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宁：李心传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编纂

作为一部私修当代史名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自成书以来即颇受关注，清代学者认为其“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是一部“宏博而有典要”的著作，诚为确评。当代学者更是从著述经过、版本流传、史料采撰、注文特点等方面对其史学价值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得出了不少重要的认识。不过，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来看，仍有几个问题有待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一是李心传撰著此书的根本目的和动机何在?除了家学渊源的影响外，还有哪些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是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其在体例设置上有何显著的特色?对于以往编年体史书的优点有何承继和发展?与当时的学术风尚和编纂旨趣有何内在关联?三是作为一名心忧天下、有着深沉历史责任感的史家，撰者对于时弊有何深刻的洞察?提出了哪些重要的历史见解?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上述问题试作探研，以就正于方家。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非为己之学”:李心传的撰史旨趣与动机

当代史撰著的兴盛，是南宋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受历史剧变的刺激，史家往往迸发出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进而成为推动其矢志修史的内在动力。这一点，既反映出中国自古以来史学发展的重要传统，更是南宋史学时代精神之重要体现。而综观这一时期私家修史的情况，史家大多秉持总结北宋亡国之训、反思南宋中兴之策的思想宗旨。如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明言效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例，专载治平以后之“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则是“伤感时事，忠愤所激”，意在“自成一家之书”，“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相较于这两位大约同时期的史家，李心传借修史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世人的思想，显得更为突出。

由于《要录》原书已佚，今本乃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重为编次而成，开篇并无撰者自序或他序，但通过现存《宋史》李心传本传及其所撰其他著述，我们仍可窥得其撰史的主要旨趣和动机。据李心传本人回忆，其“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邸，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副，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才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可以明显看出，少时得以跟随父亲李舜臣遍览皇家藏书和获悉士人论述的经历，无疑为其后来执笔修史提供了重要条件。而且，李舜臣贯通古今的渊博学识，“慨然有志于天下”的入世精神，以史垂鉴的撰史思想，力主抗金、兴复宋室的志向以及直言敢谏的性格，均对少时的李心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其成年以后，面对历史剧变及其对本朝国史纂修的影响和冲击，李心传遂自觉地肩负起执笔操简的重任。李心传关于宋室南渡以后史事“郁而未彰”、“往往失坠”的“忧虑”心情，与西汉时期司马氏父子担心汉兴以来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失载而“废天下之史文”的“忧惧”之思，可谓颇有相通之处，虽然各自所处时代背景有差，但志存信史的思想是一致的。

作为一名密切关心时势的史家，除了志存信史，做到“善恶是非不至差误”之外，李心传还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借修史表达出自己对两宋之际历史治乱兴衰之迹的看法，谈出自己有关中兴宋室的“一家之言”。史载:

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馑，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赍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潜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谒盛矣;珍玩之献，罕闻却绝，则包苴行矣;鲠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旱。愿亟降罪己之诏，修六事以回天心。

从这段李心传向宋理宗的谏言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其强烈冀望君上“扫除乱政，与民更始”的拳拳臣子之心。面对当时朝廷上下不思振作、偏安苟世的现状，李心传直言敢谏，勇于提出“节政”、“安民”，反对大兴土木、骄奢淫逸，退谗夫、远小人诸项切中时弊的良策，不惜犯君之颜，发出“民怨于内，敌逼于外，事穷势迫，何所不至”的强烈呼声。然而，曲高和寡，事与愿违，李心传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因言罢官。这里只要联系一下李氏一生在仕途上的坎坷经历，细加品味即可发现，其晚年闭户著书，恰恰是要借修史来抒发内心郁结之情，讲出对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看法。司马迁所总结的关于孔子、屈原、左丘明等前代先贤“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的撰述旨趣，若放置李心传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撰述当代史，时忌颇多，往往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尤其是南宋立国之初，秦桧为相，专领史院，对于私家野史钳制甚严，文狱履兴，李光即因作《小史》一书而备受打压，举家“尽就流窜”。在这种严酷的文化氛围下，李心传也一度出于保身而“矍然而止”，也曾因“铅椠纷然，事遂中辍”。然其自始至终不忘修史之志，坚持写出了《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等著作，正如其所言:“此非为己之书……不忍弃也。”他之所以不畏艰辛，执著于本朝史的纂修，并非仅仅出于对“名山事业”的向往，而是更多地将修史视为表达个人独立历史见解和政治主张的重要途径，进而达到启发、警醒和激励时人投身宋室中兴大业的目的。这一作法，既是南宋史家撰史旨趣的深刻体现，也是整个士大夫群体之历史忧患意识和“学以经世”思想的一个缩影。

