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考古】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 ——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

林向 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2021-05-13 20:00 发表于云南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gyOTYxOQ==&mid=2247513413&idx=1&sn=2dc5cb2c6bb02cda9317171ef1ca4bb9&chksm=e94a6fd9de3de6cf8921106b8b693ddd8c4bd189437a0cee87fe247c9e7c5f1d10d2d049c143&scene=27

【作者简介】林向，四川大学教授。

    殷墟卜辞中的，自孙诒让于1904年《契文举例》(下)释为“蜀”字以来，八十年诸家大都从而无疑。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另释为“”，台湾李孝定1965年《甲骨文字集释》按语道:“陈氐释非是，字不从，且此从目乃象头形，非眼目，字与义无涉，又作乃形声字，与此象形者有别也。”蜀字可定，此乃商代方国地名，但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则各说不一，主要意见有:第一，在鲁:“自今之(山东)泰安南至汶上皆蜀疆土”;第二、晋西南;“故城在今(山西)新绛西”;第三、“在河曲西南”;第四“当在今陕南或四川境”;第五、“初居川西高原后入成都平原”;第六、“在汉水上游，只是到西周时期，才转移到成都平原”;第七、蜀非自称，也非一族，只是商周王室及其卜人集团对这一大片“华阳之地”的称呼，近年来，成都平原发现的一系列商代遗存，其中以广汉三星堆遗址最为重要，为我们进一步标定蜀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的证据。现在可以这样说:殷墟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蜀应该是殷商的西土外服方国。今试申此说。

一、三星堆考古的历史信息

    广汉三星堆遗址群包括已发掘了的真武宫(1934年)、月亮湾(1963年)、三星堆(1980-1986年)、西泉坎(1983-1985年)，以及经过勘察的东岳庙、青龙包、横梁子、马屁股、狮子闹、洪水碾等地点，范围在6平方公里以上。近半个多世纪来，经过多少中外学者、考古工作者前赴后继的辛勤耕耘，一座宏伟的夏商周时期的古文明城邑终于从成都平原肥沃的土地下涌现出来，摆在廿世纪八十年代的世人眼前，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各阶层群众的注视。英国《独立报》报导说:“从中国西南传出的消息，那里的考古发现可能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可算这种舆情的代表。三星堆考古所提供的信息量是庞大的、多方位的，还在逐步开发。迄今为止，笔者所能接受到的可简述如下:

    三星堆遗址的地层堆积最厚的可达2.50米。上面叠压着很薄的、零星的晚期地层:从现代、明清、唐宋、汉代到东周;中间有的部位有厚20-50厘米纯净淤泥，底部出过一柄长24厘米的柳叶形铜剑;下面是早期的文化层。根据层位关系与遗迹遗物的类型学分析，可分为四期，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被称为“三星堆文化”。

    第一期:陶器种类单调，以泥质灰陶平底器为主，有罐、盆、缸等，也有镂空圈足豆，没有小平底与三足器，纹饰有细绳纹、平行划纹与锥刺纹。遗迹不多，有小型的圆形与长方形房址。属于龙山时代的文化面貌，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约在距今4700-4500年间。

    第二期:文化面貌突变，陶器种类增多，变为以夹砂褐陶为主，典型器物群开始出现，如小平底罐、高把豆、空足盉，高领罐、瓶形杯、鸟头把勺等，绳纹变粗，出现戮印的圆圈纹、菱形纹、人字纹等。重要遗迹有木骨泥墙长方形地面房址(如F2、 F15等)，儿童屈肢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M4)，有迹象表明“城墙”基址属于此层。虽然与第一期之间似有缺环，但沿袭的器物不少(如镂孔圈足豆，平底罐等)，有明显的过渡期特征，含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年代的上限据测定距今约4000年左右。

    第三期:陶器种类繁多，类砂褐陶占85%，典型器物组合与第二期同，新出现圈足簋、三足形炊器、高领小平底大罐(即“三星堆式大罐”、长疟壶、平底觚、尖底盏等，豆把多样，有麻花形，竹节形、纺锭形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出现云雷纹、米粒纹、网格纹等，还有刻划的文宇符号。有镂孔的漆木器，发达的陶塑造型制品，尊形或孟形的坩锅，玉礼器等。重要遗迹有榫卯屋架带隔墙的大房址(单边墙长残30米);出土精美的金、铜、玉，象牙等稀世珍宝的一号祭祀坑也属于本期的后段。这是三星堆文化高度发展的典型阶段。目前尚未公布测定年代，据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商式罍、尊等铜器分析，年代不会早于殷墟文化的第一期，可能与商王武丁在位年代相当或稍后。

