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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为探索社区治理与建设的内生性路径，基于社区的共同体属性，研究提出“社区情绪”这一概念并就此讨论，可得出相关治理策略。社区情绪是指一定时期内社区居民的共享性心理体验，它源于社区居民所具有的共性互依的社区生活需要，通过居民间交往互动，经由情绪反应、情绪推理、情绪循环与强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而生成，为促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提供了必要的情绪基础。从社区情绪的视角可以看到：一方面，居民基于对社区情绪的感受和理解，可通过情绪选择与表达推进社区参与，共享社区情绪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社区管理者基于对社区情绪的内涵与形成机制的把握，可通过制定社区情绪指标及其监测，关注与回应社区居民的现实需要，增强社区认同与凝聚力，疏导与培育社区情绪，引导正向社区情绪，化解消极社区情绪，从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井世洁，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杨宜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吴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社区情绪 社区不但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人际交往和情感满足的空间所在，也是承载居民情绪流动、碰撞和互动的场域。积极的社区情绪会使人们心情舒畅、关系和谐、生活幸福，消极的社区情绪可能点燃或加剧社区内邻里矛盾，诱发群体冲突，成为利益群体分化和威胁社区和谐稳定的源头。情绪是行为动机的基本成分，也是需求满足与否的直接反映。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居民，既可以通过选择和表达情绪，参与社区公共环境的建构，也在主动或被动地感知情绪参与的积极或消极后果。因此，社区情绪与居民的社区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等主流社会治理语境中，相对于数字治理、技术治理等精细治理和刚性治理技术，情绪和心态作为柔性治理部分，与社区治理的效果同样息息相关。 社区的共同体属性 探讨社区情绪的内涵、机制、功能需要从讨论“社区”这个基础概念和其具有的社会属性入手。关于社区概念，是由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将其作为学术概念引入社会学的。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他提出了“社区”这一概念，用以对比理性的、算计的、陌生的“社会”，滕尼斯认为基于地缘和血缘的首属群体组成的社区更具有共同体属性，“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属性被表征为亲密的人际关系、浓郁的情感以及道德和责任的约束。伴随着19世纪城市的崛起，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创立，推动了城市社会学视角下的社区研究。该学派最为关注的是城市中社会互动方式的改变及社会改良。费孝通在解释从美国引入的社区概念时，也强调其共同性的属性和社区概念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意义。然而，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当下的城市社区，已经成为异质社会中过于形式化的空间聚落，居民彼此疏离，俨然成为悬浮于上的“脱域人”。这些问题已引起国内外一些社会学家的警觉与思考。例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曾经尖锐批判现代美国社会整齐的城市规划是表面的秩序井然，而忽视和压抑了人们需求和联系等真实的社会秩序，这比看得见的城市混乱还要恶劣。“城市如何死而后生”？其答案是，必须看得见人们的互动。社会学家蔡禾等人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揭示了在国家、市场等外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的背景下，社区所具有的“城市的治理单元”和“生活的社会单元”的二重属性，描述了因前者强化、后者弱化而致使社区的社会属性日渐淡化的趋势，以及社区给予居民的社会支持和心理支持日渐减弱的现状。社会人类学家项飙也指出当下社区已不足以成为人们心灵所依的“附近”，他呼吁人们应该看见自己的“附近”，找回丢失的交流与联结。 可见，正是共享、公共、交流和联结等特征，赋予了社区守望相助、整合社会和作为社会单元的功能和活力。然而，以往我国社会学学者在讨论社区的这些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属性时，对社区情绪的功能与运行机制关注不足，或仅作泛泛而论。这就影响了对于社区共同体属性的理解和把握，也影响了对社区进行在“城市的治理单元”与“生活的社会单元”之间张力的表达、调整和培育情况的理解和把握。 “社区情绪”概念的界定 社区情绪是居民在日常社区互动中产生的共享心理过程，是社会情绪（social emotion）在特定地域环境和特定社会聚集方式上的表达，是社区水平上的社会情绪，具有群体情绪或集体情绪的属性。群体或集体情绪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也有不短的历史，包括勒庞的《乌合之众》、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集体意识概念、莫斯科维齐（S. Moscovici）的社会表征概念、泰菲尔（H. 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等，都从群体过程的角度涉及了相关的内容。例如，勒庞解释了集群的从众效应，群体情绪的感染传递机制；涂尔干提出了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解释社会整合的机制；莫斯科维齐的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理论提出了社会意识的共同性和沟通的作用，以及社会共识凝聚后形成的表征；泰菲尔则发现群体边界的划分会为内群体成员带来自尊，同时带来群际区隔和外群体贬损的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关于群体情绪的研究摆脱了认知取向一统天下的束缚，涌现出一些新的理论。例如，群体情绪激发的身份理论，即群体情绪系来自内群体身份获得而产生的与内群体成员共享的情绪。这些理论无疑为社区情绪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是揭示社区情绪属性的重要基础，但具体到现代社区，特别是城市社区，社区情绪作为形成良性社区秩序的基本动力和构建社区公共性的着力点，其内涵与心理生成机制可能具有自身的特点。作为社区这一分析层面，它不仅具有一般群体心理特征，而且具有邻里居民特殊群体的特征；它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组织特征，而且具有共同居住的属地先赋性和交往性特征；它受到居民身份的激发，但有赖于社区认同的强度；它不仅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情绪的类别，且因处于宏观社会情绪和微观个体情绪之间，而扮演着沟通彼此的角色（参见图1）。社区情绪既包括个体的、由认同社区产生的情绪体验，也包括这种体验在社区层面上经过人际互动、信息传播等过程叠加混融后形成的集体情绪体验，一般以情绪氛围（emotion climate）和特殊社会事件情绪为表现形式，其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亟待厘清和探究。
社区情绪的基本样态与特征 由于社区具有的共同体属性，社区情绪区别于以往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所熟悉的个人情绪和社会情绪，呈现为一种独特的情绪类型。为更深入地探明社区情绪的属性，以下将对社区情绪的基本样态与特征进行剖析。 社区情绪的基本样态 第一，社区情绪是一种独特的情绪类型。它不但具有不同于个体情绪的聚合性与共享性，还由于产生于社区这一独特的空间场域中，因而具有场景性和即时性。借用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杜瓦斯对社会心理学研究水平（即个体、人际、群体和群际/宏观）的划分，社区情绪处于人际和群体水平上，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区或由社区中某些群体所共享的情绪体验，它的一端连接着社区居民的个体情绪，另一端则与更为宏观的社会情绪相通。从形式上看，它不只简单是社区居民个体情绪的叠加与混合，更应该定位于社区居民之间所形成的同质化情绪状态。从过程上看，社区情绪是社区居民通过社会交往等社会行为，经由社区认同、去个性化、情绪感染与认知加工等心理过程之后而形成的“社区之情”，是一个全新的、与个体情绪一致或相反的社会体验。社区情绪是社区现实的心理晴雨表，折射着居民对社区的感受和态度，也是社区居民行动的动力源，一经形成便会促使社区居民寻求合适的途径进行表达。 第二，社区居民的内在需要是社区情绪生成的深层动因。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连结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需要”之所以能够成为行为的内在动力，在于它能够引发人们的情绪：得到满足后人会平和喜悦，缺失时人会失落悲哀、焦虑忧愁，甚至气愤憎恨。社区情绪作为社区居民共享的主观体验，是他们共同的内在需要在现实环境中是否得以满足的直接体验和主观反映。通过满足居民共性的需要，可以抑制消极的社区情绪并进而引导出积极的社区情绪，实现社区居民主动与持续的社区参与。作为社区成员，如果共性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便会产生积极的社区情绪，否则便可能产生消极的社区情绪，引发不良行为。例如，社区居民对社区环境保护的需要如果不能得到尊重和满足，“脏、乱、差”的环境会引发居民的反感、厌恶、气愤，进而表现出抱怨、憎恨、批评、排斥、改变、疏离等方面的行为。 第三，社区居民的认同性评价是社区情绪生成的中介机制。社区情绪产生于社区居民主体之间的互动，是一种社区居民在与他人进行情绪对比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情绪传递与调节。