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史论集第五部分

新用户4541Ay47 2023-10-07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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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元纪年问题的补充说明

在本刊六月号刊登的有关公元纪年问题的一文，我们曾说要把一切有关的名词和概念一一提出讨论，但由于笔者疏忽，其中有一个概念未予说清，一个概念忘记交代，现在特予补充说明，并向读者致歉。

未予说清的概念，就是关于公元前的旬纪的问题，我们只说公元前某一旬纪的起讫年份要按公元后旬纪的年份来倒写。这句话有语病，很容易引起误解。例如公元后五世纪的第二旬纪当写为四一一至四二〇，但这不等于说公元前五世纪的第二旬纪就可写作公元前四二〇至前四一一，而应当是四九〇至四八一。那也就是说，公元前世纪第一旬纪的起迄年份是公元后五世纪第十旬纪迄年份的倒写，第二旬纪是第九旬纪的倒写，其他以此类推。

忘记交代的概念就是几十年代纪年法与公元前纪年的问题。公元前每一世纪的几十年代纪年法，当然是由九十年代开始。例如公元前五世纪的九十年代就是公元前四九九至前四九〇；由此下推，公元前五世纪的“四百年代”或“四〇〇年代”就是公元前四九九至前四〇〇。

（原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7期）

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

克罗奇（Benedetto Croce）是当代意大利有名的哲学家；他关于史学的一本名著是《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一章为历史与记事，是全书的总论。我根据Douglas Ainslie的英译本把它译出来，聊为介绍。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

克氏的文字非常艰涩（据说原文比英文译本还厉害）；他的大意虽很明显，然而往往一句或数句的意义并不十分清楚。这也许是因为我对于哲学或史学或西洋文字的了解能力太低。若有高明肯为赐教，我是非常感谢的。

译者识

“现代史”普通是指最近过去一段时间的历史而言——也许是最近五十年，或是十年，或一年、一月、一日，甚至最近一小时或最近一分钟。但若严格的想起来，“现代史”一词只能应用于一件事情方才过去之后我们对于那事所发生的意识。例如，我现在正在写这本书；我对于方才过去的写作工作，必有一番思索；这段思索就是“现代史”。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用“现代”一词才算恰当；因为这点思索与人心其他的工作一样，是超时间的，是与那件事实同时产生的。这个思索与它思索的事实之间的分别不是时间的，而是概念的，反而言之，“非现代史”或“过去史”就是一段已经完成的历史，就是我们对于已经完成的历史的批评——无论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或一小时以前的事。

但我们若详细研究起来，连这段所谓“非现代史”或“过去史”——如果它是有意义的，而非空虚的回声——也是现代的，与我们方才所说的那段“现代史”毫无分别。它存在的必需条件与前者一样，就是它所述的那件事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活泼生动；正如专门史家所言，“我所读的这段史料是有意识的”。一件事而有一种或数种记载来叙述它，并不是说那件事已失去现代性，只是说它的内容愈加丰富。以前的记载或批判，到现在已成事实，已成了我们必须解释批判的“史料”。历史的著作并非由于记载，而是由于史料，或是由于已经变成史料的记载。故此，如果现代史是直接由现实生活而来，所谓“非现代史”的来源也是一样；很明显的，只有对于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足以引起我们对于过去事实的研究。所以这个过去事实是与现在生活的志趣相连贯，与以往的志趣无关。这个道理不知有多少历史家已经翻来覆去地指明过；只因如此，“历史是生活的主宰”一句老生常谈才被人引用不厌。……我提出这些史法的方式，为的是叫我们不要认“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一条原理为谬论。这条原理由以往史学的著作可得充分的证实，假设我们不走错了路，去把所有史学的著作或胡乱把史学一部分的著作拿来应用在一个抽象的人类身上而问何种现代的志趣会引人著作或读习那些历史。例如我们可问希腊罗马史上的几次大战的历史，或墨西哥美术史，或阿拉伯哲学史与我们现在的志趣有什么关系。对于此时此刻的我，这些历史都是毫无兴趣的，所以由我看来它们并不是历史，最多也不过是几种历史著作的名称。它们在已往或是在将来对于思索它们的人就是历史；假使我因着我精神上的需要在已往曾思索过它们，或在将来要思索它们，它们就对我曾是过或将要是历史。反言之，假使我们只讲真正的历史，只讲我们正在思索的历史，我们就可看出这个历史与我们个人即刻的历史毫无分别。如果我史识的修养与发展叫我去研究希腊文化或柏拉图哲学或雅典某种风俗的问题，那问题与我的人格的关系就与我正在经营的一种商业或正在进行的恋爱事件或现在目前的危险与我的关系一样。在没有解决之先，我对于前者的担忧挂念与对于后者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希腊的生活对于我就是现实的；它引我入胜，且又叫我感觉痛苦，就与情敌或爱子引我入胜，又叫我痛苦一样。以此类推，以上所举的古代战争或墨西哥美术或其他的问题也可同样的变成现代的历史。

我们既已证明“现代”不是一种特别历史的特征（但为方便起见，在日常习惯的分类上我们不妨仍沿用这种传统的分类方法），而是一切历史的主要特征，我们就可明白历史与生活是一体的——并不是说抽象的完全一物，而是说综合的一体。换言之，生活与历史是同而异异而同的。故此，我们若说一件无史料证实的事实有历史，那就等于说一个缺乏存在的主要条件的东西有存在。一段与史料无关的历史是无从证实的历史。只因历史的真伪是在乎能否证实，只因历史实现化的叙述必须是对于史料的批评解释（直觉与臆想，意识与自识……），那种无史料的历史是无意义的，无真理的，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没有看见过没有赏鉴过绘画品的人，怎能去作一本溯源批评的绘画史呢？一个没有美术经验的人怎能明白美术品呢？若哲学的著作一点也没有传留下来，我们怎能写一本哲学史呢？我们若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重新实现已经过去的一种情绪或习惯——例如古代基督徒的谦虚心理或中古武士的侠义心肠——我们怎能写那种情绪或习惯的历史呢？

反言之，生活与思索一发生不解的关系之后，我们对于历史的正确或功用问题的一切怀疑就立刻消灭了。我们精神的一种现实发展怎会不正确呢？一种能解决精神生活问题的知识怎会无用呢？

一

然而史料与叙述，生活与历史的关系有时能够打破么？关于无史料的历史，或更确切地说，其史料已不存在人心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它们与生活已经断绝关系。我们每人对于历史的某一部都有这种感觉。希腊绘画史是一段无史料的历史。一切活动地域已不可考，思想情绪已不可知，文化产品已不可见的民族的历史；一切文学史与哲学史，其内容已不可知，或其遗迹虽然存在，而我们因无旁证，或因禀性关系，或因心被他事扰乱而不能领会其真正精神——这些历史也可说是与生活断绝了关系。

