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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共有一千多人成为将官。一般来说，军衔跟职务是有很大关联的，职务越高，军衔往往就越高。 然而在13军却不同，军长是中将，两位副军长是少将，但政委却仅为大校，这是为何呢？  13军是一支极具历史底蕴的光荣队伍，起源可以追溯到红四方面军第73师，此后随着局势的改变，番号也陆续变为：红31军第93师、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中野4纵。1949年2月全军大整编确立13军的番号后，首任军长由周希汉担任。 1952年周希汉调任为海军参谋长，13军军长由陈康接任。陈康统帅13军的时间很长，他资历也很老，1927年参加当地的赤卫队，三年后加入红军。 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担任过73师麾下的连政治指导员，跟这支部队渊源很深，后来他历任八路军129师17团团长、太岳军区第4军分区代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13旅旅长、第二野战军13军副军长等职。 1952年接任13军军长后，领导该部很长一段时间，从各个方面来看，他被授予中将是非常合适的。  另外那两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副军长分别是周学义、崔建功。或许有人看到这里会奇怪，一个军的副军长不应该只有一个吗？当时还真有些不同。 1955年初我军参照苏联的模式，每个军在常规副军长外还增设了兵种副军长，崔建功就是13军的炮兵副军长。土地革命时期崔建功在红15军团中战斗，抗战初期也是在八路军115师中，不过1940年开始转到129师，从此成为刘邓大军中的一员。 到解放战争后期，他已是15军45师师长，后来还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崔建功及45师一战成名，他们用血肉之躯抗住了敌人的狂轰滥炸，依靠坑道工事，成功最终守住阵地。 伤亡是沉痛的，全师一万多人有过半失去了战斗力，最急迫时崔建功的贴身警卫员都到了一线作战。 不过荣耀也是巨大的，45师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发出的嘉奖令，崔建功回国后职务也得到提升，并且此功在1955年授衔时非常加分，助他获得少将军衔。  周学义则一直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人，他1929年加入红军，时间比陈康要早，但后来的发展速度不如陈康，在抗战后期，周学义才担任了129师772团团长。 不过，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就属于13军系统里的人，后来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十旅副旅长、二野13军37师师长等职。 1955年时他是13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历史脉络跟这支部队有很深的联系，职务等各方面因素也与少将军衔吻合。  至于那个特殊的政委，他叫张力雄，从职务和资历来看，也是能成为将官的，但1955年有一段“历史问题”影响到了他。 张力雄1932年加入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就有两次险之又险的经历。长征前夕，他是红三军团34师100团政委，不过临时被调到了红13师，100团政委由侯中辉接任。 在惨烈的湘江血战中，红34师近乎全军覆没，侯中辉不幸牺牲。如果没有这次职务变动，或许张力雄也会遇到巨大的劫难。 还有一次是在西路军时期，张力雄在懋功会师后被编入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后又跟随红5军西征。高台一战，红5军军长董振堂牺牲，时任红5军45团政委的张力雄也身负重伤，在逃亡的路上，多亏一位老乡柴维仁保护才躲了过去。 后他靠乞讨、卖苦力，辗转近一年才回到延安。实在是福大命大。  当时有许多零零散散的西路军战士艰辛归队，组织依然重用了他们，张力雄后来就担任过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二野特纵政治部主任、13军副政委等职。1954年升任为13军政委。 从各个时期的职务来看，张力雄要高过崔建功和周学义，但是授衔前有人拿他西路军失散的那段经历来说事，怀疑他在此期间脱离了队伍甚至是变节过。 张力雄感到很冤枉，但年代久远，他又找不到柴维仁来作证，一时间组织就没办法确定他是得到老乡救助才成功归队的。偏偏那年授衔对“历史问题”又看得很重，张力雄这难以界定的经历，就影响到了他，因而只被授予大校军衔。 对于军衔，张力雄倒是无所谓，他说过：和西路军那些牺牲的战友比，我已经很幸运了！要说授衔，他们又应该被授予什么军衔呢？能活着见证胜利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坚决服从中央安排！只是，他不希望被人误会。  幸好，历史是公正的。1961年，组织把问题搞清楚了，就晋升张力雄为少将军衔，没有等太久啊！ 值得一提的是，张力雄特别长寿，已是110岁高龄老将，同时他也是全国唯一健在的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国将军！豁达的心胸，才能活得长久，希望老将军身体永远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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