    第四期:继续发展，夹砂褐陶上升到占90%，出现黑皮陶，器物组合基本不变，而尖底器(杯、盏、罐、钵等)与竹节把豆增多，小平底罐与盉体形变矮。二号祭祀坑大概属于本期的前段，出土的金、铜、玉、象牙珍品，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异彩，该坑的测定年代未公布，而从出土与殷墟妇好墓相同铜圆尊;铜面像与沣西出土及国外收藏的西周玉饰面像来看，本期年代的上限不会超过殷墟文化第三期，其下限据测定据今3000年，约当西周灭殷前后。

    总之，三星堆文化源远流长，溯源可至距今5000年左右，历夏、商、周而不衰，最繁盛的时代约相当于商王武丁至周武王灭封前后。我们曾经指出:成都指挥街遗址把三星堆文化与学术界已经公认的战国秦汉间的“巴蜀文化”相衔接起来了。该遗址下文化层分早、晚两期:早期有与三星堆第四期相同的小平底器、高把豆、盉等，都以夹底器、黑皮陶为主，开始出现与巴蜀文化相同的圜底器，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出现与战国早期墓葬相似的大口浅腹釜、器盖形豆、釜形鼎等，年代相当春秋。所以，可以把三星堆文化第二、三、四期与指挥街早、晚两期串连起来，加上成都平原其它商周遗址，共分五期，合称为“早期蜀文化”，即:I期:夏商间;II期:殷商;III期:殷末周初;IV期:西周;V期:春秋。

    三星堆遗址还告诉我们:成都平原在商代已经形成巨大的城邑，三星堆有2200 x1600米见方的厚逾10米的堆土墙体围护的城邑。城内住着上层人物，墓址叠压，建筑栉比，有面积约10余平方米的木骨泥屋，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的梁架厅堂，这些建筑物间出土大量的饮食器、漆器、玉器、礼器与乐器，陶塑制品有猪、绵羊、水牛、虎、鸮、杜鹃、象、蟾蜍等等高级消费品，还有双手反绑，双腿跪坐，头颅被砍的人牲石像。在南城墙外数十米处，则是神巫们举行“燔”、“燎”、“沉”、“埋”，郊祀的宗教活动圣地。祭祀埋藏坑中出土成吨的青铜器，包括巨大神像，人像，神树和多种礼仪器，罕见的黄金权杖、金面罩、金箔展示出三星堆遗址高度发展的工艺技巧和完善的原始宗教仪式。加上陶器上发现的刻划文字符号:等等。雄辩地证明早期蜀文化在四千年前已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城市、冶金和文字。

    三星堆遗址并不是孤立在黑暗野蛮中一朵文明火花，而有着较广阔的地域分布。首先在成都平原上有许多密集的商周遗址，如有名的新都(原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等等。在成都西郊以十二桥为中心，包括抚琴小区、方池街、青羊宫、岷山饭店、指挥街等等又是一处商周时期的聚邑中心。十二桥遗址揭露出密集的建筑群，有建在水滨的干栏式茅茨长屋，也有地梁栽柱榫卯抬梁的大型宫殿，文化面貌属于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左右。成都北郊羊子山三级土台建筑，边长103米见方，高10米以上，用土量约7万立方米，是国内所见先秦时期最大的祭坛，相当于三星堆文化第四期。所以，我们认为早期蜀文化分布地域是以广汉——成都为轴心的。其次在成都平原的四周，如雅安沙溪、阆中城郊、汉源背后山等都发现大范围的遗址。再者，在湖北宜昌地区如中堡岛、白庙、红花套，向家沱、路家河等地也发现三星堆文化的鸟头把勺、高把豆等。在陕西宝鸡的国墓地、陕南城固等地铜器窖藏中都曾出土与三星堆文化的铜器和陶器等相同的文化因素。

