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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风华》中，太监王振是明英宗的儿时伙伴，贴心知己，对外整天是张扬跋扈，在朝中干儿子遍布，还怂恿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在整部剧中是最坏的角色，让人看了，恨得牙根痒痒。 那么历史上的王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果真如此吗？ 先说一下答案：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并不是朱祁镇的儿时玩伴，而是老师。 自阉入宫，成东宫局郎 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都有十分浓厚的传宗接代的观念，所以逼不得已不会入宫做宦官； 永乐末年，朝廷下了一道旨意，大概的意思是：凡是各省各市在教育局的官员，如果长时间表现不好的，可以调入京城做官。 王振是河北蔚县人，落第秀才，略通经书，在私塾教书，后来做到了学官，估计他认为通过科举考试这条路太过艰难，但又想出人头地，所以心甘情愿净身入宫。 王振入宫以后，让他欣慰的是原本教不好书的学官竟然可以得到尊重。确实他的工作是没有人与他竞争的，宫内宦官大部分都是没有学问甚至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他的文化自然是“出类拔萃”，被大家尊称为“王先生”，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受到了朱瞻基明宣宗的注意，宣宗觉得他是一个人才，任命东宫局郎，派去侍奉太子读书。从这以后，太子朱祁镇（后来的明英宗）与太监王振结下了不解之缘； 确实对朱祁镇来说，王振确实是一个好老师，他教导太子读书，管理严格，所以即便是朱祁镇贵为太子，仍尊称王振为“先生”，而不是直呼其名。 这里可能你会问：宣宗为何会选以为宦官去教太子读书呢？诺大个朝廷没有可用之人吗？ 这需要从文官集团开始说起： 其实自唐朝以来，科举制度造就了许多的文官，并确定文官制度；几百年的发展成熟演变，到了明朝时期开始开花结果；许多文人凭着科举考试一跃龙门成为精英，而这些精英们通过自己的老乡、同门、同僚等关系形成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人集团。 这个文人集团是有实权的，而且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饱读诗书，尤其是程朱理学，整日研读的就是所谓的圣贤之道；宽以律己、严以待人 擅长语言攻击，帮派斗争 当然这只是这帮文人的一部分特点，他们大部分还是非常优秀、严以律己的。 比如明仁宗，之所以称为仁宗，确实仁厚，即便是自己的弟弟朱高煦多次挑衅，都选择善对；即便是这样一位亲政爱民的好皇帝，登基以后，因为要换侍女、整修宫殿、身体不适几天没上朝，被李时勉狠狠地数落一番，仁宗虽好脾气但也没忍住，打了李时勉。 仁宗去世以后，宣宗将这位曾经骂过仁宗的李时勉给放了出来，并表扬了他；李时勉敢于直谏，是有着复杂历史政治背景的，他代表的是文人集团，并非孤立无援。 再比如说宣宗，亲政爱民的好皇帝，没什么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斗蛐蛐，但就这一点小爱好，都被文官们批判很多次，给宣宗起了一个称呼“蛐蛐皇帝”。 确实，到了宣宗时期，文官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内阁权力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的“票拟”，什么是票拟呢？ 就是大臣们对各种奏章草拟处理意见，然后让皇帝御览； 自然，作为皇帝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每天看那么多的奏折，内阁人员代为浏览这是很正常的；但皇帝还要制衡这帮人的权力：你可以票拟，但需要皇帝同意，皇帝不同意是不可以执行的 皇帝同意的话就会“批红”，所以到了宣宗时期，皇帝的权力分成了“票拟”与“批红”两部分。  “票拟”权在内阁大臣手里，而“批红”权在皇帝手里，但不久后，“批红”权被另一群人所占据，这些人就是太监。 宣德元年，宣宗皇帝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宦官读书。 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太监的，所谓太监是所有宦官的首领。 明朝宦官的级别：典薄、长随、奉御—监丞—少监—太监。 