社区居民的某一正面或负面情绪在社区居民中持续循环，经过多次情绪的反复加强，会推动社区居民形成同质化的情绪状态。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及社区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均对情绪的产生与感染有决定性的作用。社区情绪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社区成员进行身份界定的过程，而社区认同的主体差异性也决定了社区情绪生成的主体差异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相同的社会情境中，有些社区居民会因强烈的社区认同而更容易受到核心社区成员的情绪感染，并产生趋同的社区情绪，而另一些社区居民不会受核心社区成员的情绪感染。 第四，社区的现实环境是社区情绪生成的外在诱因。社区环境是指社区中各种能够被人们感知到的，对人产生影响的现实和具体的情境。可以说，社区环境因素是社区情绪生成的外在条件，包括基层社区服务、人际关系、社区归属、社区内滋生的矛盾冲突，这些都会激发或强化不同的社区情绪，从而引发或消解社区群体性事件和次生社会问题。如果基层政府能够积极改进社区治理方式，构建与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区矛盾的路径和机制，便会推动形成良好的社区情绪氛围基调。 概而言之，社区情绪是指一定时期内，由特定社区中多数居民基于一定的社区生活需要、通过认同性评价而对社区情境刺激所产生的具有共同性特征的心理体验。它是社区居民的主体生活需要、社区情境刺激和认同性评价的有机结合。社区情绪在本质上是社区层面的社会情绪，是建立在对社区事务感知基础上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社区参与，也是透视社区现状及其问题的社会心理表征。 社区情绪的特征 社区情绪作为一种非个体的情绪，又产生于社区这一特定空间中，具有基于空间结构的情境性和弥散式的情绪氛围特征；同时，社区情绪作为情绪类型的一种，同样具有动力性，以及两极化和正负效价的功能性特征。 第一，社区情绪具有空间结构上的情境性。社区情绪的生成有赖于居民在确定的场景中所进行的互动，社区的人口密度、公共设施及社区类型等情境性因素直接影响到人们互动的频率与性质。甚至在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提出者柯林斯看来，“情境共在”是互动的第一要素。可以说，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是一组包含着互动主体、聚焦对象、情感连带等要素在内的情境性系统。个体行为不但是以往互动情境的积累，而且也参与组成了每一种新情境。当人们聚集在如公共运动区、会所、儿童乐园、社区居民活动室等现实社区场景，或者聚集在社区楼组及小区微信群这样的虚拟场景中时，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生活噪声、装修扰邻、宠物放养、环境污染等社区居民共同关注的事务上；当相互之间有了交流互动，此时社区融入以及作为同一社区成员的身份感便形成了，相同的情绪体验也随之产生。 第二，社区情绪是一种弥散式的情绪氛围，是社区居民在互动中产生并被社区居民所共享的情绪体验。社区情绪一经形成，便营造了社区空间中普遍存在的、相对稳定的，并具有共同性的情绪氛围。德·里韦拉认为，情绪氛围是由社会成员建构和感受到的，一个社会中一定情境下个体成员认为多数人会有的感受。社区情绪会被进入该场域的人们所感受到或证实，并成为人们的行为环境、影响因素，乃至人们行为的支配者、驱动力，这种逐渐积淀而成的相对稳定的情绪形态甚至可以被称为“情绪文化”而参与社区文化的建构。社区情绪可能会被两种情形引发：一种是由居民与邻居、物业、社区工作者、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等不同成员之间的互动引发；另一种则由居民的生活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状态引发，例如，小区物业服务欠佳可能会使社区充满着失望和不满的情绪等。 第三，社区情绪是具有动力性的情绪能量。社区情绪是社区运行的能量，是推动社区凝聚或疏离的机制，“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驱动”。当个体因为自身基本需要的满足与否而产生积极或消极情绪时，往往会倾向于自愿地与他人诉说并表达个人感受，由于人际互动的原则系基于寻求情绪一致性，因而情绪从本质上讲便具有动力性特征。社区情绪感染是一个持续循环的过程，它会在社区居民间形成多次情绪的反复加强，推动社区居民形成同质化情绪状态与社会认知。如果居民在社区互动中持续地获得积极的情感能量，他们会形成对社区的承诺，成为所处社区的热情支持者并产生领导者，进而激起更具感染力的情绪；如果人们在社区互动中持续地损失能量，则会导致承诺的消失，相互间会出现逃避与疏远。 第四，社区情绪具有基于群体认同的两极化特征。根据群际情绪理论，社会认同是群体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在社区中，居民之间因为彼此认同或需要的相似而产生的一致性，会通过自我定型与自我锚定等心理机制形成群体认同，情绪相应地也从个人水平拓展到社区群体水平，同时也会促使个体从群体的角度对事件或情境作出评价，从而产生与群体成员一致的情绪认知与体验。一致性情绪的聚集会导致情绪聚合，而分化的情绪更容易被极化，被极化的情绪更容易被社区其他成员感受到，也更容易具有感染性，进而使原初的情绪强化升级。