在这种情形之下生活与历史的关系既已断绝，所余下的东西就不能算作历史（因为历史正是那种关系）。我们若仍称它为历史，那也不过就与称一个人的尸体为“人”一样。所余下那点东西并不是“虚无”，因为连尸体也不是“虚无”。如果它是“虚无的”，那就等于说生活与历史的关系是永远不能打破的，因为“虚无”是不会产生任何的效果的。（译者按此段意义非常不清楚；克氏的意思似乎是说，史料既能产生历史，所以史料本身必非“虚无”，因为“虚无”是不会产生东西的。换言之，未产生历史的史料，虽非历史，但同时又非虚无。）

希腊绘画史——无论是古代传下来的或是近代学者写作出来的——若严格讲起来，都不过一串以掌故为点缀的绘画家的空名与解释挂一漏万的绘画题目而已；再不然，它就是对于希腊绘画家凭空褒贬的批评，其中或者略以时代先后而列述绘画家姓名、掌故、画题、批评等等。那些掌故都是空洞的，那些画题的叙述与批评以及循时代先后的排列也都是空洞的，因为它们所讲的只是数学统计，不是真正的发展。我们心中不能想象它们，因为叫我们能够想象它们的元素已不存在。如果那些纸上空谈居然有点意义，那点意义也是由古代绘画的少许残缺遗存，或由后代模仿画品，或由别种美术的同类产品，或由诗词中而来。除此之外，所谓希腊美术史不过一片空话而已。

我们可以说这段美术史缺乏“固定的内容”，因为我们承认当我们口里说出一个绘画家的姓名时，我们心里是在想到一个绘画家，并且是一个雅典人；因为我们也承认当我们口里说出“战争”或“希伦”（Helen）时（译者按两者皆希腊绘画家常用题目），我们心里是在想到一场战争，并且是一场重甲步兵的战争，或是在想到一个美女，正如希腊雕刻中的战争或美女一样。但是我们对于这些题目可以随便乱想而无害。所以它们的内容是不固定的，不固定就是空洞。

一切无史料的历史都是如此，都是空话；因为是空话，所以不是真的。从前某位画家曾画过某幅名画，是否真的呢？有人要说“是真的”，因为当时有人认得那位画家，曾看见那幅名画，并又将他们所见的记录下来，传于后世。但是我们可以回答说，画与画家只对于那些人才是真的；对于我们就也不真，也不假；换言之，它们的真实完全靠那些人的证明——那就是说，靠外物的原因；而真理的存在却是完全靠内因的。它们既不真（不真不假），就也无用；因为无土地无人民则君王无所谓威权；一个问题的元素若不存在，我们就没有解决它的意志与需要，也更没有解决它的能力。所以依样画葫芦地去抄袭古人的几句判语，对于我们实际的生活是毫无裨益的。生活是现在的，一片空话的历史已经成了过去的；它已成了不可挽回的过去，即或不是绝对的不可挽回，但在现时的确是不可挽回的。

空话的遗迹仍然存在，但它们不过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或代表音声之符号。它们的存在并不靠我们的思索，而是靠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相信它们无论如何空虚，或者总有点用处。所以空的叙事只是人类意志所承认的一团空话。

这个定义的结果，是使我们能明了历史与记事的真正分别。这个分别，从前总没有找出来，因为从前的人总以为这个分别在乎两者所含的事实的性质。例如有人说记事是记个别的事实的，历史是记普遍的事实的；记事是记私事的，历史是记公事的。殊不知个别的同时也是普遍的，普遍的同时也是个别的；私的同时也是公的，公的同时也是私的。又有人以为重要的事属于历史，不重要的事属于记事。殊不知某事之重要与否是随各时的情势而变迁的：对于一个被蚊虫吮食的人，那个幺麽小物的演化史就比古代帝王的战争还要重要。当然我们承认以上这些分别法不无可取之处；它们都是看那分别在乎事实的有价值与否（普遍的较个别的为有价值，重大的较微小的为有价值）。此外尚有很多说法，也都有它们相当的价值：例如说历史中的事实是连贯的，记事中的事实是杂乱的；前者的次序是合乎逻辑的，后者的次序只是合乎年代的；前者探求事实的内容真相，后者只顾事实的外表。但这些分别的说法都是根据隐意的比喻，而非根据思想；只靠隐喻而无思索，我们的知识必不能持久。记事与历史并不是两种互相补益或一正一副的史类，而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是活的记事，记事是死的历史；历史是现代史，记事是过去史；历史是一件思索的事象，记事是一件意志的事象。一段历史若已不被人思索，而只是抽象文字的叙述，它就变成了记事。连哲学史都是记事，假设它的著者或读者不明了哲学。历史往往会变成记事。例如卡西诺山寺（Mont Cassino）僧人曾记录：“西历一〇〇一，僧人多明尼死。一〇〇二，回教人占据加朴亚城。一〇〇四，地震山崩”；这些记录都是历史，因为对于那个僧人这些事是现实的：他正在为死去的僧人哀哭，上帝所降与地方的灾难正在使他惊慌恐惧。但这些历史写出来之后往往变成记事，因为那位记录的僧人只轻描淡写地记下几条冷酷的语句，并未加以若何的思索；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后来的人不要忘记这些事。这个历史与记事真分别的发现（这分别是形式的，那就说是真的），不只使我们不再枉费力气去寻物质的分别（换言之，就是假的或幻想的分别），并且也使我们否认一个极普遍的成见——就是说，记事先于历史。“先有记事，然后才有历史”，这是文法学家维脱瑞诺（Mario Vittorino）的话；这句话后人并且时常引用，以致现在已成为大家公认的真理。但我们若溯本求源，实际的情形与此正正相反——先有历史，然后才有记事。先有活人，后有死尸；若说历史由记事而来，就等于说活人是由死人而生。死尸只是生命的残灰；正如记事是历史的残灰一样。

二

历史若离开活的史料，就不是一件精神事象，而只是一件物质，一团音声与符号。同时史料若离开现实的生活，就也成了一件物质，一团音声与符号——例如前代一条法律所遗留至今日的音声与文字；一块大理石中所雕刻的神像；前代某人或禽兽所遗留至今日的骸骨。

*****

然而因为生活的发展，死的历史会复活起来，已往的历史会又变成现在的，罗马人与希腊人在坟墓中不知已沉睡多久，然而成熟的欧洲精神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会又把他们唤醒。原始时代粗鲁野蛮的文化少人过问，然而浪漫主义的潮流一起，就忽然向它表起同情来——就是说承认它为浪漫主义者现实志趣的目标。以此类推，许多我们今日看为空洞呆板的史料将来也必有再赋生气的一天。

这些往史的复兴，其原动力完全在乎人心；史料本身无论如何丰富，也不能产生这类的复兴运动。寻找史料的是人心；若无人心，史料仍是散落沉死的。我们若要真正明白历史，就必须知道人类的精神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就是一切以往历史的产儿。所以心灵中包含一切历史，历史与心灵并无分别。只因心灵发展是有节奏的，所以我们总是忘却历史的这一部，而记得历史的那一部。心灵的活动随时决定自己实现的方式，而湮没已往曾经决定的实现方式，心灵会把自己的往史重新经验一番，史料不过是它的工具。人类的心灵极力地保存古迹古典，就是因为它知道它将来要用它们作这种的工具。

