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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以宗教精神为基础的酒文化作为殷商人审美文化特征的一个符号，把《酒诰》作为周人从这种“殷鉴”中得出的理性认识，这种转换倒不失为一个巧妙的象征，“德将无醉”的周代礼乐文化，的确从此便走向了斯文和典雅。  当繁缛神秘的殷商文化成为历史之后，取代他们的西部周人为了控制广大的东方区域，曾大封子弟为诸侯，其中周武王之弟康叔就被封到了殷墟故地，建国卫，都朝歌。按照惯例，封王趋国前，都是要接受当时主事的周公以成王名义所给予的一番训诰的，有趣的是，康王所得的训诰除一般的尚德崇孝保民的教导（《尚书·康诰》）外，还额外得了一篇特殊的诰辞，这就是《尚书·酒诰》。 《酒诰》一开始就把话说得很明白，你康叔之所以会额外得到这篇东西，就因为你所去的地方不是别处，而是殷商遗民的旧邦，所谓“明大命于妹邦”是也。妹，地名，殷商亡国之君纣所都朝歌以北之地，也是康王要去行教化的地方。而从《酒诰》全文来看，治殷民特别要注意的不是别的，竟然只有一句：勿使臣民“荒湎于酒”。 饮酒在这里已经被强调到关系邦国兴衰的程度。周人的“兴”，是因为从前周时期的周文王开始，就“约法三章”，唯祭祀方可用酒（“祀兹酒”），他当时就已经预感到酒对于凡人来说，百害而无一利，“我民用大乱丧德，则罔非酒惟行”，“小大邦用丧，则罔非酒惟辜”，百姓的昏乱失德，邦国的衰弱灭亡，其全部责任竟非酒莫属。所以周人注意戒酒，“克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夺了天下。与此相反，殷人的“衰”乃至“亡”，则是因为“荒湎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 所以，周公要求康叔到了卫国之后，要严格禁酒，如果遇到“群饮”的情况，决不能放任自流，要“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遇到诸臣“湎于酒”，虽不必杀，但要“教之”，要有此明训以享国。 《酒诰》本是周人的一篇训诰之辞，反映的是周人的文化意识。关于周文化，将是下一章的主题；而这篇诰辞，分明也让人强烈感受到殷人饮食文化的特点所在，这就是怎一个“酒”字了得。 酒器、饮酒与祭祀 酒是从农作物发酵或酿造而来的，它的出现和发达须以农作物的剩余为基础，对它的享用也须以耗用大量粮食为代价。饮酒在中国究竟始于何时，已颇难考证翔实，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有大量出土的陶盉，大汶口遗址又出现了各种兽形鬶，就其造型来看，已有可能是最早的酒器。进入夏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有各式铜爵，有平底爵、凸底爵，有的流细长，有的流短粗，则基本可断定都是温酒器或饮酒器。《世本·作》有“杜康作酒”“少康作醪酒”之说，也恰都出自夏代，应该不无缘故。这说明起码到了夏代，人工酿酒技术已经有了较大提高。 殷商时代，酿酒业更已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这从甲骨文的有关记载中已经可以得到确切的证明。陈梦家先生考订的甲骨文中的“糵”字，《说文》训“糵”为“牙米”，即发芽之米，乃酿酒中用来发酵的一种原料，类似后代的酒曲。《天工开物·酒母》有“古来曲造酒，糵造醴”之说，“醴”是一种味甜的薄酒，在甲骨文中也屡有出现，可见“糵”在殷商确已是广为用于酿酒的酒曲之物。卜辞中就多次记录有以糵造醴酒之事，而且专门设有称为“小糵臣”的司掌酿酒之官，更有甚者，有时殷王还亲临酿酒作坊，视察指导。 甲骨文中的“酒”字与“酉”字通用，像古时酿酒之器，侈口，便于进料；敛颈，可减少酒气外溢；大腹，可增加容量；尖底，便于半埋入地中。《说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酎酒”即经过两次以至多次复酿的醇酒，细审其意，“酉”字犹存酿酒、制酒之义；“酉”字用作“酒”义就是由制酒器引申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醴”与“酒”总是分别叙述，互不相混，最大的可能就是与后代一样，在殷商酒与醴也是用不同的方法酿造、有不同的味道的。若依上述“曲造酒，糵造醴”之说，这种“酒”“醴”的分别，也许正暗示了殷人已经发明了用曲酿酒的先进方法。近年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块重达8.5公斤的酒曲，为这种推测更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明。 此外，卜辞中还有一酒名曰“鬯”。据后代周文献可知，鬯乃是用黑黍酿成的一种特殊的香酒，这种酒若再与郁金香草所煮的汁水调和，更成一种气味芬芳的酒称“郁鬯”。