勒庞认为，“群体表现出来的情绪不管好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感动。……群体能够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相反——极低的境界”。 第五，社区情绪具有基于积极和消极效价的功能性特征。效价即关于情绪消极还是积极的分类，是情绪的基本维度之一。成熟且健康的社区情绪应该是以积极、正向为主导的，因为它具有联结社区成员的“黏合剂”的效能，可通过社区积极情绪的再生产过程，协调社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情绪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具有核心地位的元素”。诚然，社区中的消极情绪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存在，但如果焦虑、怨恨、愤怒、恐慌、冷漠、麻木等消极社区情绪得不到及时纾解，整个社区就会充满戾气，消极情绪有可能不断升级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而引发社会危机。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负性能量的激活越强烈，这种能量所释放出的爆发力越强烈”，“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 社区情绪的生成机制 社区情绪的生成会经历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社区情绪的影响下，社区居民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过渡到“社区化”的状态（见图2）。
社区情绪生成前期：相互关注并形成共同焦点 尽管地理位置靠近的人们多生活在同一社区中，但是他们往往呈现分散的原子状态，个体诉求也更具多元化特征，这实际上是缺乏一致的社区意识，和社区情绪尚未真正形成的反映。正如有论者所言，“集体意识与集体情感将共同体整合在一起，整个社会因之形成高度同质化的集体人格，所有个体受集体人格支配而团结为一个特定族群”。社区情绪的形成，需要依靠人际互动才能实现。“当人们聚在同一地点时,开始相互关注，不管一开始是否对其有明显的意识。这种人际的相互注意是接下来要发生一切的起点”。不管是社区中的偶遇闲聊，还是因为邻里纠纷所引发的居民围观讨论，抑或是居民一起与物业磋商社区管理事务，社区居民的聚集为群体性的生成提供了前提条件，而相互关注则是聚集的结果和后续行动的起点。 在社区中，物业管理不善、环境污染、邻里纠纷、治安问题、违章搭建等社区冲突往往构成了社区居民共同关注的消极性焦点，而邻里友善互助、社区服务到位、家庭成员和睦等社区社会资本则传递着积极性信息，营造出美好祥和的社区情绪氛围，成为居民共同关注的积极性焦点。相互关注所形成的注意力聚焦是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进一步推动了共同符号和意义的生产、使用与再创造，有力地促进了社区中群体边界的设置，使人们获得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 社区情绪生成中期：自我表征转化与身份融合 社区情绪生成中期是社区居民之间情境性交互活动的关键阶段，是从“原子化”向“社区化”转化的过渡环节。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自我表征转换与身份融合。人们在前期形成的共同关注与焦点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着作为社区成员的共同规范和身份，从一个独立的个体转化为与所归属群体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从而形成对于社区的认同。 在社区互动中，人们逐渐将诸如遛狗要使用牵引绳、垃圾投放要定时定点等“社区规范”进行内化。这是一个将社区群体身份信息投射于自我的过程，也即特纳所言的“自我定型”——通过自我的社会性转移实现去个人化，从一个普通人转化成与作为社区成员原型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并根据典型的群体特征重新定义、描述和评价自己，同时，将群体规范和价值观应用于自我，产生身份认同。除了自我定型外，还存在另一种社区认同方式，即“自我锚定”。自我锚定主要是指“个体”将自我的信息投射到内群体上的过程。此时，基于共同诉求所进行的人际互动会使人们感知到自我与他人存在高度一致的动作与情绪，从而触发“共享表征”，这会导致自我表征与群体之间形成新的联系；个体开始以积极标准定义内部群体，并将其与相关外部群体相区分，从而产生基于“自我锚定”的社区认同。 自我定型与自我锚定两种认知加工方式促进了“自我—内群体”重叠的形成，自我与他人的边界逐渐模糊，人们会发现与他人在属性与特征上的相似点越来越多，相似程度也越来越强，人们的自我表征由个体自我转变为强调二元关系的关系自我或强调群体身份的集体自我（两者统称为“社会自我”）；个人与其他居民成为社区中的“我们”，人们的社区居民身份凸显，更容易从社区整体的角度认识和看待社区事务，也更接受其他居民的观点与情绪表达。在行动上，居民也会将个人的力量投入到社区事务中来，发自内心的社区归属感也越来越强。这种以社区认同为基础的身份融合源自：评价视角的转换使人们更多以社区典型性成员的身份思考问题，进而模仿这类成员的表现。