咋啦，新媳婦一脸怒气，挽起袖子撩起裤腿就让我看，吓得我跳到路边，“那些砍脑壳的，把我肋巴骨都快压断了，你看噻，这些包包还高起。”顿了一下，她又不无哀怨地说:那天你们咋不来闹房噻？你们知青娃儿要斯文些噻！”我听忍不住笑，当时嘴里要是包了一口饭，定会弹射而出。 时光如水，那年那地那些事，既然挥之不去，那就在心里给它开个户，存个无期吧！
王久成，1956年生，陕西汉中市汉台中学退休教师，中高职称。喜旅游，爱文评，曾有《永远的鲁迅》、《一河的水开了》等文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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