“言事相兼”、“褒贬自现”的编撰特点

编年体作为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之一，在两宋时期备受史家重视，大放异彩，既有《资治通鉴》这样规模宏大的总结性成果问世，也不乏《要录》一类专载一朝或某一时期史事的优秀史著。就编纂体例而言，较之同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汇编》二书，《要录》采撰更为精审，叙事更加凝练，较好地承继了以往编年体史书编纂的传统与方法，既记言又兼纪重要史事之始末，颇有《左传》之遗风。

如全书虽专记南宋高宗一朝史事，却以赵构以康王身份出任兵马大元帅开篇，将建炎元年五月前之宋金和战、京都失陷、二帝播迁之事，一一细作交代，其深刻用意在于烘托出北宋亡国、宗室南渡、南宋建立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为下文重点叙述高宗开国一朝史事作重要铺垫，即如李心传所言:“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这种追叙的手法，与《左传》于僖公二十三年集中记载晋文公即位前十九年的流亡经历，颇为相似，均以“备其始末”的方式，交代出重要历史人物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的主要经历和所面临的重要历史契机。

另撰者在各条史事之下，往往以极精炼的文字描述重要人物之生平事迹、皇朝之创始由来、重大战役之始末经过、重要典制之创置沿革等，较好地弥补了编年体史书将史事分散系以年月、难以观其全貌的局限性。如开篇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正月辛卯朔“兵马大元帅康王军行次阳谷县”条下载:“王名构，字德基，道君皇帝第九子，母曰韦贤妃。大观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东京大内之宫中，红光照室。八月丁巳，赐名，拜定武军节度使检讨太尉，封蜀国公。二年正月庚申，徙镇海军节度使开封仪同三司，封广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拜太保遂安庆源军节度使，进封康王。识明强记，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短短百余字，即简明扼要地写出了高宗自出生以至得封康王的经历、文韬武略情况及在与金议和中所扮之重要角色。而在议和一事条目中又对金国之创始附作介绍:“金国者，在辽之东北，盖古肃慎氏之地。其国在汉称伊抡，南北之间称和奇，隋、唐称默尔赫，至五代始称女真。祖宗时，尝通中国，后臣属于辽。建中靖国元年，辽海滨王耶律禧立，号天祚皇帝，立十五年，女真完颜旻始叛。”同样以不多的篇幅讲出了金国之源始、所处地理位置、在各个历史时期之称谓、女真族之由来、与辽之关系等内容，言简意赅，读来毫无冗繁拖沓之感。

另如绍兴元年冬十月已亥，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大败金军于和尚原一役，李心传并未囿于编年体因时系事之限制，而是于此事目下，用精炼的文字交代出此役的主要经过:“初，金陕西都统洛索死，完颜宗弼遂会诸道及女真兵，合数万人，谋入犯。宣抚处置使张浚命玠先据凤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于宝鸡县，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秦凤兵马都钤辖璘率统制官雷仲等，选劲弓强弩与战，分番迭射，号驻队，矢接发不绝，且繁密如雨，敌稍却，则以奇兵邀击，绝其粮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宗弼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得其麾盖。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是也。”全段文字不足二百字，却将整场战役的激烈场面，吴玠、吴璘兄弟的英勇果敢，以及金军的溃败之象，细致生动地展现出来，尤其是“仅以身免，得其麾盖”八个字，更是颇为传神，形象地刻画出了金军统帅金兀术狼狈逃窜的窘相，愈加凸显出吴氏兄弟的卓著战功。