    综上所述，早蜀文化是这样一支与殷商文化并存、高度发展、源远流长、分布广阔的古文明，是不可能不与殷商文化发生关系，更不可能不载入我国古老的典籍——甲骨刻辞之中的。1934年7月，郭沫若在日本看到葛维汉、林名均等在广汉三星堆附近真武宫的发掘资料后，写信道:“汉州(广汉)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硅等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之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这确为真知灼见。可惜当时限于资料，许多学者对殷墟卜辞中的“蜀”是否在四川持否定态度。郭沫若本人原来也曾一度把“蜀”说成是“乃殷西北之敌”。但半个多世纪来已为愈来愈多的地下证据所证实;殷墟卜辞中的“蜀”确与三星堆文化有关。

二、殷墟卜辞中的蜀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殷墟卜辞记载的蜀的有关情况。殷墟甲骨文字中的“蜀”，原据董作宾统计有11字条，近来日本岛邦男统计了两个数字，31与42字条，除去重复与不能属读者外，共有10种不同的记载:

    (一)蜀受年

    贞，属不其受年

    王占曰蜀其受年(乙6422)(一期)

    (二)蜀

    …蜀…(乙7194)(一期)

    (按:“”上“止”不清)

    (三)征蜀

寅卜，，王供人正蜀

    (按:正上“口”残)(后下.27.7)(一期)

    (四)于蜀

    丁卯卜，贞，王缶于蜀，二月(后上、9.7)(一期)

    (五)至蜀

    癸酉卜，我贞，至蜀亡祸(京3004)(一期)

    (六)至蜀有事

    丁卯卜，共贞，至蜀我又(有)事(前8.38)(一期)

    (七)蜀御

    …蜀御…(龟2.30.6 )(一期)

    (八)蜀射

    …蜀射三百…(龟2.3.8)(一期)

    (九)在蜀

    癸已卜，贞旬，在蜀(库1110)(四期)

    (十)示蜀

    庚申卜，母庚示蜀，不用(南明613)(四期)

    由这些卜辞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由卜辞中蜀的出现的频率可知在武丁时期商蜀交道很多，这与三星堆文化第三期最发达有关。武丁时蜀地尚未平服，不仅要派兵征伐“王供人正蜀”，而且还要在蜀地打缶缶的反叛，“缶于蜀”，即敦，有达伐之意，王国维在《不榖敦盖铭考释》文中道:“”皆迫也，伐也，者敦之异文”。缶或为人名如“缶不其获犬，十月”(前3.33.4)，或是方国名，如“乎多巨缶”(乙2000),缶国之君长也称缶，缶被商征服后，时来朝见商王，如“缶其来见王，一月”(缀301)。缶蜀必相近，陈梦家考释:缶即陶，陶城在今山西永济一带，当在商与蜀之间。故缶人或缶国之君陶到蜀地受伐，也许是蜀，缶曾联合抗商，而共同招致被征伐。

    第二，武丁征服蜀之后，有交好的一面，时到蜀地举行祀典“至蜀有事”;还有“蜀御”，可能是在蜀地行攘除灾祸的“御祭”。《说文》:“御，祀也”，武丁时有“大御自上甲”(后下6.12);据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谈》是攘除灾祸之祭。到了武乙、文丁时(甲骨第四期)还卜问是否在蜀地设置母庚的神主，“母庚示蜀”，蜀要为商王室的祭祀服役。要提供兵役，如“蜀射三百”。射是军伍名称，陈梦家释“三百射”时说“殷代师旅似以百人为一小队，三百人为一大队”，管理这些各方国派来服“射”兵役的官员是“多射”或迳称“射”。

    第三，蜀是商王朝重要的农业区之一。蜀的年成好坏影响甚大，所以要卜问“受年”，受乃收入，年乃年成，《谷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蜀地农业之盛可见《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传说:“西南黑水之间，有广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种”。蜀杜宇氏被尊为农神，《华阳国志·蜀志》:“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仅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三星堆遗址与杜宇氐有密切关系，遗址中红烧土里有许多禾本植物茎叶印痕，一件陶豆圈足上有一圈麦穗(?)花纹，以及大量的酒器，高度发达的酒文化，无不反映当时当地农业的高度发展，被商王视为重要农业区是有充分条件的。所以，蜀地是否受灾也为商王室所关切，要卜问会不会“蜀”，即宅，《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它或从虫。”此处借为灾害之义。卜辞常有“不”(外302) , “有”(丙82)、“禾，(粹八)等，郭沫若说:“此乃禾稼受害，卜问是否神袛为崇也”。杜宇末世蜀地大洪灾，《蜀王本纪》说“若尧之洪水”，杜宇被迫下台，被荆人鳌令接管政权，反映蜀国农业对水利的依赖，三星堆遗址中间的淤泥层宣告当地城邑早蜀文化的衰落，似乎是“蜀”的注释。