我们可以看得出能做到太监是非常不容易的，到了宣宗时期，因为要处理的文件太多（明太祖朱元璋取消丞相制度），朱瞻基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便会让司礼监的人按照票拟的内容抄下来，代理自己行使批红的权利，而为皇帝代笔的人有一个称呼叫司礼监秉笔太监。 所以，自明宣宗开始，唯一可以压制内阁票拟权的批红权就到了秉笔太监手里。 不过秉笔太监上边还有司礼掌印太监，专门负责盖章，如果能够成为司礼掌印太监兼东厂太监的话，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皇帝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不然，拿朱瞻基来说，他在位时期，文官集团十分强大，也可以说是十分猖狂，不仅可以随意干预朝政，还可以监控皇帝的私生活，所以皇帝做了一个决定：让太监们去制衡文官。 所以说，宣宗皇帝自然会尽可能地不去找文官教导自己的太子。 王振从隐藏到暴露自己的野心 王振这个人非常不简单，其实他在入宫做宦官之前已经娶妻生子，为了出人头地甘愿净身做宦官，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自然不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他心里有非常大的抱负。 而且王振作为东宫局郎，太子朱祁镇的老师，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牢牢地抓住朱祁镇这个靠山。 朱祁镇虽是太子，但只有9岁，而且是他一手带大，王振等的就是朱祁镇长大以后登基称帝。 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明宣宗朱瞻基突然去世，而朱祁镇只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只要朱祁镇对自己言听计从，大权在握的日子自然不远了。 但挡在王振面前的有两大障碍：一是朱祁镇的祖母张太皇太后，一个是“三杨”中的杨士奇。只有扫除这两大障碍，王振才能成功夺权。 扫除两大障碍 明英宗继承皇位的时候只有9岁，不能亲自处理朝政，英宗祖母张太皇太后听政； 张太皇太后虽然秉政，但是并不会亲自处理朝政事务，朝中事务还是交给“三杨”（杨容、杨士奇、杨溥）来处理； 明英宗继位，自然也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王振遍顺理成章地越过原来的司礼太监，成为宦官中权利最大的司礼掌印太监，一朝天子一朝臣，很正常的事情。 “三杨”在的时候，王振只是是怪怪的做奴才，想独揽大权是不可能的，毕竟“三杨”是经历几朝天子的老臣，论城府，王振在他们面前不值一提。  但真正对王振起到遏制作用的还不是“三杨”，而是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是古代女子中少有的智慧女性，跟我们熟知的孝庄太后属于一类人。
你伺候皇帝，不过是个宦官而已，却多有不法的行为，今天我要杀了你。 张太皇太后刚呵斥完，直接有侍卫拿着亮闪闪的刀直接架住了王振的脑袋，王振确实吓坏了，如果不是明英宗朱祁镇求情，王振必死无疑。 其实张太皇太后并不是真的想杀王振，毕竟在当时来说王振也算得上是一个老实人，没有犯什么错，便放了他，但给了他恶狠狠的警告：
张太皇太后并没有停止对王振的敲打，隔三差的便找时间将王振训斥一顿，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王振过了7年。 有这样的两个障碍，王振想要夺权，自然需要变换策略： 他对“三杨”是礼敬有加，每次去内阁传旨，都会表现得非常谦卑，他的这些举动确实起到了作用，让“三杨”觉得王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 “三杨”好糊弄，但张太皇太后确实不好对付，只能是等着她去世。 这一天确实来得也很快，正统7年，历时四朝的张太皇太后去世； 而此时，“三杨”中的杨荣已经去世，而杨士奇与杨溥也年老多病； 这个时候王振的机会来了。也是从这个时候，王振开始广结党徒，不仅控制了锦衣卫，而且还收了很多的下属，这其中不乏饱读诗书、博学多才之辈。 而其中最无耻的要数工部郎中王佑，正是在王佑的帮助下，王振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大。 形成以王振为中心的朋党集团 杨士奇的儿子杀了人，王振利用这件事情攻击他教子无方，最终打垮了这个四朝老臣； 而之后户部尚书刘中、祭酒李时勉等很多不服从他的大臣，王振找了各种借口诬陷他们并赶出了京城。 此时的王振可以说是，内有皇帝朱祁镇信任，外有各地门生争相巴结，独掌大权，鱼肉百姓，极其风光，成了明朝建立以来最有权势的太监。