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常常记在日记簿上，也常把丝带或枯花夹在日记簿里，这就是我们私人历史的记录。广而言之，一些所谓好古的学者，也是同样的替全社会做同类的工作。这种人如果广搜考证，我们就称他为“博学之士”；如果搜集史料，我们就称他为“档案保管者”；如果搜集金石，我们就称他为“考古学家”；正如存储这些材料的地方我们称为图书馆、档案处或博物馆。我们对这些尽一种必需之责的人万不可有任何的恶感。往往有人看他们可怜，并且取笑他们（译者按此乃西洋情形，中国尚无此种现象；这或者也正是中国真正史学不发达的主因）。当然这些学者自己本来也很好笑；因为他们居然天真烂漫地相信在他们的宝囊中收藏着历史的秘密，相信他们能够满足人类求知的欲望。但是我们知道历史并不在那里，而在我们各个人的心中。只有经过人心的化炼之后，确定的事实才变成生活的真理；考据学与哲学相熔化才产生出历史。

（原载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编《史学》1930年第1期，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史学方法

总论

一、历史著作之成分

凡研究一本历史著作而分析其成分，则有价值之书可分成三部分：一为历史之科学，二为历史之哲学，三为历史之艺术。第一项在历史未作之前有分析工作，第二项为综合工作，第三项为表现工作。即当著作之前，必对材料审查分析与整理鉴别。及材料分析后，对于材料必有一贯之概念与理论，此为综合功夫。至于叙述，为艺术功夫，亦属重要。

三者比较言之，分析为历史基础，为必需；综合为史学主体。此乃分析如择地然，综合如房屋本身然，艺术则装饰而已。

威尔士之《世界史纲》，其范围甚广。材料乃根据世界历史家结论而鉴别其轻重以成之，此为编史，但亦费分析之法。威氏提倡大同主义，又信进化论，所以将各不相属之文化一贯联属叙述，此其一线索；又反对战争与军国主义，主张战争为进化之阻碍，此又一线索，为其综合功夫。（现人固无人承认其价值，但示例而已。）威氏为小说家，下笔生动，故以小说写历史，亦觉有趣。其叙述分配，亦为其艺术之手段。

中国史学虽最发达，但无一书能全合乎此三条件者。中国历史材料多，左编右编，总不出乎历史材料。至于中国在分析方面已早有人下功夫，综合方面实乏其人，艺术方面亦属不弱，但为材料之读本而已。太史公作《史记》，固亦有分析之功夫，而缺一贯哲学。《左传》有艺术，而分析与哲学均缺。

二、史学之基础——HistoricaI Sources（史料）

史料为已往社会种种活动留下之遗迹，此活动为各方面，包括思想言语行动。但以前社会之活动，未必均有遗留。如春秋、战国间有一百年中即全无史料之遗留。《左传》为叙至公元前四八一—前四六八年止，以后无材料。后来发现之《竹书纪年》，亦因伪本，今亦难信。战国有《战国策》为四〇三B.C.起，而《战国策》材料亦不重要，又无年代。始皇焚书，只留《秦纪》。而秦之文化低，又年代多误。司马迁所根据大部《秦纪》，亦曾言及之。

史料不整齐，其原因在以前亦缺乏材料。因时代不同，今人所注意者，在昔亦无之，如经济社会史是。又偶然之损失，如始皇焚书。而《竹书纪年》为魏官书，仅得以存。意外事如战争、水灾、世家子弟之佚失。再金石因年久湮没，或销毁。时代愈远，材料愈少，消灭愈多。

作史，在先搜集材料。搜集之法，全视时代与题目之不同。如研究最近之过去，不专赖于文字，而在于存在之人口述，或当事人之著述，分别鉴赏之。稍远之历史，口传虽可注意，亦当小心。更远之历史，则赖于文字。一为金石材料，此材料当为可靠。然当小心者，先人之泐石，其子孙每多夸耀之词，且刻金石其目的亦不为后人之历史而作。一为书简文字。

搜集材料以时间地域不同而异其趣。西人每多毕生搜集材料，亦有搜集材料而自己不用者则保存之，此搜集与保存同其重要。英国皇家博物馆保存法尤精密。埃及发现所得之papyrus（纸草）必以化学方法方可保存。至于私人、公家保存，各个均可。个人收集而保存之，此亦有兴趣问题。此等人收集较国家当狭，以其兴趣所在，只注重于一方面。

西洋最近讨论私人与国家收搜问题，大都偏向于国家之收搜，因材料合聚，可省精力时间。又私人常秘而不示人，于历史无普通（按：笔记中此字笔迹为“通”，数处皆如此，故原样照录。似乎此处“普通”二字可作“普遍通行”解。）之利。中国方面则公家管理虽便于用，但一旦发生不测，必遭全毁。如巴黎、伦敦为大材料（archives档案）处，一遇战争，必至危险。又如一国之archivum（拉丁文，档案馆）保存自中古以下之档案与史料，有意外事，殊为可惜。又地震、火灾，亦不能补救。但此时之西洋各国，似仍宜于公家收搜。

已收搜之材料，再为初步整理。在中国往往不感此工作之困难，因中国多为书本，亦粗有条理，其实此均非原料。清代而外，吾人几不能知其原料，而皆毁灭。至于清代原料尚存，则有赖于初步整理。此初步整理，当赖有知识者分类作提要。故此人须有博识，忍耐，兴趣，小心，精神专注，不必大资格。

初步整理为提要，再次为分类，此为目录学bibliography。先订大纲目，再为小纲目。纲目视材料多寡与时代长短而定。既有纲目，又分类列为卡片，以后研究一题，自易寻觅其史料。

再有需要为索引index。因材料有多有少，多者从前至后，读之甚难，如有索引则省力不少。此便于各个研究，一如目录学然。另有一种索引，亦属重要。无论任何方面之史料，皆必有索引。目录学书亦有自成浩帙者，故亦须有索引以省精力。所以，目录本身固重要，而目录之索引亦为重要。

提要、目录、索引三者在中国今日研究历史尤为要紧，否则以一人之力一生之功，不见其有所成功。

以上为历史材料基础知识。

三、研究历史之工具

研究一时代历史，必了解其时代之文字，文字学为重要。字义有古今不同，不可不知。文法亦有变迁，以免误会。尤有困难者为当时成语必须研究。如《盘庚》《大诰》最难明了，必须知其成语。甲骨文中可旁证之。此文字方面如此。

考古学亦须注意。古代艺术作品、器具、战器、金银货币，亦可知其社会。中国则战国以后文字无大变化，发掘极可助力。

一人为考古学家或为文字学家，为scholar（学者），不必为历史家，大抵分工合作。历史家知考古学家、文字学家所研究之结果而消化以成历史，故亦不必同时为此二学者。

历史之科学——分析

一、综论

史料之批评与鉴别为历史之科学。史料既为古人活动之遗迹，既不完备，其所遗留者则从其材料中不必能窥其全部情形。秦灭六国，其材料缺乏固不论。即如欧洲大战材料已云丰富，然一人即能批阅，未必能完全明其真相。因（1）其描写与文字记载是否合乎当时情形；（2）批阅当时人著作，乃当时人想象所描写，而吾人又读当时人所想象者，其合乎事实与否又为问题。一人所见之欧战，其描写各自不同，而对欧战之认识亦各自异。历史著作既多，非经精密批评与鉴别不可。但假作与伪撰多，尤为不可任意引用。

