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康熙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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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庄子諵譁·大宗师第六·汉宣帝与丙吉

中国历史上的光辉时代，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文帝、景帝父子两人，在政治上最了不起；唐代是唐太宗「贞观之治」。宋、元、明，没有特别可提的。到了清朝可提的是所谓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到乾隆，父子孙三代之间，在历史上文治武功都了不起，值得钦佩。可是历史上这些时代，真正思想的指导是道家，尤其是老庄。

摘自：孟子与公孙丑·章句上·汉宣帝的论评

自周秦以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为止，在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纵然经过多次的改朝换代，但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却始终一贯，并没有多大的变动。至少，在过去是如此，都是效法三代以后家天下的帝王制度。所谓改朝换代，也只是政权上的转移，除了执掌军政、在人事制度及职官的称谓上稍有变更外，其君臣之道的办事精神也是依然如故。这种文化思想与历代政权的结合，始终都是标榜孔孟儒家的王道政治，表面上始终一贯，不敢违反。事实上，它的真正内幕，司马迁《史记》已经隐隐约约、含含糊糊地指出，都是以权力假借仁义而实行其王霸道，也就是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等各家学说掺杂互用的治权。最明确而具体说明的，只有汉宣帝前面一段真正的老实话。由此历魏、晋、唐、宋、元、明、清，走的都是这条路线。最后，做得最精彩、有声有色而远超历代的，莫过于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所以清朝在前面一百多年的文事武功，都大有可观之处。

摘自：孟子与离娄·章句上·帝王和臣子的著作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孟子》这两句话，后来被中国帝王用政治手段把它歪曲了。从《孟子》这些话以后，第一个写一部帝王学的就是唐太宗，他自己写的这本书叫做《帝范》，做皇帝的典范，他想留给儿子，留给后代的子孙。这本书中，何尝不谈到仁义？也谈到孔孟这些仁义。但是你把《帝范》拿来仔细一读啊，这个仁义问题就很大了，绝不是孔孟所讲的仁义，已经变质了。唐太宗的手段被一位女士看出来了，什么人啊？武则天。太宗写个《帝范》，她武则天就写一本书拍一下马屁，书名叫《臣轨》，所以后来唐朝就被她拿走了。你作《帝范》，说当皇帝要怎么怎么当；我写的书《臣轨》，说当臣子要怎么服侍好这个皇帝。这两部书妙得很，对称的，中间谈的也都是孔孟之道，仁义道德。

接下来，唐代一个臣子写了《贞观政要》，是唐太宗死后，把唐太宗的《帝范》和武则天的《臣轨》两个精神合起来的一部书。这本书出来以后，无形中好像给后来的帝王们一个典范，说应该如何做一个领导人。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喜欢读《贞观政要》，乃至出家人都在读，这很奇怪了。我说你们想当朱元璋吗？这些书是想当领袖的人读的，我们读了没有多大用处，看看好玩而已。这两个合拢来的内容，是真正中国文化精神的仁义之道吗？不是的，你把它们一分析、一整理啊，通通是杂家、霸术，权术。

我们再看历史上相关主题就很多了，《千秋金鉴》，张九龄作，也是作给皇帝看的。后来宋朝的司马光作一部《资治通鉴》，是教皇帝从历史上学习怎么样处理政治，所以是资治，是教育皇帝的书。我们读《资治通鉴》，可以当历史资料读。《资治通鉴》的精神，在司马光的论述里，都离不开《孟子》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两句话的原则。

那么最高明的是什么人呢？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皇帝，都有著作。老实讲他们那些著作，比汉、唐、宋代的著作还要好，对于杂家、霸术、权术等，他们全套都懂。

摘自：老子他说·前言·太上老君与李老子

研究《老子》的学术，用之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等等方面，尤其与开国创业时期的关系，就要把康熙以来历朝事物，研究得清楚，那大概可以知道老庄哲学的运用了。

清康熙在八岁的幼年，就登位当皇帝了。当时中国的版图，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受他统治，外面有四个强有力的藩镇、诸侯，内在有掌握了大权的权臣，他的帝位还在摇摇欲坠。可是他在以后的几年中，能够把内在的障碍排除，外在的势力削平，进一步，奠定大清二百余年的基础，都由于他六十余年的努力，打好了升平治世的根基，这都不是偶然得来。可以说有清一代的成就，上比汉、唐两朝还更兴隆，还更鼎盛。

回顾历史的陈迹，展望未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动乱的时代，大概不会再延续太久了。照历史法则的推演，应该是丁卯年（一九八七）以后，我们的民族气运与国运，正好开始回转走向康熙、乾隆那样的盛世，而且可以持续两三百年之久，希望现代青年，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就更要懂老子的思想学说。

摘自：老子他说·第四章·汉文帝、康熙、郭子仪

从事功方面来讲，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建立一代事功的帝王，严格说来，只有汉文帝和清初的康熙。尤其康熙善于运用黄老之道的成就，更有过于汉文帝的作为。

汉文帝是老老实实地实行老子的哲学来治国，奠定两汉四百年的刘家天下。康熙是灵活运用黄老的法则，开建清朝统一的局面。以十多岁的少年，处在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而能除鳌拜，平三藩，内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前明遗老，外略蒙藏而开拓疆土，都自然而然地合于老子的「冲而用之或不盈」，「挫其锐，解其纷」的法则，深得老子的妙用。因此，他特地颁发《老子道德经》，嘱咐满族亲王们加以研读，奉为领导学的圣经宝典。

摘自：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第三章·第二节

清代入关之初，西藏密宗黄教的祖师，第五代达赖，已经在明末时期，潜与满州有了默契，同时满州为了牵掣蒙古，联合满蒙的力量，也极力崇敬章嘉呼图克图。所以满州入关之初，便册封达赖、班禅，又尊奉章嘉十四世为国师。自顺治至康熙，都与蒙藏两地的密教，有息息相关之妙。顺治虽然也从玉琳国师学过禅宗，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羁縻喇嘛，推崇密教的政策。无论为政治的需要，或宗教的信仰，初期的清期，是偏向佛教的密教的。

摘自：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第七章·第五节

满族兴起的初期，远在东北，早已有一位有道家学术修养的范文程，为其灌输道家政治思想。及至康熙时代，「外示儒术，内用黄老」的政治方法，亦成为康熙建立大清帝国的最高原则。他曾颁发《老子》一书，命令满族王公大臣熟习深思，作为政治哲学与政略运用的根本法则。但对于道教，除循例封赠张天师世系，以为羁縻之外，对其余有关道教各派，因鉴于元朝白莲教故事，举凡类似另有门派组织，或近于巫觋邪者，皆在严禁之例。

如《大清会典》载：「崇德间，定满洲蒙古汉军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

「康熙元年，凡有邪病请巫师道士医治者，须领巫师道士禀知各都统用印，文报部方许医治，违者将巫师道士交刑部正法，其请医治之人，交刑部议罪。

「康熙十二年，议准无为白莲焚香混元龙元洪阳圆通大乘等邪教，惑众聚会念经，执旗鸣锣，聚众拈香者，通行八旗直省，严行禁饰，违者照例鞭责枷号。」

其时，清代的学术，概如儒、释、道三家之学，正有变今而返古、效古而趋新的动向。儒家思想，由理学的空谈性命，一变而为崇效汉学，走向清儒朴学的路线。佛家的禅宗，则由口头禅转变为坐禅习定的旧路。道家的丹法，也从迷离杂乱的旁门，而步入汉魏之间方士修炼身心的途径。故代表道教的，除了北宗全真道的龙门派与张天师世系的正一派以外，其余皆已若隐若现，碌碌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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