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满足。 他做了一件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把明太祖朱元璋挂在宫门口的三尺高的铁碑给摘了下来，因为上面刻着八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第二天上朝，大臣们都看到开国皇帝的手迹没了，但是无人敢提，集体沉默； 朝政如此，多言又有何用呢？ 王振曾多次劝明英宗朱祁镇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确实也是如此做的：谁如果巴结顺从他，就会立马得到提拔晋升；谁如果忤逆违背他，就会被贬黜和处罚。 很多的的官僚见到王振如日中天，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为的就是求得高升： 工部郎中王佑最是会阿谀奉承，王振直接将他提拔为工部侍郎； 徐晞和王文亦善于谄媚，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史； 王振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被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 王振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等等都被安插到了各个重要的部门； 福建有一个巨贪参政宋彰因为送了银子给王振，被提拔为布政使； 就这样，不管是地方还是京城朝廷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中心的朋党集团。 即便是王振如日滔天，仍然有人不买他的账，这个人就是山西巡抚于谦。王振非常生气，直接将于谦关了起来； 但是让王振没想到的是不管是地方官员、老百姓，还是朝中重臣，就连藩王都来为于谦求情，藩王出面，王振自然不敢不给面子。只可惜在当时这样的人太少了。 六坑明英宗朱祁镇，致使英宗被俘 把持朝政、统领群臣并不是王振最终的目的，他并不是一个贪财贪权的人呢，他也有自己的抱负，而他的偶像就是朱祁镇的祖父朱棣。 虽然自己是个文人（太监），但是十分向往能够带兵打仗威风凛凛建功立业的日子，他追求的是建功立业、名垂千史，只不过没想到自己是遗臭万年了。 而这个机会确实也不远了，大明的敌人即将出现。 之前被朱棣打得落花流水的马哈木有个好儿子叫脱欢，脱欢子承父爵，开始称霸蒙古的行动；仅仅6年的时间，脱欢统一瓦剌，成为瓦剌独一无二的首领。 脱欢有野心，想要恢复大元的天下，重新占据中原，但是却早早去世，而代替他的却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也先。  也先是脱欢的儿子，他比脱欢更有野心，更加强悍，而且非常聪明。 短短几年时间，完成蒙古统一；之后将矛头直指大明。不过聪明的也先并没有直接兵刀相向，而是跟大明做起了生意。 王振这个人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的边防，反而接受瓦剌的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私下的交易； 为了能够从中获利，王振让自己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送出马匹作为回报。 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会派出朝贡携带良马等货物前来朝贡，而明朝呢则是根据朝贡多少，再相应的给与回报。 按照规定，瓦剌前来朝贡的人数不能超过50人；但到了也先时期，有余需求量增大，朝贡贸易剧增，本来一年一次发展到了一年多次；而且朝贡的人数由原来的50人增加到了2000多人。 而王振对瓦剌增加朝贡，少不加以限制，依旧按数给与赏赐；而那一次也先竟然派出了2500多人的朝贡集团，为了能多领赏赐，虚报到了3000人； 本来王振就与瓦剌有勾结，瓦剌人冒领赏赐都是默认的；而那次不知道王振怎么回事，一反常态，叫礼部按照实际人数来赏赐，又自作主张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  瓦剌使臣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且添油加醋地做了汇报。所以也先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四路，大举攻打明朝， 也先亲自率领一支部队进攻大同。瓦剌来势汹汹，迅速的往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均失败，急忙向朝廷请求增援，而这个时候最高兴的应该莫过于王振了吧？ 