批评为criticism，分内评internal criticism和外评external criticism。外评一部分为校勘学，内评一部分为训诂学，而外评、内评较校勘、训诂范围为大。

外评之意义，如古钱然，先不论其表示任何意义，乃先定其真伪。如汉五铢钱，是否为真，其形状为何，痕迹为何。又如文字然——不论其文字内容，而须认其源流。《竹书纪书》，何自出，何自改纂。一本书，何人著，何人注，何自传流，此于可能范围以内能推考其真实程度，其能保存原状程度。

是否保存真相，可从三方面观之。（1）书式——文字。如秦汉以前为古文，以后为今文。后有由古文改至今文，其材料已为改写而误多。（2）语言方面有无错误修改，有意与无意之改纂。（3）形式。在西洋文牍一三〇〇A.D.左右传至今日者多。所以除研究其文字言语外，又须考其形式“大小纸类格式”等。又文字语言以内亦有形式上之考察可能。Boethius（波依提乌斯）著On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论哲学之慰藉》），在十四五世纪（按：依笔记原文照录。但波氏生活年代为四八〇—五二四年。此处之“十四五世纪”当指抄本之时间。）当初为韵文，此时文化退化，而羊皮纸抄录难，将此韵文直抄，不分行格。此亦形式上之当研究者，匪独外表为然。

内评方面注意者，为材料内容。（1）文字语言之意义，免至附会或误会。不以现代眼光释古代，又须认清各人殊特性之文笔而知确定之意义。（2）作者之态度是否诚恳，否则有假托著书，有故造是非淆乱黑白，尤以政治观点不同有其立场著书，自不能不寻其究竟。（3）自欺欺人之材料，以其非亲身经历，或经历而以其知识范围有限。经历范围有限，无意亦欺他人。

二、外评

外评最重校勘。次推究著者（有托名、佚名者均宜考究之），然后可知其履历立场而使用其材料。再次，按材料分类，以便按内评工作之。

1.校勘

校勘之学最重，因文字流转刊布难免讹误。一人抄写，往往亦无错误不可，甚至自己亦难发现之。故自己抄后，必须校对，又须朋友校对之。及付梓时，排版错误多。至于古代抄写错误更不待言。以讹传讹，当所不免。此古书校勘之学实为必需。书贾无知识，又乏兴趣，刻本误错必多。如《韩非子》书本为研究法家重要书籍。以汉人不注意，令存者错误多，读之殊难索解，尤以《八经》篇为甚。今传《韩非子》本不止一种，而各个不同，意思不同，不能知其真象。《墨子》在汉以后，无人研究，在明朝犹然。清朝一代考证，与孙诒让辈之力，方可阅读。

文艺复兴以后西洋之校勘与中国亦同。校勘之法，须先识其书本：（1）原本尚存；（2）原本已失，抄本、刻本尚存一本；（3）原本失去，抄本、刻本不止一本。

如原本尚存，亦属可能。（《竹书纪年》是。）此校勘之法，在专根据原本而弃其他，故抄写时须注意不使错误。

至原本已失而余一刻本或抄本，其中必有错误。其可能错误，为抄写人、刊行人故意削删修改（不合其本人思想行动），添加增补（为自己行为张本）。或为抄写人、刊行人知识浅陋妄自删改增补。（故动机不同，而结果与前为一，因以为正确误为不正确而删补也。）或为无意错误。（如句读之误，书刊之误，从古文改今文之误。又为一人读令别人抄写，因之误听，而有遗漏笔误等情。）纠正之法，如故意之错，因无比较标准，仅能于文字上稍知其伪，而难判定，修改更无从由，此能置疑则可。无意错误，如为长篇，校勘亦难，一二字则可看出。

无意错误之种类：（1）字形同而致误，如鲁鱼亥豕，《抱朴子》与《家语》，天邑商乃大邑商；（2）字音同而致误，张章为姓之误；（3）两字或数字颠倒，如攘往迎来之颠倒；（4）句读之误，“五十以学，易（亦借用）可以无大过矣”；（5）衍字或衍文，重文重字；（6）漏字或漏文，笔误刊误；（7）两字误为一字，“五十以学”亦曰“卒以学”。如城武县知事张四维，《山东通志》误为羅是；（8）一字误为两字。

抄本、刻本尚多，常人多以便利计，任取一本以为根据，亦有专取版本最古者为根据。此中均有危险，因原本既无，而每抄本或刻本之蓝本必须研究。如最晚之刊本而蓝本反在最早刊本之前，则晚刊本根据最早蓝本，当较可靠。又有人根据内容相同的书本占多数者为准则，其实如这些书本同出一蓝本，自不能以其抄袭内容同便觉其可靠。又当考其根源，而判其正确与否。最妥之法，为比较方法。将刊本约分为类，而考其根源。凡错误全同者必出于一蓝本，互相抄袭之，刊行之。凡内容相近而文义通顺者，须一一分析之。然后加以整理，整理方法则依上列八项行之。

校勘价值为消极，为校正一部分之错误，指明一部分之怀疑。故校勘之后，书本不能恢复原来面目，而阅者亦必原本。此为necessary evil（必然的灾难），贡献虽大，终限于事实之困难，无法完全其使命。

2.著者推究

著者之推究。一人有其特殊环境，各有其特性与眼光。官书不同于民间著述，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不同，其兴味与立场不同，其著作自亦异趣。又后人喜改著者之名，或托乙以为甲。《左传》之非左丘明著，大都已证明。而作者之环境背景地位，今亦略有端倪，故其材料今仍可用。《易经》之《十翼》为有价值之哲学著作，惜不知著者之姓名。后人以其有价值，乃加之于孔子之身。故书面所著著者之名亦不必可靠。《列子》亦自有价值，而加之列御寇之身。其实作者并非一人，而其时代尤不可信。故视为春秋书本，可云为伪书。而推究其人以作为后代之作，则仍有价值。

推究方法。著作本身往往可以看出著者之时代、思想、背景。此法须先注意：（1）文字（形）；（2）语言（各地各代之成语不同）；（3）文气（《禹贡》与《大诰》比较，照前人说法，《禹贡》为二一〇〇B.C.，《大诰》在一〇〇〇B.C.，但《禹贡》文字上必较《大诰》为晚）；（4）事实。（著者之事实，书本内之事实，均须注意。如前人记后事，虽不必能决定此书为伪，至少亦知其书为后人增益者必多。如书本为后人记前事，则须考著者之年代。所不能详知之年代，亦当于书本中推其大概时期，以著作内容为张本。《老子》一书又当别论，《论语》亦难依法推出之。）