    第四，综观殷墟卜辞，蜀始终不曾是商王朝的主要交战国，既不像土方、卯方、鬼方、羌方等那样频繁地遭受商王朝的征伐与掳掠;也不参加商王朝对其它方国的征战，如沚曾参加商对土、邛、羌、龙、印等诸方国的征讨;而雀参加的征讨活动更多有亘、羌等十四个方国。可见，蜀既不能构成对商王朝的重大威胁，也和商王畿周围的世仇之国没有什么大的利害关系(与缶例外)，是蜀的势力过弱吗?!从三星堆遗址看当然不是，早期的蜀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那末只有一个答案，蜀的势力中心一定在距离殷王畿比较遥远的地方。而商王室又经常能“至蜀”、“于蜀”、“在蜀”，那末蜀的疆土必定有一部与殷商的疆界接壤。

    要之，殷商卜辞中的蜀应该是殷商强大、遥远而又接邻的方国，是重要的农业区，在武丁后世关系最为密切，根据这样的条件来分析这“蜀”正是指的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早蜀文化的地域。

三、蜀为商之西土

    我们若从殷墟卜辞地名间的关系，可以推知蜀在殷王畿西南。日本岛邦男分析了卜辞中已知行程与方向的105个地名，发现蜀与相近，如同版卜辞“贞，蜀受年贞，不其受年贞，蜀不其受年”(乙4518)。而在由商去召方的路上，召方乃周公召的采邑召城，今陕西雍城东，故知致在殷之西，河曲附近。库981同版卜辞载癸已在蜀，癸亥在，两者为三旬路程，第二个癸卯人商，则蜀至商为十旬路程而另据库993、库1110则从至蜀为六旬。即这个蜀在商西约十旬至十三旬路程，按《诗·六月》毛传:“师日行卅里”计，两地相距约在三千至三千九百之间，所以岛邦男在其地图上把蜀标在河曲以西，为已知相互关系的105个地名中最为西南的边缘，其外乃一片空白，是有道理的。再从上文所引殷尝敦缶于蜀来看，陈梦家认为缶即陶，陶城在今山西永济。(按:另有一说缶即褒，在陕南)也指明蜀在商西南无疑。据此，这个蜀，也即商王室能经常往来逗留的蜀地，当在今陕南或其附近地方才是。

    陕南成固铜器群的出土，为这种推断提供了地下证据。1955年——1981年间在汉水支流湑河下游约7公里的范围内共出土商代窖藏铜器达530余件。其年代自商代早期偏晚(二里岗至殷墟一期)至商周之际。这些铜器可分为两组。属于殷商文化的器物有:分档鼎、、圆尊、方罍、簋、曲内戈、中胡戈、长胡戈、弧刃直内钺等。属于早蜀文化的有青铜面具，铺首形器，三角援直内戈，圆刃空首钺，直口双耳罐等。出土的少量陶器中:灰陶大口尊属于殷商文化，而尖底罐则属于早蜀文化。由于三星堆文化同类器都早于或等于成固铜器群，证明蜀文化南下之说无据，那末两种文化“泾渭分明”地共存，正说明陕南乃是商与蜀接壤，两种文化交错共存的边缘地区。就蜀而言陕南乃其北境，就商而言陕南则为其西土也。