这一过程也是社区成员间发生情绪感染，和在更大社区范围内传播典型行为模式的过程，这是一种基于认同的情感体验。 社区情绪生成后期：信息加工、循环与强化 情绪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功能，不但它本身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社会纽带形成和复杂社会结构建构对它也颇具依赖性。在范·克里夫（Van Kleef）的“情绪即社会信息”（Emotion As Social Information，简称EASI）模型看来，情绪信息加工系统分为情绪反应和情绪推断两种加工路径，且这两种路径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在这里，本文基于此理论脉络对社区情绪的信息加工与循环强化进行论述。 人们总是寻求成为人际互动进程中的一部分，而所有的互动都有唤醒情绪的潜力。当社区充分通过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开展多种多样的社区活动时，尤其在居民进行公共事务的规划、讨论和决策活动中，往往能建构出包容、开放、互助、和谐的社区文化。同时，社区居民在社区互动中形成的身份融合及社区认同，也会使他们产生情绪的模仿和感染。自发地模仿和合并互动对象的语言、表情、姿势和动作等，会使自己和其他居民都融入情绪传递者的情绪，出现积极情绪的汇聚，或者形成相同情绪。 另外，由于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区中也会出现各种冲突情境。在社区冲突中，由于互动情境的协调机制遭到破坏，互动双方的节奏会由此混乱而无序。此时的互动双方都希望借助争夺节奏主导权来引发注意，导致每一方群体的节奏都会被打断。这种微观节奏的反复被打断会加剧情绪传递者的紧张与愤怒情绪，进而传递给情绪接受者。有学者指出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存在着“觉察——模仿——反馈——情绪”的情绪激活机制，互动双方可以觉察到对方的情绪，并通过自发地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及其他非语言线索的方式，或经由身体反馈产生相应情绪体验。 社区情绪生成的另一路径是推断加工，也即社区居民对他人情绪有意识的感知、分辨与接受，这是一个理性的情绪理解与接收过程。社区如果具有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和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居民们会因为相同的观念和情绪而引发共鸣，也会因为目标与价值观的差异而出现争端与纠纷。可以说，社区中的互动与沟通常常具有发起者的明确意图与动机，因此，情绪的人际传递会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受到来自高级认知系统的自上而下的调节。 社区情绪的推断加工路径强调情绪接受者将他人表达的情绪信息作为社会决策的信息输入，进而产生认知层面的人际效应。情绪接受者进行情绪推断加工时受到信息加工程度和合适性判断这两类因素的影响。情绪观察者的信息加工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认识动机和评价推断能力。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智力和工作记忆能力较强的人会具有更强的情绪信息加工能力，也会更倾向于采用推断加工路径来形成社区情绪。在社区互动中，人们会将自己的情绪与他人进行对比，如果认为合适，便接受他人的情绪进而表达出相同的情绪，这符合社区所共享的解释策略及情绪表达规范，也即成为情绪观察者所作的合适性判断，而合适性判断的形成与否主要取决于社会情境特征、表达内容、表达者本身特征和观察者特征。 不管是情绪反应还是情绪推断，都应该被归于人际和情境水平的社区情绪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关注发生在社区情境中的人际过程。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社区情绪作为整个社区或由社区中某些群体所共享的情绪体验，还需要社区层面或社区内群体层面的情绪循环与强化。社区内的情绪传递不仅仅包括单向传递方式，也包括双向传递，更包括社区内更多成员的网状传递过程，这一过程通过情绪反应和情绪推理所形成的情绪点线构建成大量密集的情绪链，进而组接起更为复杂的群体情绪结构；另外，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情绪体验同时充当他人情绪和行为的诱因和结果，经多次反复加强，并呈螺旋上升态势，推动社区居民形成同质化的情绪状态和社会认知；与此同时，基于社区认同的身份融合使得居民在高度互动的情绪传播中，互为表达者与观察者，各主体间情绪的流动聚合使得更具感染力的强情绪带动着弱情绪，并最终形成共趋性情绪。这时，社区居民感受到的是情感共鸣与交融状态；情绪效能的增量不断扩大，进一步推动社区从分散走向团结，社区情绪得以形成。 应该说，社区情绪产生于特定社区时空之中，以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满足与否为关键点所触发。社区情绪系通过社区居民的交流与互动，形成彼此间社区认同的建立，经由情绪反应或情绪推理的加工，进而通过情绪循环与强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生成，是一种具有整体性、共享性和动力性的情绪。