上法从著作本身研究。此法之外，尚有与他书比较之法。即已知一书之真伪时代，而从其文字言语等方面比较之。再有推究方法即著作之内容，有为他人引录者，亦有为他人所记载者，从此可知其符合与否而定其真伪全缺。

再者，一书有时不止一人所述，有时一人述名而多人成之者，亦有窜文与续文所宜注意者。所以事实与年代不符，并不足以证明书之真伪。因窜文与续文有为其门人家人参入，亦在其时代耳。窜文有为有意，有为无意。无意如注解便误引为正文；有意如迁就事实而加入正文。校勘之法则唯依其文体、文气、文笔、思想比较之。最好考查其事实与思想有无矛盾之处。尤以两人以上之著作，其上下联接难免隙漏，连接之步骤亦可注意。（最难者个性不强之人，文体平泛，便无从解决，如《春秋》是。）此外则文字上之抄袭，多为人所忽。故研究窜文续文之后，必须估定其抄袭来源是否可靠，即须于其来源加以研究而后计其结论是否正确。所以抄袭文字之本，除考究其结论外，必须考订其来源。考究之法可依窜文续文之例与校勘法比较行之。

研究抄袭之书本，必须考订其来源。此法之利在于能知抄袭之本所在之时代，而定其有无价值。如古本存于抄袭之断片中，或一抄袭本引录前代著作，此抄袭本经考订后，其价值必为之增高。清代“辑佚”，即依此法以成。至于已指明出处之引录，尤为便利之工作。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洋洋大观。西洋最近致有全部发现者，亦用“辑佚”之法。

推究著者之法则内部之伪与杂皆去，而得其真面目。唯此法不宜滥行。滥则弊端亦生。今人之疑《周礼》《今文尚书》《列子》，此即其例。

3.材料之分类——外评

假定书本评定校勘已好，书本著者已知，是材料大致已整理完好，即一个一个之个别材料已整理完好，便可用之著作。如材料过多，则必将材料分类以省力省时。最先以每一材料按性质分类，然后依分类性质利用之。札记之法不便寻找，不如分类之便利。又人每用分类笔记簿，此为先假定类别，而以所得材料归类。此法在材料多时不便，尤以分类先有成见，终至勉强分类，遗误滋多。至于专凭记忆力而不笔记之人如英之Lord Macaulay（麦考莱爵士），曾著History of England（《英国史》），为专心究研之作，以致foot-notes（脚注）错误滋多。此英国之文学历史家，真为天才也。

卡片法之便利：（1）分类自由，类别可自由增损变换。（2）材料不只属于一类，故可以自由抄录，多书卡片，且可用reference slips（附笺）。（3）易于合并材料，无困难。卡片分类法可分四类：（1）以时分类。因研究之时代过长，每一年为单位或每朝分类。（2）以地域分类。如研究各地之历史，此空间为类，以省为大单位，县为小单位。（3）以性质分类。性质之中再可按时空分为小类。（4）按形式分类。如所用材料之分类，不论形式。例公文、信札等等。普通以性质分类最不宜，尤以西人有专搜集Merovin-gian（墨洛温王朝）四八一—七五一年时之材料而非供自己研究者，对于性质之分类更难适合。所以分类以时空形式为上，如以空间形式分类，则须有时间之索引。

4.外评与外评家及其地位与价值

西人称外评家为scholar，中国称之校勘、考证、考据家。Scholar与Historian（历史家）不同，后（按：此字迹不甚清楚）者有外评而有著作是。

外评为必需，非有外评家不足以供研究。中国以外评家为历史正宗，其实外评为一种工具，而非目的。外评则求恢复原料真象，并不能明白历史。此所以外评为必需工具，非历史正宗，亦非历史目的。历史家不能离外评家独立，此理尽然。因历史先无外评工作，则内容殊无价值，固不论其形式如何。Leibnitz（莱布尼茨）能做综合工作而不喜外评，此赋性使然。综合工作绝不能与外评合为一人工作。又以时间关系，外评与综合工作难在一人。（有人劝Leibnitz搜集Merovingian材料，乃曰不能劝人娶不爱之女人。）

外评家嗜好有搜集癖，如古物古铜；有解谜力；有忍耐性；有准确精细心境。（Froude's disease“弗洛德之疾”。彼心不精细，但为英最初提倡用科学治史者。彼生英国，有一次至Adelaide阿得莱德城，云：“We saw below us in a basin with a river winding through it，a city of 150000 inhabitants，none of whom has ever known or will ever know one moments’anxiety as to the recurring regularity of his three meals a day.”“我们看到，在我们下面一条河流弯曲流过的盆地中，有一座拥有一五〇，〇〇〇居民的城市，他们当中无一人过去曾，或将来会对其一日三餐的正常生活有片刻担忧。”实际上为高原，为无河，为无一五〇，〇〇〇人，为正饥荒之时。此例正多。）如一人幻想能力过大，精细心甚难。以上必要条件完备时，再加训练，便可从事外评工作。

外评工作之人，往往对于整个历史无整个了解，无综合观念，无哲学线索。因之，丧失轻重观念，是以客观视材料，毫不以主观之轻重以为研究之选择。所以西人每研究一不重要之材料，而遄遄焉以专利自期，而恶意以攻击他人。再有一种人以为，恢复原料现状为不可能，全美之作终不可期。如是，自作不敢示人，人之作品亦多方吹毛求疵。此种过泛过严眼光，均宜注意。

外评更有一危险为吹毛求疵。（Hypercriticism妄评、苛评。按：“苛评”二字，乃整理者所加。）希腊罗马史外评工作，大致已完。如必再为外评工作时，必致吹毛求疵。所以以上三种弊病，均宜注意。

三、内评

1.通论

内评在中国为训诂，在西洋范围略广。内评对已鉴别之材料研究其内容是什么，是否可靠，为对著者心理上之分析。著者作书，心理上必有搜集材料或观察事实之初步，再有拟定字句之第二步，再为写成之第三步。一著作必有此三步。如是，第一步观察与搜集之材料是否可靠。如材料不可靠而其人又不可信，必无价值。此为著者之源流与材料源流当注意。第二步文字是否通顺，是否易懂。第三步写文时是否注意小心。

内评分两步：（1）求材料之真正意义。此宜先不能有成见。如有成见，亦须放弃，视成独立之著作研究之。（2）真正意义之是否可靠，即有意与无意之不可靠，均宜注意。有意如党派，无意如误作。内评机械之法最好用卡片。注意点：（1）内容是什么，所记确否。（2）著者目的是什么，有无成见。（3）抄录最重要点，足以示著作之大要与作者之成见。须分析后抄录，不必全收。（4）基础方面须有文字上了解。著者个人特性与笔法须了解。

2.文字意义问题

文字之时代性与地方性。一句或一成语各时各地不必同。如“朕”在秦以前为普通人自称，秦汉以后则成皇帝专名词；文字地方性，在六国时文字不同。此可见古书流传之难读。上言研究文字表面意义，须知文字时代（朕）与地域（楚辞）与特性（个人笔法）。一字一句一语其意义不甚明了时，须用排比法。将同书中或同人著作中相同之字或句或语排比而研究之。再有注意之点，须知上下文，不能断章取义。此弊最通行。有时断片之意适与整个意义相反者。故须知上下文，方能取用其一部。