不仅如此，李心传还进一步追叙了吴玠自起师抗金以来的主要事迹，讲出了其会同董先、董震诸将败金人于洛水，进而“遣使诣宣抚司伐其功”，请授“河东陕西经制使印”，“且求饷其军”等绍兴元年挟抗金之功，奏请朝廷支援的历史事实，从而做到与前载和尚原一役前后相续，使得吴玠之抗金形象愈加丰满。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心传在记载历史时重视“备其始末”的作法，除了承继《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的编纂特点外，还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自南北朝以后，关于编年、纪传二体之优劣得失，一直是史家争论的重要问题，虽见解各殊，但对于二者在纪事方面或“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或“多阙载、多逸文”，难以察其始末的通病，却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以至唐后期以后，有关“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的呼声日高，而反映在历史编纂领域，便是纪事的特点愈受关注，逐渐“提出了史书编撰体裁上的新课题”。及至两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为突出纪事之完整性，往往于重要历史人物卒年之后概述其生平事迹。而比李心传时代稍早的袁枢，更是本着“区别其事而贯通之”的原则改编光书，创立了纪事本末体，从而在广大史家群体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此后，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踵继之作先后问世。以此来看，《要录》对纪事本末体优点的借鉴，既体现出李心传的卓越史才，以及力求全面深入地表现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而成信史的修史宗旨，同时也是两宋时期历史编纂学之时代特点的集中体现。

而对于一些重要史事和历史人物，撰者虽一般不予直接评论，然往往能够巧妙地将个人见解融汇于史文之中，从而在历史叙事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对于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岳飞赐死大理寺”一事，书中记曰:“飞死年三十九。初，狱之成也，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对于岳飞的受冤遇害，李心传并未直抒胸臆，而是借助韩世忠质问秦桧一事自然道出了“天下冤之”所由来。文末对岳飞知人善任、保国安民形象的刻画，更是与此前秦桧以“莫须有”之由任意罗织罪名的行径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文字虽然不多，读来却颇具感染力，善恶忠奸，尽收眼底。

另如对于建炎四年十一月秦桧所提出的“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的讲和之策，书中记曰:“始朝廷虽数遣使，然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盖自桧始。”同样，虽是历史叙事，却暗含着对秦桧一味求和、专权得势的不满，比起一般的评论，让人觉得更有分量。

对于易触时忌的当代史撰述而言，这种“寓论断于叙事”的手法既可明哲保身，免遭文狱，又不失彰善瘅恶、警醒时人之效。与心传大约同时代的史家郑樵有言:“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亦强调褒贬自现的叙事方式。可以看出，反对肆情褒贬、腾空议论，据事直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南宋史家在修史思想旨趣方面的相通之处，反映出其对当时过分讲求“穷理尽性”的学风弊端和史学理学化危害的清醒认识，也是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全书在编纂上的另一特色是大量使用自注，或交代史料来源、考辨史料得失，或进一步叙述重要史事之始末、典制之创置，或附载众说以广异闻等，条分缕析，赡而不冗，与正文有机融为一体。对此，以往学者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言。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对注文的灵活使用，不仅尽显撰者功力、史徳及志存信史的目标，使之“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且集中反映出在史学义理化趋向愈加显著的宋代，以记载历史和求实考信为宗旨的传统史学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重要历史事实。

针砭时弊、警醒时人的“忧世”情怀

如前所述，李心传撰著《要录》的一个重要宗旨是要讲出自己反思北宋亡国、谋划宋室中兴的“一家之言”，故而行文之间，其“忧世”情怀，随处可见，这也使得全书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尤其在揭示和总结本朝弊政方面，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