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社区情绪治理策略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到社区，社区治理的参与和评价主体是社区中的“人”，其核心目标则是促进关系协调和积极社群达成，以增进居民福祉。因此，本文提出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对社区情绪进行治理的策略。 社区情绪的指标制定及监测 社区情绪是基层社区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社区情绪的共享性、趋同性、易极化性和动力性，使其具有极强的能量，既可以增进社会团结，也可能成为引发社会疏离的动因。同时社区情绪还经历酝酿、发展和爆发等过程。因而，对于社区情绪进行精准检测，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社区居民的共同需要，发现社区中的矛盾点及产生原因，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居民心理疏导和心态调适。这里既包括居民自身主动自觉进行的由内而外的表达和调整，也包括社区自组织和社区管理者由外而内的干预和引导。 第一，对社区情绪进行测量是预测社区情绪的重要前期工作，可通过两种方法设定指标。一方面，通过将社区居民所体验情绪的平均水平作为社区情绪的测量指标，参考借鉴以往针对社会情绪的指标维度，结合社区现实情境对测量指标进行设定；另一方面，借助于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智慧社区”治理模式，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统计或机器学习等技术，对与社区相关的网络信息进行语义定向或极性分析，测算出社区情绪指标。 第二，社区情绪监测需要以完善的监督体系及顺畅的传递渠道作为支撑。建立完善的社区情绪监督系统，有助于对社区情绪进行追踪和管理，从而获得对社区情绪的整体了解，进而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良好的社区情绪管理系统还需要重视社区中意见领袖的情绪状态，对特别敏感的时间节点、特定事件发生时期的社区情绪予以关注，研判社区消极情绪的焦点源头和所处阶段，及其持续性、强度以及可能走向，并据此制定相关应对方案等。 对社区居民现实需要进行关注和回应 在社区中生活得安全、舒适、便利、有秩序、有人情味是社区居民的共同需要。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应该成为面向居民需要，让居民放心、安心、舒心、顺心的生活港湾。然而，由于不同社区的建设与治理水平不同，主体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高的社区居民难免会因需要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引发心理失衡，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同时，社区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加剧和扩散居民的消极情绪。因共同需要未能满足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极易通过互动、循环与强化演变成群体性社区情绪，导致社区冲突的升级甚至失控。 只有精准地把握社区居民的现实需要，特别是识别出社区居民普遍而紧迫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向社区居民提供相应服务，才能遏制与缓解愤怒、不满、恐慌、怨恨、焦虑等负向的社区情绪，推动产生和凝聚互助、互惠、互容、互信的正向情感能量。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深入的民意调查了解社区居民所想、所思和所感，建立保障社区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机制，着力改善民生，坚持有针对性地开展惠民工作，化解和消融不良的社区情绪。 加强以社区为基础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满足居民多元化需要的一种新型社区服务供给方式。通过形成自下而上的“需要回应”和上下结合的“需要治理”之间的互动局面，动员拥有专业技能和资源的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高效服务，谋求多中心治理的社会服务供给，可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优势互补、协同供给。这样不但有助于满足社区居民的共性需要，更能培育居民的自治意识，促进其社会参与，提升社区凝聚力。（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慈善力量）“五社联动”行动框架下的社工站建设便是推动政府、社区和居民等多方力量有机融合和多元服务常态化的新尝试，在很多地方成为满足社区居民需要，培育居民积极社区情绪的基础性平台。 提升社区认同与凝聚力 社区认同是居民认知结构中的对于社区边界的表征，是社区成员对社区共有价值的认可与赞同。社区认同影响了居民对社区功能状况的认可和对社区的情绪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情绪内在于社区认同。