暗含意义在西洋多，如象征之著作（Symbolism or Allegory象征与寓意）。有一字一句一语两意者，暗含之意迥不同于表面之意，是为双关。亦有诙谐之作，描写与事实故为相反者。亦有故为譬喻而非真者。亦有词藻足以夸大其文物者。

3.著者问题

如故意骗人，及错误，最为不可靠。即使此二误无有，而其著作亦不当时事实之叙述描写，决非恰当，是真实程度亦难可靠。所以有意与无意之错误及文品之本身，均宜注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著作之互相矛盾，引起历史家之怀疑。因之以后对于材料，无论种类多少、异同如何，对所有材料，均须整个研究，其可靠程度，时代著者如何。再及个别研究。整个研究，先知著者一生与时代，与外评同。至于个别研究，则如有意与无意之误、文笔之误，研究甚难。此须于心理方面加意分析。

心理方面之故意与无意骗人或发生错误：（1）私利（因自利益关系）；（2）形式或格式（公文程式各时各地不同）；（3）志趣（个人个性）；（4）虚荣心（各人不同）；（5）迎合他人心理（群众或读者）；（6）词藻。私利。如Bismarck（俾斯麦）改德国之电报文词。私人团体、国家，均各有立场。故一人之著作，须知其所属之团体、立场、嗜好、信仰，而易察其成见所在。形式方面。古代公文程式不知，难于研究。中古之Holy Roman Empire（神圣罗马帝国），各国各地之公文套上对于神圣罗马帝国非常尊重，此乃形式上并非真心。又中国之碑文，其行状均为褒扬，如视为真确材料，不可。又古史列传对于善恶不见可靠。酷吏传则不述其善行；循吏传则不计及恶行。志趣方面。此为个人成见，如同情一宗教而怀恨其他。又如对于一种学理，无论有深刻研究与否，亦有志趣所在。虚荣心。对于同时代有关系之团体或人物，必抬高其地位而叙述之，亦以增自己之地位。Retz（瑞茨）叙述路易十四，其自传将自己地位抬高。迎合他人心理。叙述不必实在，而免反感。如对于教会专叙述一方面，在于不犯忌讳。政党亦然。故研究其作者地位，然后知其迎合何者人物。再研究其群众或读者心理如何，要求如何，志趣如何。辞藻方面。其叙述大致不差，又加一枝节之词章，因详细节目不易观察，乃因其特为之词，以使笔力生动，并不欲专为事实叙也。史诗epics亦如此。记事词藻如史诗、《左传》中之演说词，以及两事不同时不同地而述于一篇，使之戏剧化、系统化。亦有故为词说而务为详尽者。如《左传》晋文公之行政全以出亡事实解释之。出亡之受遇于人即为当政之对策若合符节，此必词藻使然。情绪辞藻，近乎诗人，尤以作传记时，当注意，以免描写过当。

著者发生错误之可能：（1）著者观察能力之缺乏——幻想——成见；（2）观察地位不利——见闻地位、动作、志趣、了解能力、时间上之回忆，等等；（3）疏忽——情节之推想；（4）不能完全真实观察之事实——秘密、团体事业、长期事业、广地事业、过大数目。

方法：（1）有否可靠根据；（2）有否综合辨理能力。如过大数目，是否确有根据。又如团体或大地事业，是否有综合辨理能力以推得其全部结果。以一部分推论其余，须赖于此。

4.传说问题

至于未经著者观察之事实，中国史料几全部如此。西洋方面，大部亦然。最普通为传说——口传、笔传，史话亦然。多为民间传说、开化民族之掌故，为文人世界之传说。如中国才子之掌故特多，此因才子对于社会印象深，因之集于一身，固无论确有其事否。史话对于一事，掌故对于一人，事实愈集愈多，而有笔记之传说。至于笔传如为原料固可，但必须一代传一代，原料不变。否则一代传一代，一代修饰一代，必致失真。口传多愈集愈多，而较可靠者为韵文传说，此不易变。故保持久变化多，唯证明何时所作最难。最好方法为研究其最早之传说或观察之人所传出，此为理想方法，兹不论。

历史最忌方法为将传说中之合乎人情者留之，自己不能想象而不理解者舍之。故参加以传说中之合人情者而杂以理想，便成一派传说之混合物。传说中所用方法而定其为或为可信。如一著作全部为偏见而内根据传说，此当不可靠。又如一著作在观察完全不可靠时（周之与匈奴交接少，而记录不可靠），则此时所遗留之传说亦不可靠。又历代堆积下之传说，愈近乎人情，因其情节愈精密以迎合读书心理。如是，取各代之传说比较阅之，自易看出。此堆积传说更不可靠，即或者可靠，亦无法研究。

传说中或有可靠者。传说之人无私见，必其有可靠根据，不致欺人。近日政治上大变动，举世知之，必不易欺人。此种传说之人大概为无私见无个人兴趣，而世人均知而不易欺人。此种传说，存疑可也。传说中不致错误者。如长期大地之记载为社会历久之观察，此普通事实必较个别事实之传说为难错误。Troy（特洛伊）在《荷马史诗》中为神话史实合成，西人均初疑之。及十九世纪末至Troy所传说之地而得其实，此不易错误。而长期大地之事，经社会长期大地之观察传说出来。

四、个别事实之断定

介于内评与综合工作中有交替工作，是为“个别事实之断定”。历史上最重要为大事实，但大事实不易失去真面目。而个别事实最难保留，此枝叶足以繁荣全部历史，故当断定其可靠与否。一事实能决定其观察者，为大致可靠者。此内外评之工作，再从而决定之。事实分精神、物质二方面。前者为概念如宗教等，只须外评工作完满，材料可靠，即无问题。物质方面决定最难。事实之可靠，在比较研究。事实材料上之工作为内外评，而事实之本身亦须注意。事实之只一种记录或传说者；或两种以上之记录传说相矛盾者；或两种多种互相符合者，此三种可能均当注意。比较研究在于两种不同之观察多不相同。故除为抄袭外，大多两种不同之著作，可比较其事实如何。

事实断定。如有一记录，可存疑而不决定其可靠。如有两种多种之记录（则讨论问题多，存疑亦可）而为矛盾，则不能以近乎人情者用之，亦或调和附会之。此最危险，因调和与附会，难于合乎古代情理也。两种之记录在作为两个单位，而研究其问题之所在。必有一成问题者，必有一不成问题者。多种记录不能取决于多数，此亦危险，因抄袭与观察地位同之故，必将来（按：“来”不通顺，疑为“其”之误。）分为两类分析比较之。至于完全符合之材料，或为互相抄袭，研究其有无抄袭之痕迹。如为抄袭，则等于一种记录。如情节不同，文字亦不同，必为两种记录与观察，此宜研究。再研究其是否独立，即是否一种独立之观察。如一人异地记录不同，其值等于一。又如二人多人之记录不为各人之独立观察，亦等于一。又如二人多人之独立观察，而各人属于一派一教一团体而记载其与己有关之事，此多人相同之利益与偏见，亦可视之为一。