他终于可以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为此他开始秘密筹谋。 朝廷排除驸马井源出兵征战，井源确实是个得力干将，迅速缓和紧张的局势； 但是没想到井源出征的第二天，明英宗朱祁镇竟然要御驾亲征，以此来吓跑瓦剌。 自然不用猜，肯定是王振的主意。 明英宗本来就对王振言听计从，王振让那个英宗以自己的曾祖父为榜样进入漠北建立赫赫战功，而英宗确实也听了王振的话，认为御驾亲征就是他建功立业、大展身手的机会。 皇帝要御驾亲征，大臣们得知以后自然是反对的，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明确言明明朝准备不够，皇帝不宜御驾亲征；其他人也是纷纷上书，带头的就是礼部尚书王直。 但可惜的是，王振是司礼监，深得皇上信任，不管王直他们如何反对，均没有作用。 明英宗亲率20万大军（有的资料说是50万），准备立刻出征；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20万大军出征自然需要大量的粮草准备，而这么多的粮草最起码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安排妥当，但王振并不懂打仗，更不懂后勤，以为人到齐了就可以打仗。 七月中旬接到边关急报，七月十七就开始出征了。明英宗出征的那一天，大同爆发了一场大战，地点是在阳和，这一站明军全军覆没。 领军大将宋瑛战死，随军太监郭敬装死逃过一劫；唯一一个逃了出来的叫石亨，大军主将。而20万大军却在王振的指挥下向大同进发。 八月一日，大军到达大同，郭敬逃了回来见到王振，并且将战事的激烈与惨败告知王振，王振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刻下令班师回朝。 大军刚到达大同，此时立即撤离还来得及。但王振的虚荣心太强，他决定带明英宗去自己的家乡蔚县看看，目的很简单，无非就是炫耀自己的荣耀，已经出人头地。 大军不得不调转方向，向蔚县出发。不过他这次的决定倒是对的，从蔚县经过，由紫荆关入京，也可以平安的到达京城。 但刚走五十里，居然突然改变原来的命令，所有部队立刻转向，回到大同，由居庸关回京。 而正因为突然的调令，让也先明白了明军的意图，五万明军中了也先两万人的埋伏，全军覆没，统帅朱勇阵亡。 虽说朱勇的五万大军全军覆没，但是仍然给明英宗争取了三天的时间，明军用三天的时间到了土木堡，只要再前进二十五里就可以到军事重镇怀来，这样大家都可以安全了。 而此时，王振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他的理由是：还有一千多辆车没有运到，大军暂不入城。而正是因为王振的这一决定，让明军失去了最后的一次脱困的机会。也先突然赶到，发动攻击，明军猝不及防，全军溃败。 但因为明军毕竟人数众多，趁机竭诚紧密队形，挖掘深壕，打算长期作战。也先突然派出使臣要和谈，王振非常的高兴，也先也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部队后退。 兵部尚书邝埜熟悉兵法，深知这是也先的阴谋，断不可轻信；王振做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愚蠢的决定：大军立刻越出壕沟，马上转移。 固然不出邝埜所料，大军仅仅出发三里，原先消失的也先部队直接出现了，经过长途奔波，再加上王振来回的折腾，二十万大军士气全无，一时间彻底的崩溃了，四处逃散。 此时不管是士兵还是状元及第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逃跑。四朝老臣张辅战死，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丁铉、王永和等五十多人全被杀。 可以说数十年的积累，数十年的人才，全部毁于一旦，死得窝囊。护卫将军樊忠在乱军中拼杀，他甚至这一切都是因为王振，终于让他在乱军中找到了王振，直接用手中的铁锤锤烂了他的脑袋。 结语 在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御驾亲征，而最终被俘；王振也死在了战场上，这场“闹剧”也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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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白衣钱子 > 《明朝[1636——16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