而若从社区情绪生成路径上看，是社区参与及感知首先推动了社区中的群体分类，并促成同类社区成员的社区认同和积极互动，进而激发了社区成员共享的情绪模式。 第一，通过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升社区认同进而管理社区情绪。推进党建引领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将党支部嵌入社区治理结构之中，形成“社区—党支部—居民组—楼栋”四级动员结构，通过发挥党支部的群众动员作用和整合社会资源的方式，强化党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及社区居民相互之间的联结，为社区居民的主体性社会交往营造空间与平台，提升社区情绪的调控与管理水平。除了通过强化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外，还可通过培育社区中“社区骨干”的方式发动、带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化解纠纷矛盾，进行沟通协调。这将有助于强化社区凝聚力，对于培育健康积极的社区精神氛围，促进社区情绪的正向成长与传播有重要意义。 第二，社区还要注重社会公益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使社区社会资本在互动互助中得以培育，推动社区参与由浅入深发展，逐渐巩固加强社区认同。强调社区居民间的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共同目标与共同情感，同时提倡社区内“和而不同”氛围。社区居民不但能够在社区中体验到因凝聚与认同所带来的归属感，也能够感受到社区、集体对于个体独特性的包容，使人们获得充分的个人价值感。 疏导消极的社区情绪和培育积极的社区情绪 第一，社区中的消极社区情绪难以避免，若未及时处置，其强度会急速攀升，成为社区群体性事件爆发背后的情绪能量，并加剧爆发的激烈程度，甚至导致事件失控。 对于消极的社区情绪，应该秉持宜散不宜聚、宜解不宜结、宜顺不宜逆的原则，通过建立信访和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形成完善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社区居民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公共事务参与权利，推动社区中的协商对话，实现有效沟通、良性互动，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第二，除了关注消极社区情绪治理外，积极社区情绪的培育与营造也应引起重视。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国家社会心理建设的基调，而积极社会情绪是组成社会心态的基础。在社区中，应关注社区情绪建设，通过建立多元参与、全面覆盖、多措并举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开展针对社区居民及社区层面的心理辅导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推动社区情绪氛围的调节和引导，基于此，进一步凝聚社区共识、促进社区团结、激发社区活力，造福于每一位社区居民。 第三，居民对社区情绪建设也负有责任。社区治理与建设不等同于社区居民被动受控，相反，居民的社区情绪表达正是社区氛围建设的参与方式。表达积极的正向情绪，如友爱、温暖、亲密、关心，让自身获得信任、安全、秩序和归属的感受，既是社区居民贡献积极情绪的途径，还会成为居民最终享受的结果。因此，有意识地化解负面情绪，赞许鼓励积极情绪，营造友善和谐情绪既可以是一种公共参与，也可以是居民自己的事情。从社区所具有的治理与社会双重属性的角度看，居民参与社区情绪氛围的营建，将在“生活的社会单元”与“城市的治理单元”之间形成建设性的张力，使居民从脱域的悬浮状态回到可以置身其中、安心其内的温馨生活状态。 结语 社区是一个“实体”，是整体社会的“具体而微”的单元，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整体。从社会治理的语境中讲，社区更是一个化解问题、促进发展的重要依托。在推动社会治理“最后500米”努力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建设“在社会意义上的丰富的附近”，回归社区“最初500米”的功能，社区居民便有了建构意义的“锚定点”，可以基于更多互动建立起相互认同并形成凝聚，这会使社区居民更深地根植到社区之中，而不是被闭锁和监控在社区中。唯有如此，人们才可以打开新的行动空间，激发新的行动能力，重构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只有社区里的人富有活力，社区才会富有活力，并“形成社会的自我保护”，而这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责任编辑：学术人与实践者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本订阅号仅用于学术与思想公益，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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