普通历史决定，为“前后协和”。故个别事实决定后，大致为可靠，则最后决定，则历史上前后协和。前后协和，则个别事实亦可决其可符。前后不矛盾，则多种材料之亦不矛盾，必亦可靠。“前后协和”为综合之初步。此决定材料之成分，是否协和。

历史之哲学——综合

一、综论

根据历史科学所得为个别事实，而无合体之历史。个别历史料材可分人物，人物活动，人类想象——文学、宗教。各类之中类别之中各有关系，宜经综合工夫。完全从理论上讲，历史料材之关联难得。但如二十四史之混杂，又觉难读，此事实上综合为必需。从普遍性言之，历史涉及广大区域或长时，与涉及短时而小范围比较，性质不同，故以不同之性质之历史合在一起，不可能，必须先用综合工夫化成普遍性。又时代与民族关系，往往划分不清。如中古史西欧东欧往往作为一民族之历史，其实完全为文化上之两潮流。西为封建，东又完全另一件事。故一事不必列于一起，必须先知其独立个体。又历史可靠性确实性各各不同，如三分之二可信，而另一事为少可信，此经科学分析之后，亦必赖综合工夫而完全断定其可信否。

综合步骤如下：

1.想象想象以往历史。历史料材与吾人以印象，由想象力再知其情形。经过此历程，历史不见得可靠。但此乃唯一方法。因自己经验而想象之，而有记载可资印证。以现在之知识想象以往之知识，人类相传自多相同。此为subjective主观，知其个别材料为何，情形如何。

2.分类已知材料，已明了其情形，再从分类着手。分类无客观之分类，各人不同。后面列表明之。

3.推论如大战材料。此时材料尚多未曾研究，材料丰富，亦有确为应知之者。如Battle of Jutland（北海战役，日德兰战役）为最大海战，英、德均自诩得胜。时至今日，虽有生人，亦不知果为何事。而古代记载又非常缺乏。分类之后，如感材料缺乏，必须推论。由有以论无，虽难而危险，然不可少。如Java-man（爪哇人）由其断片骨板，而造成整个人像。根据人类已往知识，而为之。此犹自然科学之方法。至于历史上固亦如此。西洋人对于巴比伦史除《圣经》外，除非根据自己经验以推论之不可。（1）根据现在情形论以往；（2）根据他民族论自己。

4.普通（按：后文“通”字为“遍”。）的方法——历史观将材料有一整个概念，此亦不可避免主观事实；观点不同，历史亦不同，此亦不可避免事实。

二、想象

历史最有兴趣与重要者为时代之异点。想象根据史料，而史料之不足以供想象，想象力所不及，乃比较之，而明其相互关系。一民族中因文字上关系不明了，亦有非想象所知能者亦多。如甲骨文所载是。以想象不失历史上之时代差异。（按：笔记此段仅这些，可与前综论中谈想象部分联起来考虑。）

三、分类

1.按外表分类——时间、空间、人物，此非为本质分类。

2.按本质分类——以内质分类为主，辅之以外表分类。虽各人分法不同，兹亦可例示于次：

历史现象分类表

A.具体活动

（1）物质背景——地势、气候、水土、草木、禽兽

（2）经济生活

（a）生产——农、牧、畜、矿（b）实业（c）商业

（3）社会制度

（a）家族

（i）组织方法（ii）权威（iii）妇孺（iv）经济制度——财产继承法

（b）阶级

（i）分别原则（ii）相互关系与规则

（c）教育

（i）目的（ii）方法（iii）教者与受教者

（4）政治制度（教会附）

（a）政治元首与政治机关

（b）政治设施——战争、司法、财政……

（c）选举——科举

（5）国际政治

（a）外交——规则、方法、情势

（b）战争——规则与方法

B.精神活动

（1）宗教——信仰、礼节、道德

（2）哲学——概念与道德

（3）科学——方法、结论

C.想象活动

（1）建筑——概念、方法、美术品

（2）雕刻——同上

（3）绘画——同上

（4）书法

（5）音乐跳舞

（6）文学

（a）基础——文字（b）兼属三种活动——但形式永为艺术——美的

哲学中有三标准，为“真”“善”“美”（truth，goodness，beau-ty）。人类历史亦在求此三点之完满。具体活动为求善，或自认已臻完善；精神活动为求真；想象力量为求美。

3.历史分类其他问题

A.政治史与文化史之界限问题

历史分类尚有几问题。如政治史与文化史（Political History与History of Civilization）。有注重前者，有注重后者，而二者范围皆不算清楚，而界限难确。大概言之，则政治不重其制度，而在具体活动、个人活动，以人物为准。文化则重想象与精神，为大时间、大空间、大集团之活动。今之趋势为文化包括政治史，如上列表所言。

B.团体问题

此外问题为团体问题。历史与人有关系，但人在历史上有（按：“有”乃整理者所加，以使文句通顺，特此说明。）地位，实际上对象为人之集团。吾人对于“人类史”名称不能用，因其太空泛，难于尽量包括，亦难完全知之。至于各民族是否独立是否一元，亦难知。各民族影响互有，而难置于一范围。所以必须各民族历史独立。盖历史乃研究文化的人类，非如生物学家之研究生物的人类也。

再人类学不在历史之内。一文化不必为一单纯人种，欧、亚各洲皆然。反之，同一人种可以属于两文化，如匈牙利是。为研究方便计，不能如研究“匈奴史”然。用中国与西洋之匈奴入手，是仅中西洋史之一部分而已，非匈奴种族史。至于西洋人之人种优秀论同犯此病。Grant，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s（格兰特：《伟大种族之消逝》）与Stoddard，Revolt against Civilization（斯托达德：《反对文明之叛乱》），是。

团体之标准，血统无关系，只在共同习惯信仰意志而已。如一地之人民具此条件，乃为一历史之对象——团体。一大团体有其公同意志信仰习惯，而又可分其为小团体。如可研究整个西洋（东欧不在内），亦可研究西洋各国。此标准本泛，只在研究对象之主旨如何。西洋语文历史如法文，瑞、比有用之者，故法、瑞、比三国皆应研究。加拿大亦有法人殖民子孙，亦宜研究。研究宗教亦然，天主教之在西洋，亦同注意于东方各国。

C.历史演化问题（Evolution）

历史进化退化之标准难定，只云演化可也。历史研究文化或政治或其他专题之变化，必先定其研究对象。地理史有变化有不变化，而人工方面则多变。上表所定乃为演化对象，至演化之时间必须注意，如中国近三十年政治史是。时间定后，再分步骤研究，即大时间内分小时间。时间定后，再研究原动力，即演化原动力，为历史上最要问题。

D.断代问题（Periodization）

为方便计，必将长期分为若干时代。此本有武断性质，亦极机械。西洋方面此问题亦难解决，因最激烈之革命亦不能于一定时间分其时代也。断代之法，不可不注意。断代在以长期之大变化分，于一短期变化影响长期之历史。所以分时代Era与时期Period二种。（按：笔记原文将以上四问题列于“历史分类尚有几问题”后，从之。但这些问题与后面的历史观与历史哲学问题皆有关联。）