如对于绍兴四年五月丁巳，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綦崈礼谏言将原检会知湖州汪藻奉诏访求所得有关建炎巳酉三十年见史料悉数赴送史局以备纂修本朝日历一事，心传颇有异议，论曰:“自天圣以后，史官迁徙不常，中经渡江，朝廷文书，悉行委弃。藻奉诏访求甚备，未及修纂。至是崈礼取而专之，俄崈礼罢去，后十余载，《日历》始克成书，首尾不全，前后舛错，不可胜数矣!”作为一名颇具见识且有史官经历的士人，李心传深知通过撰著本朝史乃至近世史事以为鉴戒的重要性，故而对于自北宋仁宗以来及至南宋高宗一朝史官“迁徙不常”的问题深为忧虑，“取而专之”四个字更是深刻道出了对朝廷大员垄断修史大权而弃有才之士不用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导致官修日历旷日持久、错讹百出的根本原因所在。

而对于秦桧再相期间把持修史大权，讳避乃至篡改史事之劣行，书中更是多有揭露。如绍兴九年，上以“昨修《执政拜罢录》详略失中，本末差舛，诏史官重行编修”，而背后之真实原因是秦桧因其被免相而受君上斥责之事具载其中，故而奏请重修，“欲灭其迹”。另如关于纂修《徽宗实录》事，因秦桧“领史院”，为掩敏感史事，竟制订“从简约，略去细务”，不取群臣私记，以防所谓“偏见自私，言多失实”的修史条例，以至“讳避者多，故《实录》成书疏略”。所记均寥寥数语，甚至短短几个字，却极有分量，有力地刻画出了秦桧为一己之私而不惜掩灭史实的权臣形象。

在李心传看来，正是由于秦桧擅政章，“取其罢相以来一时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奏疏，或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才最终造成有关南宋开国以至绍兴十二年间所修日历、时政记等皆“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传信天下后世”的恶果，表面上直斥高宗一朝权臣垄断修史现象，背后则隐约透露出对宰相监修国史，史权过重，干预过多等积弊的批评。这也是李心传纂修《要录》虽主要参鉴《高宗日历》而又博采诸家野史笔记以补其阙、以辨其非的主要原因所在。

李心传的“忧世”情怀，还集中体现在通过详载李纲、宗泽等抗金名将之事迹，进而彰显其志在匡复宋室、实现中兴大业的决心和毅力。如建炎元年秋七月已亥，南宋立国之际，李纲谏言:“艰难之际，赋入狭而用度增广，当内自朝廷，外至监司州县，皆省冗员，以节浮费。”“上命中书省条具，至是行下。自蔡京用事，子孙皆至大官，其后宰相郑居中、刘正夫、余深、白时中诸子，悉以恩泽为待制杂学士，故纲有此请，然未及行。”，此段文字虽短，却集中体写出了李纲心忧天下、关心时事的经世情怀，志在裁撤冗官、革除弊政的勇气，以及所面临的朝廷众多世禄之臣的强大阻力。

又同年七月乙巳，“(高宗)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为避敌之计，来春还阙。……时执政黄潜善、汪伯彦皆欲奉上幸东南，故有是诏。李纲留身，因极论其不可。”并依次列出“金人乘间以扰关辅”、“盗贼且将蜂起”、“江之险不如河，而南人轻脆，遇敌则溃”诸条理由，进而提出“当暂幸襄、邓，以系天下之心”的重要建议。“上乃收还巡幸东南手诏，令纲与执政议之。”集中写出了李纲的直言敢谏，甚至不惜犯君之颜，与黄潜善、汪伯彦等偏安苟延、贪享安逸、谄媚君主的行径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极论其不可”五个字，读来尤具震撼力，李纲心系天下的直臣形象，登时跃然纸上。

对于另一位抗金名臣宗泽，撰者同样善于通过载其书策谏言的形式来展现其忠义形象。如建炎元年七月丁未，尽录其所上《回銮表》，内中大要云:

臣窃闻将士藉藉，皆愿陛下归京师，云京师是重兵驻扎之本根也;云商旅藉藉，皆愿陛下归京师，云京师是天下贾贩之要区也;农民藉藉，皆愿陛下归京师，云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怀忠义者藉藉，皆愿陛下归京师，云京师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愿陛下体尧、禹顺水之性，顺将士商旅、顺农民、顺士大夫之怀忠义者，早降敕命，整顿六师，及诏百执事，示谒款宗朝，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听张邦昌奸邪辈阴与敌人为地者之语，不胜幸甚!……(臣)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诚，恨其学问荒鄙，不能以激切忠义之辞，仰动天听，臣不胜涕泣痛恨之至!

