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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蒋介石让邓锡侯从四川向胡宗南提供12万壮丁和10万石军粮，邓锡侯说：“四川在抗战期间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壮丁，已经付出巨大牺牲。如今抗战胜利，再继续大肆征调，会失掉四川民心的。” 蒋介石大为不满，不久后借机裁撤了邓锡侯任主任的川康绥靖公署，只让其担任四川省主席。即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不久后干脆连邓锡侯省主席的职务也免去了，由四川军阀王陵基接任。 邓锡侯丢掉职务后，去上海看病，期间拜访了民盟主席张澜，张澜对他说：“晋康（邓锡侯字），你一定要看清大势，绥靖主任和省主席这个职务丢掉并不要紧，关键的是要掌握部队，等待时机。” 蒋介石对邓锡侯的打压是持续的，在王陵基就任四川省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后，在蒋的授意下，王陵基以“整编”为借口，将川军第95军（邓锡侯的老部队）改编为师，补给也减半，军长黄隐非常不满，向邓锡侯诉苦，邓让他暂时隐忍。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蒋介石为了让四川军阀为他卖命，任命邓锡侯、杨森、王缵绪、潘文华、孙震、唐式遵等人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对蒋介石已经死心的邓锡侯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上任。 1949年10月，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从台湾飞到重庆、成都，亲自坐镇。 面对解放军席卷东南，挺进大西南，邓锡侯的思想波动很大，一方面他虽然对我党的政策有一定了解，但是又认为自己是大军阀和大地主，害怕自己不是宽大的对象；另一方面，他又对蒋介石极为心寒，不愿意跟着蒋去台湾。 就在邓锡侯左摇右摆的时候，解放军代表、四川的地下党、进步人士，纷纷前来做工作，劝说邓锡侯率部发起起义，选择光明。 邓锡侯的好友，进步人士潘大逵对邓锡侯说：“张群是蒋介石的结义兄弟，两人的关系是何等特殊，即使如此，张群也坦言国民党大势已去了。张群都是这个看法，你这个四川的杂牌将领，还准备继续为蒋介石服务吗？你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反蒋起义。否则，你去了台湾，你觉得会有好日子过吗？” 邓锡侯听了之后，虽然有所触动，但还是顾虑重重，说：“就算我想起义，我那点部队，经不住胡宗南的攻击啊。” 潘大逵说：“起义并不是让你率部在军事上必须有所成果，这主要是政治仗，你是川军元老，如果起义意义是很重大的。更何况解放军兵进神速，蒋介石现在是自顾不暇，哪有多余部队抽出来打你的，你发起起义后也是安全的。” 邓锡侯说：“我一个人势单力薄，如果能和自乾（刘文辉）、仲三（潘文华）一同，那就好多了。” 几天后，邓锡侯秘密来见潘大逵表示，说他和刘文辉、潘文华达成一致，三个人共进退，同时发起起义。紧接着，川东地下党的刘连波也前来给邓锡侯做工作，张澜也给邓锡侯寄来密信，让其走傅作义的道路。 重庆解放后，蒋介石又飞到成都督战，他派张群去拉拢在成都的邓锡侯、刘文辉等四川军阀，劝说他们前往台湾，见邓锡侯、刘文辉对去台湾态度冷淡，蒋介石直接给胡宗南下令，全部接管成都，不让邓、刘出城，并准备在几日后将两人强行带去台湾。 胡宗南当即任命亲信将领第三军军长盛文为成都卫戌总司令，并决定于12月7日起，由盛文的部队接管城防。邓锡侯认为局势紧张，再不走就真的走不了了， 12月7日清晨，邓锡侯来到刘文辉的官邸，商讨如何出城，没有说几句，电话响了，刘文辉去接电话，是蒋介石的副官打来的，让刘文辉下午四点去北较场接受蒋介石召集。邓锡侯感觉不对劲，连忙给家中打电话，得知也接到了内容一样的来电。 邓锡侯和刘文辉决定马上分头，不能再拖，因为下午的北较场约见肯定是一场“鸿门宴”。邓锡侯回到家中后，拿了杆猎枪，声称他要出去打猎，然后带着两个最信任的副官，驱车直奔成都北门，过了城门岗哨后，邓锡侯下车步行走过城隍庙的巷子，在庙的后面等待刘文辉，这是两人约定的秘密会合点。 没过多久，刘文辉赶到了城隍庙后面，他没有邓锡侯顺利，北门突然加强了戒备，刘文辉弃车来到左侧城墙的一个豁口，在副官的帮助下翻越过去。 邓、刘两人会合后，两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不敢停留，继续前进。中午时分到了崇义桥，两人在休息的时候，向各自的嫡系部队发去电报，部署起义相关事宜。 8日的上午，四川军阀王缵绪突然赶来，对邓、刘说：“我是蒋总裁之命而来的，他是一切都是误会，你们现在回去，他绝对不会为难，如果你们不放心，总裁说可以让蒋经国过来当人质。” 接着，王缵绪又拿出了在张群于昆明被扣押后，继任西南军政长官不久的顾祝同写的亲笔信，顾祝同在信中言辞“恳切”，称：已将王陵基的四川省主席免去，让邓锡侯接任。同时，还邀请邓锡侯、刘文辉立刻回成都，主持西南军政。 见邓、刘不为所动，王缵绪又威胁说：“如果两位不会成都，那么总裁就会让胡宗南的部队过来解决你们，这个后果你们考虑了没有。” 不管王缵绪威逼还是利诱。邓锡侯、刘文辉态度坚决，12月9日，两人和潘文华一同，在彭县通电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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