    而且蜀的一部还有可能分布到渭河一带。商末“十祀征人方”过去以为是帝辛，人方在淮，淮在殷东，故认为殷封东征而亡。李学勤作了重新研究，认为征人方乃帝乙而非帝辛，所经地点“均在晋陕交界的黄河西岸”，所以“人方位于地处黄河以西的渭水流域”，并考定“淮水也即褒水”。邓少琴据此重新考证《华阳国志·蜀志》首句:“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认为:“皇之与方声韵相协，是即《洛书》所称之人皇，应为十辞所载之人方，亦即古代巴人、蜀人之别称”。可为一说。笔者曾根据古今地形变化论及《禹贡》:“华阳黑水唯梁州……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人街谓、乱于河。”指出夏商时蜀人可能从嘉陵江水系经广元、宁强间的七盘关入汉水，到汉中后，再由南郑郡县间的褒斜道与渭、黄相通。晋人常璩曾说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庵峨蟠”，又说杜宇“以褒斜为前门”(《华阳国·蜀志》)，正是反映了蜀的北境遥至河渭的事实，所以蜀为商之西土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明确记载蜀为“西土之人”首见于《尚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庸、蜀、羌、、微、卢、彭、濮人。”蜀曾参加周武王伐封之役还可得地下证据。彭县竹瓦街窖藏出土殷商二觯分属殷族覃氏癸与殷官牧正已，可能作为战利品或周王颁赐的掳获物而为蜀带回，“正是蜀人参加伐纣之役最直接有力的物证。”蜀对周来说也是从边远来的西土“友邦冢君”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殷墟卜辞才把“四土”与商对称，如“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粹907)。而西周金文称“国”不称“土”，如保卣、宜侯矢簋、明公簋、班簋、师寰簋有“东国”，钟有“南国”，“三国”，禹鼎有“南国”、“车国”、“下国”，毛公鼎有“四国”。而《尚书》、《诗》中有些传为周初作品，则将“国”与“土”并称，如《康诰》既称“西土”、“东土”又称“东国”。《诗·崧高》“南国”、“南土”、“南邦”互称。所以《牧誓》称“西土之人”乃周初袭用殷商称“土”不称“国”的习惯叫法。可以这样说:“西土之蜀”是商人的看法。

    商人的地理概念是商王为首的中央政权直接治理的地区，称“大邑商”或“王畿”。而被征服的周围方国与部落，较近的被分封给诸妇、诸子或功臣，较远的则由原来的方国或部落首领继续治理，要接受商王的封号，承认其共主地位，并承担为商王朝戌地，征伐、进贡、纳税、服役等五项义务。上述殷墟卜辞载:蜀要为商王朝提供“射三百”、设神主、行“御”祀等指定服役，应该属于邦方外服的范畴，属于最外围的“四土”之一。李学勤在研究了湖北盘龙城商代遗址后说:“从现有材料来看，商朝的四土非常广衮辽阔，”北土“在长城以北约三百公里”，东土“到滨海的海阳等地”，南土“已经越(长)江，到了洞庭以南”，那末西土呢?!他没有说。笔者认为至少要包括“华阳之地”，甚至西南直至成都平原。所以早蜀文化遗址中会出土如此众多的殷商文化的产物。

四、蜀为周初西南强国

    蜀作为西土诸侯参加周的灭殷联盟，取得了成功，是周初西南方国中的强者，被周人视为西土方国的表率。1972年再发现的《班簋》有长铭一百九十余字，内有“作四方望，秉、䋣、蜀、巢”句。据郭沫若研究应订为成王时器(一般以为穆王器)，释道:“'作四方望’言为天下之表率。”“秉䋣蜀单”:四国名，以四国表示四方。秉殆假为彭城的彭，在今江苏北部;遭渊一名䋣渊，因䋣水得名，在今河北境内;蜀即西蜀，在今四川;巢即南巢，在今安徽南部。这样的四国就代表东北西南四方。在这个范围内，大抵上就是周初的天下。”

