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都知道，1955年，我军首次对全体有军职的军队干部进行授衔，史称“五五授衔”。其中此次授衔，全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中将177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少将806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大校军衔1266人。 在授衔时，正军职干部，包括军长、军政委一般授少将，也有部分授中将的。可是，当授衔名单出来后，人们却惊讶地发现，有4名正军职干部仅授大校。他们分别是：第十三军政委张力雄、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第二十四军军长梁金华、第六十军政委刘瑄。 为什么呢？ 笔者仅凭自己对军史一点点粗略了解，和读者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先说说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 尹先炳，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4年冬入党。在红二军团中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团参谋长。抗战时期被点名调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任参谋长，后升任团长。1940年调到太行军区，任129师新编11旅旅长兼太行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当时秦基伟是副旅长。一年后奉命回到延安学习。 1945年调到晋冀鲁豫军区，任一纵二旅旅长、1纵副司令员，1949年2月19日任第二野战军第16军军长，建国后出任贵州军区副司令员。1952年12月28日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16军军长。第16军是我军第一支合成军，配备有强大的炮兵和装甲兵部队，尹先炳率部小试牛刀，攻克527.7高地、488.8高地、西方山、斗流峰，歼灭美军三个连。在金城战役中又对铁原地区发起进攻，收复2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攻克了铁原飞机场。 按资历和战功，尹先炳是够格当中将的，至少也是少将保底，可惜因为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1955年从正军级被降职为准军级，并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仅得大校军衔。 再说说二十四军军长梁金华。 梁金华，1913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县。1928年3月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六军第九十一师特务连副连长，独立第二师特务连连长，红十八师第五十四团连长，副营长。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在湘赣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任湘鄂赣军区特务营营长、短枪队队长、特务大队大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特务队队长，作战参谋，特务营营长，第三支队六团参谋长，第五团参谋长， 皖南事变中，梁金华所部被国军伏击，指挥第六团左突右突，带出了数百人成功突围到皖江根据地。所部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七师五十七团，梁金华任团长。后任皖南支队支队长兼皖南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师师长。二十四军七十一师师长，二十四军副军长。参加了涟水、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建国后，任第二十四军军长。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接替15军承担上甘岭地区阵地防御任务。曾创造一个连歼灭美军一个连的战绩。24军还出了著名的神射手张桃芳。在金城反击战中，24军于上下甘岭、注字洞一线重创了韩军第九师，将阵地向前推进2公里，是唯一担任金城战役主攻的九兵团部队。 按资历和战功，梁金华是有资格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运气好点可以冲击一下中将。可惜的是，在朝鲜作战期间，所属部队出了事，犯了影响恶劣的政治错误（nuefu），梁金华因此受到处分，从正军级被降为准军级，1955年授大校军衔，改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后来上级也觉得大校军衔太委屈了，1961年将其晋升为少将。但可惜的是，梁金华积劳成疾，于1962年病逝于上海，死后被评为烈士。 第三个说说第十三军政委张力雄。 张力雄，1913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1932年参加红军。由于小时候念过几年书，有点文化，因此在部队一直从事政工工作，任红12军34师100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随西路军进入甘肃，参加了高台血战等战役。 张力雄在红军时期经历非常幸运：湘江血战，他是绝命后卫师——红34师100团政治委员，部队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围攻，损失殆尽，他却成功带着少数人突围，并找到了大部队。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他是红5军45团政委，率部死守高台。高台城破，他身负重伤，昏迷中被老乡抬到家中藏了起来，等治好了病，张力雄才离开老乡家，一路打短工、乞讨，花了一年时间，总算回到了陕北。 抗战时期任抗大1大队2队队长、政治处主任、抗大总校太岳独立大队政委、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林南、水林、伏牛山等战役和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任中野1纵3旅政委、第2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等。 建国后，任西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原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13军政委等职。本来按资历可以冲击一下中将，按职务应授予少将军衔。可惜的是，在授衔时，有个别人对湘江之战突围和西路军失败后返回延安那段历史有疑虑，因此只被授予大校军衔。 组织上也考虑到对张力雄这种有功之臣仅授大校军衔不太合适，因此在1961年将其晋升为少将。日后职务提拔也不受影响，张力雄最高担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至今仍然健在，已经107岁高龄了。 最后说说六十军政委刘瑄，和其他三位老红军干部不同，刘瑄是正儿八经的三八式干部。 刘瑄，1918年出生于山东邹平县。一二九运动后，我党组织北平高校内进步学生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下山东、河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老家念书的刘瑄深受影响，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后被组织选送到陕北安吴青训班学习。 1938年毕业，被分配到太行军区，从此一直担任政治工作，先后任游击队见习干事、连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40年调到八路军野战部队工作，任129师新11旅31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参加了反“蚕食”、反“扫荡”、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任中野三纵九旅二十五团政治委员，二野十一军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副政委。 1951年奉命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1952年9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政治委员，先后参加了金城战斗、秋季反击战和上甘岭战役。回国后任十二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六十军政治委员等职。 抗美援朝时期，刘瑄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上甘岭战役后期，亲自率12军王牌团——91团率先增援上甘岭阵地，到达后立即指挥91团打反击，一举收复597.9高地，之后顶住了美韩军数次反扑，巩固了597.9高地。刘瑄也因此一战成名，回国后仅3年就成为正军职干部。 按1955年1月23日军委发布的《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有关规定，评定军衔主要以1952年军队干部评定级别为依据。其中只有第四等——一级正军级、二级副军级和三级准军级以上才能授予少将军衔。刘瑄在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时为师政治部主任，相当于五级——二级副师级，加上他没有参加红军的资历，成为师级干部时也较晚（1949年才当师政治部主任），因此尽管从朝鲜回国后仅三年就成为正军职干部，但授予大校军衔是合适的。 虽然军衔低了一点，但考虑1938年时刘瑄还仅是游击队一名普通干事，11年后成为野战军师政治部主任，17年后成为军政委，提拔速度还是十分快的。组织上也没亏待他，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