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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多地起源论的兴起 1935年，后来中文名叫做魏敦瑞的德国人弗朗茨·魏登赖希，来到了中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教授。他根本不会想到，在中国生活的6年时间里所做的事情，将会对之后几十年中，关于人类起源的争论，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力。 作为国际知名的体质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在来到中国之前，他就已经展开了有关古人化石的研究，并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期间开创了“人类学研究所”。 因此，很快就受到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邀请，参与到了“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中去。 1921年，发现于周口店龙骨山山洞的北京人化石，自从出土伊始，便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受限于对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不足，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惊喜的结果。魏敦瑞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在研究过程之中，魏敦瑞惊奇的发现，生活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化石，竟然和当代的中国人（实际上包含所有的蒙古人种）在体质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北京人化石存在的诸多体质体征，在当代中国人（东亚人）中十分的常见，而在欧洲，非洲等地的古人类和当代欧洲，非洲人中则很罕见。
【人类多地起源论的缔造者：德国人魏敦瑞】 这一惊奇的发现，让魏敦瑞关于人类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识。畅想出了“人类多地起源论”（也称为多区域假说，多地演化假说）的概念。也奠定了他在这一“假说”上创始者的地位。 尽管魏敦瑞对北京人的研究，持续了他接下来几十年的人生，但关于人类多地起源的假说，他做的并不够充分。不过他的这一成果，对后来的许多学者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在上个世纪的60-80年代之间，“人类多地起源论”界，涌现出来了四大巨擘（bo)。他们分别是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阿兰·索恩，美国大学教授，澳洲古人类研究学家沃波夫，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 卡尔顿·库恩在四人之中，最早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认为现代人类是由五种不同的人类平行演化而来。高加索人种演化成了欧洲的白种人，蒙古人种演化成了大东亚的黄种人，澳大利亚人种演化成了大洋洲的棕种人，刚果人种（森林尼格罗地域人种）演化成了非洲的毕俾格米人，开普敦人种演化成了非洲的班图人。 这五种人类在今天看来，不论是外貌，体质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不过库恩又根据欧洲和东亚文明的发达性，进一步提出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早于其他三个人种创造出了文明。不过当时正值种族隔离争议巨大的时期，库恩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北京人化石模型】 为了搞清楚人类的起源，沃波夫持续几十年，对亚欧非，大洋洲各地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做了十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了人类多地起源的结论。 与此同时，中国的吴新智也在着手，对众多发现于中国地区的古人类化石展开研究。同样得出了人类多地起源的结论。 1984年的时候，人类多地起源论的三大巨擘（库恩之外的三人）终于联手，一起发布了论文。人类多地起源论被系统，成熟的提倡了出来。并在之后二三十年中，和人类单一起源论（非洲起源假说）分庭抗礼，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认可。 2：人类多地起源论和单一起源论的合与分 关于人类的起源，多地起源论和单一起源论，并非完全的对立。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相同点。即全世界人类，在最初都有着共同的祖先。 单一起源论（又叫晚近单一起源假说，非洲起源假说）认为，现代全世界人类的共同祖先，起源于非洲，逐步迁徙扩散到了全世界。在扩散的过程之中，欧亚大陆，美洲，大洋洲本土的古人类被现代人类的祖先所取代（例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亚洲的直立人等等）。 论证点在于全世界的人类之间不存在生殖隔离。尽管不同人种（指根据黑白黄棕四种肤色定义的人种分类）之间存在肤色，相貌，体质上的较大差异，但这都是人类祖先在分布到不同地区之后，演化出来的区域特征。同样，在古人类的化石研究成果上，古人类化石最为丰硕的非洲，对于单一起源论有着较多的支持。
多地起源论则认为，全世界人类尽管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时间上，绝对不会是短短的一二十万年前，应该在大约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并分布到全世界之后，不同地区的直立人展开了各自的演化之路，并分别成为了现代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的直接祖先。当然了，多地起源论的结论，不仅仅建立在不同肤色人种的肤色差异上这么肤浅，而是建立在体质人类学和解剖学的大量研究和分析成果之上。欧亚非三个大洲，不同地区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研究成果上，对于多地起源论的论证，更为坚固明确。 从达尔文提出演化论，缔造了人类单一起源论开始，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上都获得了独树一帜的地位。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多地起源论开始逐步兴起，直到1984年，多地起源论的三位巨擘共同发布论文，系统的提出了多地起源论开始，多地起源论不仅能和单一起源论分庭抗礼，甚至一度占据上风。