从中我们尤能深切体会到宗泽虽已古稀，仍渴望报效朝廷，冀望高宗顺应士、农、商、兵等天下万民之心，远离奸佞小人，从而匡复宋室江山!

另如建炎二年五月辛卯，宗泽复上疏奏请高宗“早降回銮之诏”，“疏入，黄潜善等忌泽成功，从中沮之。泽叹曰:'吾志不得伸矣!’因忧郁成疾。泽尹京畿，岁修城池，治楼橹，不扰而办，屡出师以挫敌锋。其抗疏请上还京，凡二十余上，言极且至，潜善与汪伯彦等虽嫉之深，竟不能易其任”。亦以精练的语言道出宗泽收复河山之志和抗金之功绩。而“忌”、“沮”、“嫉”等词，则形象地刻画出黄、汪等奸臣之丑态。一褒一贬，一扬一讽，登时立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建炎初年李纲、宗泽之上书谏言，李心传不惜笔墨，予以详载，是有深刻用意的。在他看来，李、宗等忠贞之士才是实现宋室中兴大业的中流砥柱，载其事迹言行，实为对其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的默许与赞同，这是古代史家在时忌颇多、文网甚密的严峻形势下，通过记载时人重要奏言来寄托和表达个人“忧世”情怀的一种重要方式。

至于建炎二年冬十二月己巳，针对黄、汪二人排挤忠良，迁升左右仆射，并分兼门下、中书侍郎，终得专权柄国一事，李心传更是秉笔直书，无所避忌，其言曰:“二人入谢，上曰:'潜善作左相，伯彦任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更同心以副朕之意。’皆顿首谢。潜善入相踰年，当上初政，天下望治，潜善独当国柄，专权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经画。伯彦继相，略与之同，由是敌国益无所惮。”不仅直接抨击二人之专权误国，而且隐含着对高宗昏聩无道、不辨忠奸的强烈不满。而为了进一步抒发内心悲愤之情，李心传复于注文中继作评论，直斥黄、王为“小人”，无奈之下，发出“(上)决幸东南，无复经理中原之意”的强烈感慨!其“忧世”之思，于此处可谓尽显无遗!

又如绍兴十三年二月乙酉，高宗诏令临安府仿原景灵宫旧规营建新庙景云宫一事，李心传先于正文中详载其奢靡费度:“筑三殿……掌宫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结灯楼，簾幙岁一易，岁用酌献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继而于注文中附载《中兴圣记》、《吕中大事记》诸书对于此事之评论:“渡江以来，庶事草创，皆至桧而后定，然耕籍、朝觐、祀明堂、养老更，武王克商后事也;辟雍、明堂、籍田，光武平陇西后事也。今果偃武修文时耶?果息马论道时耶?宫室虽备，而忘前日巡幸之慎矣。郊庙虽具，而忘前日宵旰之忧矣。朝仪虽肃，而忘前日扈从之劳矣。文物虽新，而忘前日根括之惨矣。”其用意亦显而易见，借此表达自己对高宗朝大兴土木、居安忘危、耽于享乐的强烈不满，冀望时人能够引为鉴戒，毋忘恢复中原之志。

以上所举撰者对当朝弊政不同程度的指摘与批评，无不反映出李心传对近世历史深沉而冷静的反思，这种强烈的“忧世”情怀，以史垂鉴、彰善瘅恶的撰述思想，恰恰是南宋历史编纂学，尤其是私修当代史著述的一个显著特色。

综上而论，《要录》确为一部体例精审、采撰谨严、见识深刻的史学名著，是南宋私修当代史的重要代表作。书中对纪事本末方法的重视，对“褒贬自现”的历史叙事方式的熟练运用，均是这一时期编年体趋于完善、纪事本末体开始成型的重要标志，对于当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撰者将史学视作“非为己之学”的严谨态度，心忧天下，关心时事的历史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同样值得今人学习和继承。

作者简介：屈宁，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