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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八佾篇”是孔子专门讲“周礼”的篇章，开头就有大家熟悉的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说鲁国三桓之一的季孙氏在自己庭院里奏乐“八佾”舞蹈，如果这是可以“容忍”的，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容忍”的了？ 孔子的意思是季氏“僭越礼”已经超过极限了。但这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根本就没人管。 按“周礼”规定，只有在宗庙举行祭祀时，才可以举行“佾舞”，而且是天子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但鲁国比较特殊，因周公巨大的功绩，所以周成、康王特许鲁国用“天子礼”祭祀周公，但举行的地点必须在宗庙，且由鲁君举行。所以季氏违礼的地方有二处，一是在自家庭院，二无鲁公允许。 在先说“八佾舞”前，先简单说说原始部落中的“舞”有什么含义。  “舞”的来源“舞”的字形如下图，作一人拿牛尾类的道具跳舞之状，《吕氏春秋》言；“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里的葛天氏是指传说中远古部落名，相传有葛天氏之乐，由三人操牛尾而歌唱，共八曲。其发明“乐舞”，是乐舞始祖。 而“舞”对上古时期的人来说，是一种心情愉悦的表现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祭祀“求雨”的仪式。因商朝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有舞的地方多次提到“雨”，另外就是“奏”字。  “奏”作双手捧舞蹈道具一类的东西进行表演之状，这是配合”舞“的演奏。  “舞”除了祭祀功能外，就是战斗胜利后的仪式，也可以说是部族战争胜利后，举行的仪式。然后慢慢变成对战胜者的歌颂，而进行编排的舞蹈。比如《礼记》中著名的舞蹈《大武》；“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志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讲的就是周朝开国之事。 当然，《大武》这种“舞蹈”必定是大型多人，只会在特定场合举行，且重要贵族，甚至“周王（酋长）”都会参加，因为商朝、周朝前期“神权”与“皇权”是分开的，皇权要控制“神权”，就要垄断“祭祀”，即商朝时期的“大巫”可能就是“酋长”本人，或者是酋长信任的人，所以古人才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西周的“八佾之舞”周代“八佾”代表“祭祀”中最高的仪式，一般包含三部分——舞，乐与诗。 舞 周代祭祀用乐的乐舞规模有着森严的等级特征，即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并且用乐性质多以祭祀为主。 而“八佾”是指八八六十四个舞者，六佾为三十六人，四佾即十六人，二佾则是四人。 这些人跳的舞蹈统称为“万舞”——“执干戚而舞，谓之万舞也。”用现代的词来形容，就是“军演”，一群战士执刀拿盾在宗庙前进行“军事”表演训练，最开始的”干戚舞“有震慑外族的意味。  周代万舞中最核心的“节日”称为六代乐舞，即《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其分别为黄帝、尧、舜、禹、商、周六代先王创作而成，合称为六代乐舞，将这六代“君王”的功绩以“乐舞”的形式演一遍。 诗 “乐必先歌后舞。”所歌内容即诗，诗即《诗经》。以《风》《雅》《颂》为主要内容的歌诗活动广存于朝聘、宴飨等周代礼仪之中。而不同的乐舞歌辞，其所表露的内容、风格以及运用的场合也不尽相同。 比如《礼记》中记载；
其实《清庙》是《诗经》中第一首诗，用乐器管吹奏“象”这个曲子，“朱干玉戚”指红色的“干”，玉制的“戚”，来表演《大武》，以“八佾”的礼节舞《大夏》。 乐 天子祭祀乐舞几乎涵盖当时的所有乐器，且规模最大有竽、笙、箫、管等等。以钟磬为例，天子行宫县之礼，与“八佾”相称，皆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 参演之人 除了一些专业乐工外，主要的就是“贵族阶层”，《礼记·祭统》所云：“及入舞，君执干戚就舞位。君为东上，冕而揔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与天下乐之。”也就是说君王与群臣在上演乐舞之时，有着各自的位置与职务安排，君臣上下的观念亦由此得到强化。 为何不能忍？简单来说，“舞”也是“祀”的一种，王权“绝地天通”，将“政权合法性”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王权将“神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神权”的具体表现形态就是“祭祀”，或者说人向“神”祈祷，从而得到某种“暗示”，而这种“暗示”解释权被大巫左右。 大巫为了垄断解释权，就规定“自己是神的代言人”，“只有自己听得懂神的话，你们都不行”，这就将“天与地，人与神”沟通的桥梁断了。又为了保证自己独占与神沟通的“桥梁”，大巫或者统治者通过提高“祭祀”神的标准，将这一切神圣化，等级化。 这就是孔子见季氏“八佾舞于庭“后的感叹，因为”等级“崩溃了，春秋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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