【多地起源论巨擘之一·阿兰·索恩】 3：中国人本土起源论 在多地起源论中，有两大核心组成部分，一个核心是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被证实后，很多欧洲人和欧洲学者坚信，当代欧洲人和尼安德特人有着血缘上的继承关系，也就是说现代欧洲人是尼安德特人的直系后代。另一个核心则是中国人是本土的古人类演化而来。 中国国人本土起源论的核心研究者和宣扬者，就是国内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吴新智。 自从1921年发现了北京人化石之后，在中国本土古人类化石的挖掘就一直没有留下过脚步。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现已被证实属于猩猩的远古种群），200万年前的巫山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70万年前的北京人郧县人。以及50万年之内的金牛山人，南京人，许家窑人，马坝人，长阳人。再到数万年前的柳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这些发现于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迹，一起构成了完整的中国本土人类的演化体系。
根据体质人类学和解剖学，吴新智拥有了重大的发现。从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开始，一直到现代的中国人，竟然有着诸多的共同点。相比起魏敦瑞早期的初步研究，要完善成熟的多。 在吴新智的研究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那么就是铲形门齿（指上门牙），在中国人（包括东亚人）中十分的普遍，但在欧洲人和非洲人之中则比较少见。更为关键的是，发现于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古人类化石的中，铲形门齿也非常的普遍。 抛开肤色和外表特质不论，这些体质上的显著特征上，不要说吴新智，换作任何一个东亚人在看了之后，都会认同中国人（东亚人）是本土起源的结论。否则无法解释，这些当代中国人（东亚人）所拥有的特征，为何会出现在那么多中国地区发现的古人类群体之中。而这在欧洲和非洲人中却十分的罕见，甚至不存在的状况。唯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中国人（东亚人）特有的这些特征，来源于中国地区（东亚地区）本土古人类的遗传而来。 尽管在九十年代开始，遗传学，分子人类学开始快速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单一起源才是全世界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澳洲人类学家阿兰·索恩利用遗传学，发现澳洲的一具古人类化石在遗传学上和非洲古人类化石上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这一成果，对多地起源论的论证起到了有力的证据作用。
【铲形门齿】 不过吴新智的中国人本土起源论，一直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挑战。一个是没有发现800万年前禄丰古猿和200万年前巫山人之间，数百万年间的过度古人类化石。一个是缺少10万-5万年前之间的中国本土古人类化石。而在10万—5万年前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支持单一起源论的研究表明，现代人类的祖先已经离开非洲，开始一步步的丈量欧亚大陆的土地。 对于第一个挑战，可以轻松的解决。因为多地起源论普遍认为人类共同的祖先大约生活在200万年前，中国人本土起源的论证，并非要追溯到禄丰古猿不可。但面对第二个挑战，一度无法破解。 直到河南许昌人的出土，将中国本土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迹的下线拉到了10万年以内，不过之后的年代测定修正，许昌人生活的下线年代可能在距今10万5000年前。不过这一年代的调整，并没有对多地起源论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之后柳江人被测定生活年代最晚距今6.7万年前。顺利的解决了10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中国本土不存在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迹的难题。 至此，中国人本土起源论看起来应该是牢不可破了。 4：中国人本土起源所面对的挑战 尽管中国本土古人类化石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表明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人类的演化延绵不绝。但在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发现之中，不论是从体质人类学，解剖学，还是遗传学上的实际情况来说，都依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吴新智根据现代中国人（东亚人），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古人化石所掌握的证据链，早在90年代，就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铲形门齿不仅在东亚地区普遍存在，在北极寒带的因纽特人，阿留申人，和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东欧的匈牙利人中都普遍存在。在欧洲人中占比大约8%，非洲人中占比大约10%。尽管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占比，不足以动摇铲形门齿和现代东亚人之间的遗传关系。当在尼安德特人化石和北非古人化石（英国考古学家克里斯·斯金格发现于非瓦迪哈勒法）中发现了铲形门齿之后，问题显然就要严峻的多了。
【基因链】 关于智齿的发生频率，在地域的区分上更加细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中几乎人人都会有，在中国不同地区智齿的发生频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其次关于生殖隔离，按照多地起源论的说法，人类共同祖先距今200万年之久，从对哺乳动物的研究上来说，不同人种之间必然会发生生殖隔离的情况，但实际上全世界的人类之间并不存在这一障碍。 伴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兴起，天平愈发倾向于单一起源论的结果。 在吴新智作为多地起源论三大巨擘的时代，他所主导的时代，面对的挑战还不足够强大。但这些问题却不得不去加以正视。因此在1998年的时候，他对多地起源论中尤其是关于中国人本土起源的论证，进行了一次优化，形成了“连续演化（进化）附带杂交”论。