鬯和郁鬯是殷周时期最高级的酒，多用以祭神，也用于帝王赏赐臣僚，毛公鼎、大盂鼎就都有“赐鬯”的记载。“鬯”在卜辞中的出现，也说明了殷商酿酒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与其酿酒业的繁荣相呼应，殷商时代的用酒之多、饮酒之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从殷商遗址大量出土的酒器上就可见一斑。如前所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是极其发达的，而在其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中，酒器占了一半以上的比重，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各种酒器已完全配套，有罍（酿酒器）、壶（贮酒器）、尊（贮酒而备斟之器）、卣（盛鬯备移送之器，彩图29）、盉和斝（均为温酒器）、爵、觚和觯（均为饮酒器，爵兼温酒，觚兼烫酒）、斗（斟酒器），可谓应有尽有。由此不难想见当年殷商人对酒特殊的钟爱和嗜好。 不过，如果仅仅把饮酒当作殷商人一般的口福之乐，这似乎就过于简单化了，周人如此忌讳殷商人的饮酒，甚至到发现聚众饮酒就“杀无赦”的地步，也不是单纯用反对安逸享乐就能解释通的。从上述出土的青铜酒器来看，它们大都做工精细，通体饰有神秘、威严的饕餮之类的兽面纹，无疑多是被用做礼器的。也就是说，酒在殷商人的生活中，显然还有着更为郑重的地位。 其实，酒的这种郑重地位在周人的《酒诰》中已经泄露出来了，这就是“祀兹酒”。殷商人何尝不是用酒来享神通神的呢，只不过所享所通的不是周人的神而是殷人的神罢了。一句话，饮酒之风的盛行，正也是殷人崇事祖神宗教精神的一种体现。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饮用之物，其馨香、致醉、令人迷狂的效力，与神秘的宗教精神正有着天然的契合。可以想象，在祭神求福的仪式上，在巫祝施行法术的过程中，酒可助人进入一种想象、幻觉的状态，促人达到一种极度虔诚、痴迷的精神境界，从而笃信已经神灵附体，已经与神沟通。这或许就是酒从发现起就首先与巫术祭祀活动连在一起的缘故了。 ［丙］辰卜：羽（翌）丁巳，先用三牢、羌于（与）酉（酒）？用。（《佚》199） 《佚》文卜问的是在举行祭祀时是否先用三牢、羌与酒为祭品以享神，占辞称“用”；《甲》文中的“登鬯”即以鬯酒进献之义，祭祀的对象就是殷人的先王祖乙；《前》文中的“弹”当读为“墠”，是一种在郊外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大典，其中提到“百鬯”“百牛”，可见其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周人所严厉指斥的所谓殷人的“荒湎于酒”，其潜台词是不是也包含了反对殷人崇事自己的上帝和祖宗呢？从当时周人极力要排斥殷人宗教文化的需要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殷人的“酒神精神” 当然，酒也使人放纵、无礼、无畏。正如上述歌乐舞蹈娱神也娱人，人们在用酒祭神祭祖的同时，自己也陶醉在酒的浓郁滋味中，“飘飘欲仙”；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饮酒作乐，放荡不羁。《酒诰》称殷纣王“纵淫泆”，“不惟（思）自息乃逸”，甚至到了“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的地步；《史记·殷本纪》更载他“大冣（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虽只是殷商王室纵酒狂欢的一种极端表现，但也多少折射出殷人嗜酒之风的某种状态。 现在看来，殷商审美文化的神秘色彩，包括关于至上神的系统传说、丰富的想象故事，还有狂热甚至野蛮的巫风习俗，都与这种类似于希腊酒神崇拜的纵酒狂放所造就的精神状态不无关系。与此同时，酒也强化了人们对味觉享受的快感体验，这就为后来“美”与“味”的联姻作了铺垫。这只要从凡以“酉”为部首的字均与美感有关，诸如酣畅、醇美、沉醉等等，就不难看出酒文化在审美文化发展史上曾经发挥的特殊效应。 然而，殷人却为酒付出了亡国的代价，起码周人的《酒诰》是这么说的。不用说，这只能算是一面之词，殷商亡国的因素决不会如此简单。不过，如果把以宗教精神为基础的酒文化作为殷商人审美文化特征的一个符号，把《酒诰》作为周人从这种“殷鉴”中得出的理性认识，这种转换倒不失为一个巧妙的象征，“德将无醉”的周代礼乐文化，的确从此便走向了斯文和典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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