    周初蜀的强大，还表现在势力已及到周王畿的渭滨，今陕西宝鸡地区，紧逼着周人发祥之地的周原。1974—1981年在宝鸡纸坊关、竹圆沟、茹家庄发掘的国墓地透露出这方面的消息。国是西周畿内的重要方国，它与西周畿内的显要方国矢国、丰国、国都有密切关系，还与王室重臣井伯或井叔联姻。这批发掘材料包括墓葬27座，车马坑2座，马坑4座，从周武王起到周穆王时代的四世奂伯之墓。其时代晚于三星堆文化，而与水观音晚期墓葬及指挥街早期文化相当，即与早蜀文化第IV期同时。墓地的出土物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文化面貌，即有三种文化因素并存:以尖底陶罐、尖底铜罐、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早蜀文化因素;以马鞍形双耳罐为代表的寺洼安国类型文化因素和典型的周文化因素。但又不是“三足鼎立”，而是以早蜀文化为主流，接受周文化的熏陶，和沾染了地方性的寺洼安国类型文化。墓葬的青铜礼器已经合乎规范的周文化，如以鼎、簋为主的食器和以尊、卣为主的酒器，或加上以鋴、编钟为主的乐器相组合，多寡等级有差，也有仅出少量铜兵器的小墓，反映出按照西周文化严格的宗法等级制进行埋葬的特点。但青铜兵器的情况则不同，共出土铜兵器198件，其中凡用于实战的或者礼仪用的(如明器)的兵器:戈、剑、斧、矛、钺等都属蜀式兵器，而属于周式兵器的勾兵(有胡长援戈)则居于从属地位。陶器的倾向更明显，其能复原成形陶器约一百余件，可分为三组:甲组是属于周文化的鬲、罐、豆、数量甚微，完全处于从属地位;乙组是寺洼安国类型文化的马鞍形双耳罐、单鋬双联罐为代表;丙组以早蜀文化的尖底罐、尖底钵和一种具有地方个性的圆肩球腹平底罐为代表，是国墓地陶器的主流。尤其醒目的是蜀式尖底罐的显赫地位，制作精细的尖底陶罐是作为一种珍品与青铜礼器一起放置，或带入棺内和玉器、佩饰一道贴身放置的，有的还有同样式样的尖底铜罐随葬。在遗址里尖底陶罐的残片大量存在，是一种当地广泛流行的实用生活器皿，茹家庄遗址的灰坑中还出土尖底钵。这些尖底罐与尖底钵都明显地晚于三星堆文化的尖底器。而和水观音晚期墓葬及指挥街遗址早期出土的同类器物一样。国文化中明显占优势的早蜀文化因素是不能用外部传播与接受来解释的，当然是与蜀人势力直接抵达渭滨，蜀文化圈在此与周文化圈相重叠有关。过去我们曾指出:“周原卜辞中的“蜀”乃是周人用象形造字法描述的以蛇、虫、鱼圈腾为徽记的纵目人。而国的“”也应该是周人描述的从鱼为图腾记的部落。《山海经·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面而鱼身，无足。”《魏略》:“西戎传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禄福，或在湃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冉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亦此种“虫类而处中国”者也。与蜀同源，当然有相同的民族文化，不过作为氐类一支的人深入周王畿之内，其同化程度当然要深于西蜀。我们曾指出:蜀非一族一国，而是一个分布在“华阳之地”庞大的部族群落，其各自因时因地与中原夏、商、周王朝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人北上建国周畿早早同化，穆王之后即消声匿迹。而相对独立与中原并行发展进入文明地带的恐怕只有成都平原的诸蜀部落了。

    蜀的强大在周人谋灭商时，对周来说是好事，而一旦商灭建周时就会变成周的麻烦。果然在周与蜀等联军攻灭殷商后的第36天，周人就向盟军开火了。《逸周书·世系解》载:“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庚子，陈本命伐宕、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已，陈本命新荒(自)蜀、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方，禽御八百有三十(百?)两，告馘俘”云云。庚子伐蜀，乙已自蜀至，前后才6天，这个蜀只能是在牧野附近，绝不可能远征西蜀的。那末，是否殷畿内另有名为“蜀”地呢，已不得而知了，笔者颇疑此“蜀”乃作为伐纣同盟军的蜀人在殷畿内的驻地。值得注意的伐后来告禽、告者馘时，提到百韦、宣方等，却不说蜀了，这大概是因为此时的周蜀矛盾还属同盟军内部的摩擦，尚未到斩尽杀绝的地步。成周之会“蜀人以文翰”来朝见周成王(《逸周书·王会解》)。同时《班簋》还在宣杨蜀为“作四方望”，可是几乎同时，在周人的庙堂里已经在策划“伐蜀”了，占卜“伐蜀”的甲骨还藏诸周原宗庙。周、蜀交恶，从此中原少有“蜀”的记载，西周之世蜀国或因川西洪灾，或因荆人取代，或因其它尚未知的原因，似乎无力问津中原，西周似乎也未曾来与这原先的西土盟国打交道。所以常璩说:“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似乎蜀国在闭关自治，与中原平行发展。这种情况一直到战国之世、秦、楚强大，巴蜀文化再度兴起，蜀与中原关系才又活跃起来。不过，这时的蜀已与过去作为商周西土诸侯的蜀不同，其盛弱不可同日而语了。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四川文物》1989年第S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您的稿件和服务意见请发往"民族学与人类学"微电子杂志服务邮箱：   [e-mail]                     

您的支持和鞭策将会是我们进步的源动力！

“民族学与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