与此同时，作为多地起源论的支持者，美国遗传学家史密斯，开始和稀泥，试图将多地起源和单一起源的差异缩小。他提出了不同地区人群的杂交和融合存在不同的差异，不能用简单的完全替换和融合同化，连续进化的简单陈述和概括来定义的。 吴新智的“连续演化（进化）附带杂交”论，较好的处理了自己之前论证上所带来的不足。将现代中国人和中国地区古人类存在的显著共同特征，也出现在了其他地区，生殖隔离所带来的难题，进行了化解。 即便面对人类分子学所带来的冲击，他尽管也相信通过遗传学是可以确定人类最终起源的真相，但他同时也认为，遗传学最终的答案，未必就会支持单一起源的结论。 不过近20年来，伴随着他步入耄耋之年，新的难题和挑战却愈发的激烈了。遗传学经过几十年的更迭换代，在技术上日趋成熟。不仅尼安德特人和欧洲人的直接血统关系被排除，连在中国本土发现的多个古人化石群体，都被证实了属于一个全新的人种——丹尼索瓦人。消失在中国的人类种族—丹尼索瓦人
尤其是在通过对全球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积累多达数百万人的父系和母系血统展开研究之后，发现两者最终的答案，都指向了全世界人类有共同的起源，也就是完全支持单一起源论的判断，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逐步扩散到了全世界，并取代了其他大陆上原住民群体。【关于单一起源论，人类起源于非洲，会在后续的文章中阐述】。 而面对这些新的挑战，多地起源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已经难以拿出更多，或者说是更有力量的可靠论据来加以辩驳。 对于多地起源论所面对的这些挑战，单一起源论却可以通过遗传学给出更合理的答案。当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后，长达数万年的时间里，足以给已经迁徙到不同地区的现代人祖先群体，带来明显差异于其他地区人类群体的基因变异，进而在体质上表现出不同的状态。 例如铲形门齿在全世界不同族群之中的差异性，根据遗传学来说，铲形门齿的形态有两种发生的可能性，一种是这种基因早在百万年前的中国地区的直立人身上已经出现，通过不同人类亚种的杂交过程之中，传播到了现代。或者是这种基因分别出现了中国地区的直立人和现代的东亚人的基因因突变之中，出现了“趋同演化”的情况。 但不论正确答案为何，铲形门齿出现的时候，第一个有铲形门齿的古人，一定生活在中国，因为铲形门齿在中国人里出现的频率最高。而因纽特人，阿留申人，美洲印第安人，都曾在中国地区生活较长时间，因此获得了铲形门齿的基因，再迁徙到北亚和美洲之后，很长的时间里都处于比较封闭的生活状态，让铲形门齿得以在这些族群之中快速传播和遗传。
【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吴新智先生】 5：关于人类起源的理性思考 人类多地起源论，在东亚有着极大的市场。尤其是在中国和韩国。出于民族感情，祖先外来说，令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对此我们不得不去理性判断和审视。 首先多地起源论，还有该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是本土起源的观点，并非是中国人类学家所独倡的。在世界上支持多地起源论的学者很多。同理，单一起源论也并非是西方的专利，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也有着很多的学者支持单一起源论，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一大批中国的人类学家。因此根本不存在单一起源论是什么西方的阴谋。 第二，所有研究和倡导多地起源论的学者，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不同地区的人类族群，是完全独立起源的，因为这不符合生物演化的基本逻辑，都共同认可全世界人类都有一个可以追溯的共同祖先。只是这个共同祖先生活的时代，存在巨大的分歧而已。
【多地起源论巨擘之一——沃波夫】 第三，在个人感情的需求和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答案上，我们应该寻求一个理性的态度和平衡。中国人是本土起源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优越感，中国人外来起源，也不会让我们蒙羞。 第四，尽管遗传谱系上，表明多地起源论靠不住。但这一理论并非完全错了。因为通过遗传学的研究，我们现代人类身上依然携带了部分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少部分基因。而丹尼索瓦人在基因上，还携带了一个目前我们未知的全新的人类种族的部分遗传物质。证实了在人类演化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不同亚种之间的杂交。只不过单一起源论和多地起源论中的杂交主客角色做了互换。 但无论如何，人类单一起源和多地起源的讨论，恐怕还会持续较长时间的博弈。 参考文献：《智齒-跟不上人類演化的痕跡器官》。吴新智. 与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有联系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讨论. 人类学学报. 2005,吴新智. 与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有联系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讨论. 人类学学报. 2005,高星，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人类学学报，第33卷，第3期2014年8月 ， 从牙齿看人类演化 亚洲人影响欧洲更深. [2008-12-02]高星, 张晓凌, 杨东亚, 吴新智. 现代中国人起源与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0。Begun, DR. (2013).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alaeoanthropology'. In: A Companion to Paleoanthropology. Wiley-Blackwell. p. 8: 'It needs to be noted, however, that this [Multiregional model] is a minority view among paleoanthropologists, most of whom support the African replacement model.' Wolpoff, Milford, and Caspari, Rachel. Race and Human 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1997: 28–29.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igrid, Schmalzer, 2008 p. 252 ISBN 978-0-226-7386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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