四、创造推论

材料不足，而此知识为必需，乃根据已知推论未知之史料。不如此则全体现象不明，历史缺憾甚大。兹所当禁忌而当避免者为——批评材料时不能推论，只能于材料内求批评。——一事联想他事。往往历史材料所无，根于个人之联想，无形间生出一概念，此宜禁忌，而在有逻辑上之连贯。——不必有结果。——不当使推论与从历史材料所指示者不分。推论出来者须加说明，然后读者知何为著者推论出来，何者为史料所载。

推论之方法有二：（1）消极推论法，亦名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史料所未载，必有人认为有，亦有人认为无，如是断定此事果无。此方法不宜多用，因史料之无，在以前有为未注意者，有为不必记者，所以事实多缺记载，且多无记载。故默证法甚难用。此方法之用在于一事在当时必有记录，故设有此事，必有记录；又设有此事，必使记录可留传。此在证有此事必有记录，有记录必可遗传，为二大前提。然后，从无记录之遗留而否认之。如老子之被人否认为春秋时人，在各书均无记载。其实，此二前提均未具备，不能证明。（2）积极推论法。此根据因果关系、古今一律现象，据此二者现象以推得一证明，从正面入手。如研究选举制度，当时制度、现象均佳，则其人民有相当教育程度为可知，此推论之可能也。但因果非简单，可多因同果，多果同因。故必确定此因此果为相生，否则亦入于不可靠。所以此种推论法，亦属难用。总之，此推论亦只为“可能”，而非“可靠”，如内评外评所言。但如各推论结果相符，而材料各独立，则推论应为可靠，否则著作内不提及之也可。

五、普遍方式——历史观——历史哲学

1.通论

有人以为不（按：原文无此“不”字，但从后文看不但不通，且意义正相反，恐漏字。故加此“不”字，以求上下文连贯，特此说明。）必需有历史哲学；有人以为可能。前者以为历史哲学为主观，而历史学乃不分轻重不分主客以求真而已。后者以为历史应有轻重去取标准，此即历史哲学。但事实问题，如无历史哲学，则去取无标准，而嫌材料过多过泛，读之过难。又如无历史哲学，则历史无意义。一件一件之个别事件，知之亦乏味，必由纵由横之历史关系以推得一结论，方为历史。故主无历史观者为scholar，而非historian。

2.历史哲学之基本问题

A.人类意志问题

此即抽象问题。人类动作，果为自由，亦为身外所羁制驱使。历史现象如为人类自由意志所造成，则人类意志为自由。但自大体言之，大集团言之，纵横之历史上言之，则人类未必自由，意志未必自由。此问题东西哲学家均未解决，但近世西洋哲学家认为人类无自由者多。

B.一元论与多元论

人类文化果为一元果为多元，亦难决定。但现近多主多元，各个系统不同之文化，各自影响，独立发展之。

（按：以下有近两页空白，疑有缺漏。）

C.历史之循环与相似——均势——平衡

从以往政治社会变化，知此种步骤与趋势为可能，是知此为大致趋势如此，其何以如此不得而知。人之生长为例，由幼及壮，由壮及老，身体变，眼光变。至于人之死，不必有病。自己至七八十岁，必死。文化亦然。成一大帝国，则内部分化，又必破裂，以被（按：原文为“所”，今改为“被”，特此说明。）征服为病然，自身破裂为老死然。从宗教上言，西洋上古时代最盛，中国殷末西周宗教势力亦大。西洋六五〇年有宗教上改革，中国不可知。六五〇—三二三年之西洋为哲学盛，以宇宙、人生、意识为中心。中国为春秋时代亦然。第三期，哲学派别多，亦为竞争。宗教势力新生或输入。第四期为哲学势力几微而宗教势力大，完全信仰，而不为哲学上有基础。从艺术上言，长城之建筑必为帝国时代所可有，而无艺术性质。

历史之艺术——著作

从著作根本上言之，一曰专史；一曰通史。专史如专题，专事，专人，专期。长期为通史。通史则专门通史、通俗通史。

专史注意之点在彻底研究。（1）每一论断或叙述必注明出处，必有foot-notes。（2）年代必确准，于可能范围年代必按次序。（3）题目必须清楚，使人见题而知其内容，以供专家参考。可以有title（标题）及subtitle（副标题）。（4）研究一题不见准有结果可得。如不得结论，可不勉强。如不得积极结论，可下反面结论亦可。

通史之专门者为专家作；通俗者乃专家为普通人而作。专门通史分类：（1）大事年表；（2）辞典；（3）大事记。大事年表以年为标准，而注明材料之出处与批评，即一事有何记录，记录出自何处，是否可靠。辞典亦然，按字母或分国或分题，而内容不同，原则必同。大事记如宗教史、法律史，将一事之自始至终详述之，只在有其材料而已。其条件为：（1）无词藻；（2）无解释。只搜集可靠材料结论排比之而已。

通俗通史为所有专家之结果，整个叙述之，必加批评。注意点：（1）不必为专家，可为普通对史有兴趣者；（2）注解须减少，与专门通史不同；（3）必加解释，有历史哲学之系统；（4）文字结构能引起普通人兴趣，而专门通史则忌讳词藻；（5）不失历史真相，而结构清楚。《左传》合乎此条件，尤其文字结构。Gibbon之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Macaulay之History of England。

（按：笔记本中本专题内容仅如此。）

以上言科学、哲学、艺术三部分。再言功用。其实极具体之功用为不可知，但概括言之。（1）明了过去较易明了现在，即以过去解释将来。（2）测推将来虽为人人所不敢定，但明了将来大概之趋向与情形，或可得知。如从历史中求得原则，亦有规则之推进。（3）具体上言，政治家知历史趋向，不致反潮流，易于成功。（4）历史与社会科学以相互功用，此学术界上有用处。

历史时代性，人人均知。史学著作均随时代变化。历史家之著作，有时代之眼光兴趣。时代变化，赏鉴变化，而解释历史不同。所以历史上之主观条件，为历史上之时代性。所以无一著作为永久标准与中心之著作。在西洋有十年以上之高尚价值，已属极佳之作。此就社会变化言之也。中国自汉至清，汉之著作至清犹合时代性，盖社会政治不变，普通见解亦同一，只在知识之高下有认识上差异而已。

外评工作拟题

1.《左传》（《左传》真伪考）（Karlgren高本汉）

2.《左传》（古史研究）

3.《国语》（古史研究）

4.《春秋》（古史研究）

5.《太上感应篇》（《抱朴子》）

6.“共和”异说材料之比较研究

7.《墨子》之《兼爱》《非攻》《非命》上中下之比较研究

8.《古文尚书》（惠栋：《古文尚书考》）

9.《古文尚书》（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

10.Mamrix，Memoirs of Li Hung-chang（曼瑞克斯：《李鸿章回忆录》）

11.《逸周书》与《尚书》之《周书》事迹相同、体裁相同数篇之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