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贝奇&克里斯托弗·科因风灵译译者注：本文为彼得·贝奇&克里斯托弗·科因2023年4月发表在《经济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的文章“奥地利学派的新思维”（New Thinking in Austrian Economics）的一部分。引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在门格尔(1871)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之后出现的。门格尔与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一样，都是边际主义革命的核心创始理论家。因此，他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兴起的主要贡献者。下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受到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的影响，同样对新古典经济学做出了根本贡献。这篇评论讨论了奥地利经济学的独特性和该学派最近的一些主要贡献。我们希望证明奥地利经济学作为一个进步的研究项目，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持续相关性。虽然是原始新古典主义项目的一部分，但奥地利学派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贝奇将之总结为十大命题。关于经济学方法，奥派的独特性有 （1）方法论个人主义（即以个体选择者的目的和计划是中心）；（2）关注交换以及个人之间互动发生的制度；（3）认为社会科学的事实是人们的信念，并关注信念如何与人们的目的和计划发生联系。微观经济学方面，相关的观点为（4）效用和成本是主观的，存在于行为者的心中；（5）市场价格体系浓缩并传达经济决策所必需的关键知识；（6）生产资料的财产权是出现市场价格，并据以进行经济计算（即衡量稀缺资源其他用途的预期价值的能力）所必需的；（7）市场是一个不断发现、试验和学习的企业家过程。最后，宏观经济学方面，奥派独特的原则是（8）货币是非中性的，（9）生产的资本结构由具有多种可能用途的异质商品组成，随着时间推移，必须协调或重新协调这些用途，（10）制度往往是有目的的人的行动的结果，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在不同程度上，这些命题已经被传统经济学话语所吸收。例如，许多经济学家信奉方法论个人主义、信奉制度的作用和看不见的手比喻。然而，奥地利学派的支持者很少对这样的纳入感到满意。举两个鲜明的例子，请考虑关于机会成本的推理以及价格系统在发现、利用和传播相关知识方面的功能（用以协调随时间而展开的经济活动）。布坎南在《成本与选择》（1969）一书中指出，他的经济学家同事们在自觉之中，未能始终如一地遵循机会成本推理的逻辑。他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对公共财政和公共债务、外部性和市场失灵以及官僚主义和集体决策等实际问题的分析将会非常不同。在他看来，应该更多地关注效用、成本和知识的主观性，以及决策者面临的制度情境选择。布坎南的纠正对实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他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但他仍然不清楚，他从经济理论基础理论开始研究，由此对经济学所做的贡献是否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充分赞赏。同样地，尽管哈耶克1948年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被《美国经济评论》选为创刊前100年发表的最重要的20篇文章之一，但主流经济学家对这篇文章的标准解释一直受到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质疑。哈耶克试图通过他对市场“奇迹”的描述，震醒他那些理论上自信满满的经济学同事们。市场奇迹的特点是价格体系使动态调整成为可能。市场过程不仅是适应某个条件变化的过程，更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所不断再调整需要的过程，哈耶克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强调这点。市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是在财产、合同和同意的背景下进行积极竞争的过程，而不是由最优条件所描述的静态状态。正如亚瑟（Arthur）最近所说，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以名词来完成的，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用动词来完成的。将布坎南关注的机会成本与哈耶克关注的价格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是米塞斯关于货币计算的关键见解。货币计算对于任何希望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社会交换和生产体系而言都至关重要。哈耶克谈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米塞斯的回应时说：“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明白为什么这种计算是必要的……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不是玩弄某些数字游戏，而是建立了唯一的指标，让那些管理人员得以利用这种指标，在相互调整活动的整个结构中来决定自身活动的作用”。米塞斯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的关键问题是理性经济计算在逻辑上不可能，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日常商业活动中每天都实现了这种计算。奥地利学派在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学中所有独特的应用都源自于对货币计算及解释经济计算理论的组成成分的见解。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只是其最突出的影响；商业周期理论本质上就是一个计算和再计算的故事，而对政府干预的更一般的动态分析理论也是如此。在米塞斯1949年的《人的行为》一书，货币计算的介绍在社会主义及干预主义的批判之前。经济系统在一系列技术上可行的生产活动中选择，从中发现那些在经济上可行的生产活动的能力，使通过交换实现生产专业化成为可能，使和平的社会合作成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和经济福祉所依赖的劳动分工下的复杂协调，是由社会系统从事理性经济计算的能力所驱动的。价格体系实现这一目标，是通过以相对价格引导经济活动，以利润引诱经济主体努力，以损失惩罚和约束经济主体的其他行为，由此产生的资源所有权模式激励经济决策者谨慎行事，注重细节。财产、价格和损益是货币经济计算和随时间推移实现经济活动复杂协调的关键因素。如果缺少经济计算，或者经济计算被扭曲，社会系统将以协调失败为特征，导致资本和劳动的错配，经济福祉随之下降。这是奥地利学派对正面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和政治经济学所做贡献的起点。正如拉沃伊(Lavoie)在《国家经济计划：剩下了什么?》（1985）中的论点，所有的经济体系都必须面对知识问题（如何在一系列相互竞争的选择中最好地利用稀缺资源），以及所有的政治经济体系都必须面对权力问题（稀缺资源的控制权所在）。从米塞斯和哈耶克到当代奥地利经济学派，正是这两个问题——知识问题和权力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决策权力影响所产生的知识类型），框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探讨一些利用以上限定特征的奥地利传统的当代研究。我们按照主题来组织我们的讨论——强健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企业家和市场过程，发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治理，社会经济，与自然灾害恢复和传染病相关的集体行动挑战，以及战争和国防。这些领域的研究是理论性的，但也有大量的应用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向是由一系列外部事件推动的。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共识的崩溃、80年代末苏联的崩溃、90年代发展规划的崩溃，以及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些事件导致许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就像大多数一般的经济学专业人士一样，在学术中注重应用和制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